Tag: 庄祖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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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海内外的华人教会圈子 中，似乎存在两种极端的观点。第一种信徒，有律法主义、靠行为称义的倾向，强调努力为主作工，以服事多、事奉忙为荣为乐。虽然口里嚷嚷着累，却隐隐约约地有一种成就感与安全感。另外一种信徒，则完全相反，自认为既已得救了，而且救恩是不会失落的，就可以安然无忧地等待被提上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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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人教会圈子里，加尔文及其神学体系──即俗称之“加尔文神 学”或“改革宗神学”，可谓如雷贯耳。然而同时，加尔文神学最近也在国内造成极大的论争与裂痕。当我去国内时，常有国内同工小心翼翼地私下问我：“你对改革宗神学有什么看法？”后来我才知道，有些地区的教会分为“唐崇荣派”、“反唐崇荣派”，及“中间派”三大派，几乎已经到了互不交通、互不合作、互不往来 的地步，可见其对立之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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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世华人基督徒热烈庆祝马礼逊来华200周年纪念之际，华人教会如何推 动宣教，就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前几年兴起的“福音传回耶路撒冷”运动，也成为众所瞩目的焦点。有人听到国内家庭教会已在招募成百上千的农村青年学习阿拉伯 语，就非常兴奋地认为，这就是未来中国教会宣教的希望。但是也有人忧心忡忡，认为这些农村青年的知识水平，恐怕无法胜任这种跨越文化的宣教重任，因而认定这是一个错误的宣教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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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ffering is a universal issue faced by all people, from ancient times down to today, Chinese and foreign. All religions try to provide a solution to this reality of human life. As Christians, our attitudes and viewpoints on suffering reflect our understanding of our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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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基督教圈子里，受后现代思潮影响最深、最早的，乃是神学方面。因为任何的思潮都是先由学术圈子里开始酝酿的，然后才会逐渐影响到社会大众。所以“后现代”现象固然是这二、三十年才受到注意，其实早在一百多年前，后现代思想已经开始影响了基督教的神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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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中古世纪以来，西方基督教国家一向把基督教视为独一的、绝对的、排他的、超越的，也是唯一拥有从神而来的启示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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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受现代科技与理性思想影响下的社会，不约而同的人们都强调工作效率与绩效，因此 “节目”（Program）是最关心的焦点。在这种环境下的教会，很自然地，也讲究效率与组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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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既然是对“理性主义”的一种反弹，许多自“启蒙 运动”以来深植人心的基本观念及前提假设，如“理性是检验一切真理的依据”、“主观的体验是不可靠的，惟有能经得起客观验证的才是真理”、“科学是绝对的 真理”等等，也都被弃之如敝履。因此，后现代主义者，不但争论什么是检验真理的途径，他们甚至连真理的存在都予以否定了。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现代基督教的 护教学自然受到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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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的释经学，特别是在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之后，强调对原文圣经的研究及解释。而当时“唯独圣经”（sola scriptura）的口号，更表明圣经是基督徒信仰及神学唯一的基础与准绳。因此，圣经的“文本”（text），成为释经学的核心关注所在。所以传统上，释经学是解释圣经经文的工具，提供寻求及确定经文意义的方法。同时，传统的释经学强调，应该以各种途径，去寻求明白“作者原意”（author’s intention）。因此着重文字、语法、字源、语文及相关历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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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重要的不是观众的回应如何，而是作为一个传福音的人或媒介，我们所传递的信息是否准确？有否容易误导别人？是否在信息中会引起不必要的争议？凡此种种，都是传福音的人或媒介极大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