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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终于,我和文兵结婚啦!经历一场结婚大典的“折腾”之后,我们开始了期盼已久的蜜月之旅,目的地是东南亚的柬埔寨。 我知道这有点不寻常。所有人在知道我们要去柬埔寨度蜜月后,都会劝说半天、担忧半天,最后还是没法理解,说我们是“神经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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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举目》57期,我们整理、刊登了1992-2012年之间,上帝在[海外校园机构] 的恩典。从图表中,我们看到凭著简单的异象,居然能从一对中年夫妇,发展出一个跨国的团队;从一本杂志,发展出多元化的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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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华人的文化,有时候和圣经的教导是一致的,有时候是分歧的。比方说,华人很喜欢讲“福气”或“福分”,而圣经第一卷书《创世记》就几次提到上帝“赐福”给大地 (1﹕11)、安息日(2﹕3),和人类(1﹕28,5﹕2,9﹕1,12﹕2-3,17﹕16)。《诗篇》第一篇,讲的也是 “有福”的人是谁。可见,华人文化和圣经,都非常看重“福气”或“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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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错综复杂的人伦关系中,每一个人都要扮演不同的角色。有些人像是“三明治”:对上要照顾父母,对下要教养儿女,中间还要维系夫妻关系。如此,要如何同时完成这些责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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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一天,一位新娘在取景时后退,一下子掉进湖里。紧急关头,她的弟弟毫不犹豫地跳下去救她。当弟弟把姐姐推上岸之后,弟弟却上不来了,刚刚被救的姐姐又一次跳入了水中……最终,弟弟被救,可是身披婚纱的姐姐却失去了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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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目前华人教会中常见一些课程,虽说是与人际关系及个人成长有关,但内容却是以夫妻之间的关系为轴心,认为人际关系中以夫妻之关系最难处理,若能驾驭,就能增进人际关系及个人的成长。但笔者由神学研读,进 入宣教的思考,很自然发出两个问题:一是这类课程是否有足够的圣经基础?二是在培训之后,是否就是如童话故事的结局:“他们就永远快乐地生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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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谢文郁 本文原刊于《举目》58期 (继上期)         1978年,在邓小平的组织和推动下,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这是中国政府施政的转捩点,也是中国现代历史上的转捩点。从此,中国社会的发展,开始展现新的一页!中国教会也开始为上帝做新的见证! 挡住福音的大墙         近代以来,在西方列强的冲击下,中国人在救亡心态中寻找强国之路。五四运动的旗手们,认为在“民主”和“科学”中找到了这一道路。他们大力鼓吹理性主义,反对宗教,认为宗教如同迷信,违反理性、违反科学。        很显然,这是一种以人的理性为本的人文主义思潮。在1922-1927年的非基运动中,这是内在动力;在1949年开始的共产主义运动中,这仍然是主要推手。        非基运动期间,面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唤起的热情,以及中国思想界开始兴起的理性主义,西方宣教士深感好像面临一堵又高又厚又结实的墙,挡住了福音的传播。为此,他们发动了长时间的跨宗派联合祷告,求上帝拆毁这堵墙。        然而,上帝似乎没有理会他们的祷告。很快地,中国进入了动荡不安:8年抗战,加上3年内战。接着,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执政。一个政治运动接一个政治运动,和传统决裂,要建立一个崇尚理性的理想社会。         在马克思主义这种意识形态中,以人的理性为本的人文主义,获得了终极性的表达。这堵理性主义大墙,是越筑越厚、越高、越结实了。        我们看到,在五四精神的推动下,中国人愈发相信自己的理性和能力,高喊“人定胜天”,坚决拒绝上帝的祝福。70年代之后,在中国大陆这块土地上,已经没有公开的教会活动,甚至连“基督教这个名词都不容易听到。        五四运动的精神,似乎已经主宰了中国人的思维;上帝究竟要如何祝福中国呢?所有关心中国基督教发展的人,都困惑不解。 在这极端中窒息        当中国人以为自己的理性和力量可以做一切事情时,上帝和中国人开了一个玩笑:放手让我们的理性往极端方向发挥!        人在理性中追求控制一切,把所有事情(包括人的思想、感情、活动)都控制在秩序里。在70年代的中国社会是井然有序的:一切都听从上级的安排,思想必须和中 央保持一致,讲话只能重复上级规定好的语言,工作也是组织上安排的。粮食要粮票,食油要油票,买肉要肉票,烧煤要煤票,等等。        这样的社会,当然也是死板的:思想保持一致,说话保持一致,行动保持一致,每人每月分配油票4两、肉票半斤,等等。一旦遇到农业欠收,就连这些供应也无法保证。中 国社会在控制秩序中停滞不前,中国经济在理性计划中走向崩毁!可以说,五四运动的理性主义追求,在这里已经实现了。中国社会在五四精神中走向极端,并在这 极端中窒息。        这便是人在理性上,对中国社会进行控制的典型写照!        人的理性是在推论中进行的,推论是从前提出发的。也就是说,理性 需要推论前提作为出发点。毛泽东在世时,这个推论前提自然就是毛泽东的思想和说法。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 都必须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要始终不渝地遵循”),被奉为推论前提。        先是对社会各阶层的人进行控制,进而是对自己的部下进行控制,最后是人人自危:对他人进行严格的控制,反过来是自己被严格地控制。镇压别人,自己也被镇压。现实就是这样严酷的!在这种理性推论中,在严格的控制中,中国人的思维走向死亡,中国社会也走向死亡。 摸著石头过河论        邓小平作为国家领导人,在文革期间又起又落,几乎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对于彻底的理性控制带给个人和社会的危害,有亲身的体会。当他第3次复出,推动改革开放时,提出了“黑猫白猫论”和“摸著石头过河论”,主要目的就是对抗“两个凡是论”。        与此同时,他在思想理论界,推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这个讨论,也称为思想解放运动。就其直接诉求而言,是反对“两个凡是论”;就其思想运动而言,是反对空洞的理论争论,而在实际上,消解了中国思想界中,占据主流的理性主义思维。        理论之争是严格的理性主义,邓小平深深感受到这种理论之争(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之争),只会给中国带来灾难,必须放弃! 他的“摸著石头过河论”,具有相当的非理性倾向,是在对河流的深浅、河岸在何处无知的情况下,往前走!        当然,邓小平不是基督徒。他无法直接领受上帝的启示和引导。但是,我们相信,上帝在中国历史发展中,掌握著主权。        五四运动以来,上帝放手,让中国人的理性主义得到充分发展,目的是要中国人知道理性力量的极限。邓小平在落难中看见了这个极限,并力图带领中国人摆脱制约,另寻出路。这是上帝拆毁这堵大墙的一步。        上帝听到了西方宣教士跨宗派的联合祷告。祂按照祂的方式,一步一步地拆毁这堵阻拦福音进入中国的大墙,直至完全、彻底的拆毁! 给三自教会松绑        接着,中国社会进入了改革开放时期。同时,政府开始给三自教会松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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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成为一体,是上帝在设立婚姻时,对夫妇关系一个等同于命令的描述,既不仅止于元代管夫人、为了劝先生不要纳妾而写的《我侬词》的缠绵,也不是近代男女在婚姻中争权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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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0年,[海外校园机构](OCM)在迈向新的里程碑以后,董事会及同工经过多次多方的研讨,确定了这一个机构各项事工的异象、使命、核心价值、策略和方向。在这20周年纪念之际,愿所有参与的牧长、同工、作者、读者与我们有共识,能一起同心、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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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原刊于《举目》5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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