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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是二次大战后在香港信主的,所属的教会虽然也是属改革宗背景,但在主日除了上教会 做礼拜之外,最多就是参加青年团契的祷告会;一旦离开教会,其他的事,例如做功课,购物,上馆子等,都一样照做。到了西敏神学院,才发现基督徒对旧约律法 有如此不同的看法。当然,若是我们回应安息日会所引起的争论,并负起向犹太人传福音的责任,我们更是不能回避这个重要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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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1 年底,基督徒们殷切期盼全美的殖民区──这些殖民区不久就组成了美国──能回归原本的基督教精神。但到了1742年,此大复兴的精神却产生了变化,原先以圣经为本和基督徒相爱的精神转为狂热,传道者开始彼此控诉未真正重生得救,基督徒们开始分不清楚“基督样式的灵”和“未被控制的狂热”。而当时的报纸充斥 著偏激的言谈,许多初信者不肯听从智慧人的劝导,就开始分裂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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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听──神学言说的开端》,是余达心牧师(现任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院长)最新出版的一部系统神学专书。在这本书中,余牧师尝试着从当代的神学处境出发,对系统神学做出新的适切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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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福音》的最后一章,记载了一个奇特事件:耶稣三次问门徒彼得:你爱我吗?耶稣怎么了?这是情窦初开的少女才会提出的问题!但是耶稣是救世主、万能之神啊!这问题怎么样都与他的身分不相称,而且他还问了三次(在彼得给了肯定的答复之后还不甘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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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路加记载了32个国家、54个城市、9个岛、无一差误。官员的头衔也因时地之异,有精确的记载。著名的罗马历史学家施尔温•怀特(A. N. Sherwin-White)说:“《使徒行传》已証实具有压倒性的历史正确性,罗马史学家皆视其为理所当然,任何新的挑战也只是枉费苦心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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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丁自413年至427年,奋力写作《上帝之城》。同时期,他也面对当时 教会中的 “伯拉纠派之争”(Pelagian Controversy)。北非主教们在412年的“迦太基会议”,已经定罪伯拉纠(Pelagius)门生柯里提(Celestius)的教训。在巴勒 斯坦的耶柔米,也极力抵挡伯拉纠的教训。罗马主教英诺森一世(Innocent I)也裁定:伯拉纠派若不认错悔改,则被开除教籍。奥古斯丁以为“伯拉纠派之争”终告结束。然而,伯拉纠派死灰复燃,又以新的形式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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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以生在北京、长在北京,而感到有一种优越感。但这20年来,北京的变化太大了。许多人觉得北京变得现代了、时尚了,但在我的心里,她已不是原来的她 了。她失去了昔日的韵味,我失去了许多的灵感,甚至有时都有点麻木。我迷失了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迷失在用钢筋水泥铸成的森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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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因为丈夫病了近30年,退休后又深感人情冷漠,内心像结了冰一样,了无生趣。移民到澳洲后,丈夫病逝了。但这时我已经信主两年,神与我同在,衪医治了我心灵上的病痛,使我冰冷的心溶解,让我重获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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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在那一刻,一个轻柔的声音,在我耳畔亲切响起:“你愿意为我成为一颗小小的默默无闻的铺路的小石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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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条件非常艰苦。没有稳定的聚会点,我们就利用马路边或公园的亭子,作为聚会场所。要是碰上好天气还好说,若赶在刮风下雨,那境况之艰苦就难以想像了。但 神赐给我们火热的信心,环境的艰苦和物质的匮乏,并没有影响我们对神的追求。我们积极地传福音,神也把得救的人数一天天加给我们。神更让我看到盲人朋友心 里的饥渴、对上帝真理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