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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犁 本文原刊于《举目》25期 2006年四川特别热，8月初仍是骄阳似火。我和几个弟兄姊妹，踏上了去九寨沟勿角县方舟残疾孤儿院的征程。从早上7点坐火车、汽车，到晚上8点，终于到了。 孤儿院坐落在群山环绕的山沟里，一条清澈的小溪蜿蜒地从山谷中穿过。我们的车在公路边停下，刘院长及他的院工们在门口笑盈盈地迎接我们。 孩子们听见我们来了，也一窝蜂地出来，“叔叔好！阿姨好！婆婆好！”非常有礼貌。 安排好住处，就到了用晚餐的时间了。我们来到厨房和食堂连在一起的大土房，黑黑的，里面安了4张小圆桌。平常孩子们也在这里用餐。一边吃晚饭，刘院长一边与我们聊，一直到深夜12点多。 这个藏区残疾孤儿院，是刘院长及他的同学，倾尽毕生的积蓄，通过国家民政局正式批准、办起来的。有21个孩子，大多是民政局推荐而来（以往藏区的孤儿、没人要的残疾儿童，都送去庙里）。 这里有十几个孩子，有的驼背，有的脑残疾智障，有的先天性心脏残损……这些孩子刚来时，不仅身残，心更残，或者不肯讲话，或者脾气暴躁，乱吼乱骂人，还打人、咬人。经过刘院长及院工们一对一的抚育、教导，又教他们良好的卫生习惯，孩子们从心灵到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变。 现在孩子们很乖，每天早晨7点起床，在操场上跑步、做操，然后端著自己的小脸盆，一排排放在阶沿上，等老师盛上水后，自己洗嗽。每餐饭前，他们要唱谢饭歌， 祷告，饭后自己洗碗。哪怕是不能站立的孩子，也自己洗碗，如有一个小女孩，走路时要用一只手，把一个凳移到前面，屁股再坐过去，手又把凳往前移，也自己洗 碗。 孩子们黑红的脸蛋上闪著光，常常发出开心爽朗的笑声。在这充满爱的大家庭里，一点也看不出他们是孤儿。刘院长与孩子们就像爷孙一样，有什么急事，孩子们就抱着他的大腿，“爷爷、爷爷”地叫个不停。 我们来的第二天早上，孩子们还为我们表演了许多节目。除了跳藏族舞、唱藏族歌外，孩子们还会唱许多赞美诗歌，边唱边跳。我被这场面感动，也教他们跳了“哈利路亚赞美主”。孩子们学得很快。 虽然，这里的房子是危房（我们住的二楼，墙面就有很大的裂缝），但孩子们在主爱的包围中，生活得很快乐。他们知道神爱他们，是主耶稣救了他们。 创办这所孤儿院的刘院长，是已快70岁的老人了。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决心和信心？原来，他出身在基督徒世家，有着神奇的经历： 1957 年，他父亲被打成右派，又因是专职神职人员，于是被加上“反革命”的帽子，丢进监狱。妈妈带着5个孩子揭不开锅时，他却因为毕业于华西医科大学、被分配西 藏工作，以藏语学习第一名、业务考试第一名、棋类比赛第一名的成绩，被政府选拨在达赖身边当医生，工资为150元钱（超过任何一个同班同学）。这样，他就 有足够的钱寄回家，供养母亲和弟弟。刘弟兄笑着对我们说：“你看，神的供应真奇妙！” 多年的藏区生活，使他对藏族的语言、风俗习惯、信仰极其了解。退休后，他总想在藏区，为主作点事。经过多方考察，他选中了九寨沟勿角县开办孤儿院。他敬虔地祷告，愿神开道路。神也奇妙地赐给他智慧，一步步带领他。 孤儿院的院址，原是勿角县政府所在地，先是租了一边房子让他办，条件极差，下雨时，被子会被打湿。当时，有藏民问：“你是真办，还是假办？这可不是赚钱的事。”但靠着信仰，他坚持下来了。 县政府也亲见他实实在在地为藏区孤儿做好事，先是不收他租金，后来县政府搬往新址去了，就把整个院都给他。刘弟兄常说：“不是我行，是神要在这里行大事。” 这里已来过好多国际友人参观。当地政府也很支持他，准备让他在九寨沟附近选地建新院址。刘弟兄说：“好是好，要资金啊！”但是马上又说：“祷告吧，神会供应。”是的，随着孩子们慢慢长大，要读书、要吃穿，费用还会增大。但是，面对这一切，刘弟兄仍是乐呵呵的。 离参观勿角方舟残疾孤儿院已经半年多了，我还是常常想起可爱的孩子们。去年的四川东部，遇上百年不遇的干旱，许多土地干裂，粮食颗粒无收。而那充满活力，睿智、聪慧的刘弟兄，却像一棵树，栽在溪水边，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作者来自四川成都，原在市贸易局工作，现已退休。热爱文学、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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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民、仁念 1981年6月，新英格兰骨科学会在波士顿召开学术会议。一位两 鬓苍白的中国女士，应邀在大会以及当地一些著名医学机构，介绍她对骨巨细胞瘤所做的电子显微镜病理研究，引起听众们的浓厚兴趣，他们为她的一口流利英语所 折服，更惊喜文革后的中国，竟有人在做这样的研究。这位女士就是凌励立医生。 凌医生是《海外校园》的老作者，在《海外校园》上发表过多篇见証。最近我们读了她写的《恩典岁月》一书，深受感动。她以自己的一生见証神的恩典，让我们愈读生命愈得建造。 智慧种子 1920年，凌励立出生于基督教家庭。她11岁就接受浸礼，用压岁钱买了圣经。身为传道人的婶婶，特地在扉页为她写上这样的金句：“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箴言》9：10）她的心灵深处，便如此种下了智慧种子。 她在上海美国浸信会办的崇德女中读书期间，跟母亲住在租来的房子里。家里将大的房间转租给了别人，自家就在浴室的大浴缸上搁一块木板当床。晚上她就在这样的环境里，由母亲帮她狠补英语。 后来她进入美国圣公会办的圣玛利亚女中，课程除中文之外全用英语讲授。毕业时她荣获全高中英文课程总分第一名金奖牌，还获得了一笔可观的奖学金。 中学毕业，凌励立直升同属圣公会的圣约翰大学医学院深造，蒙校方豁免医预科两年学费的半数。耶和华为她预备好这一切，她无限感激，更加努力。中学时代她就经 常参加查经班、唱诗班和布道会活动，进大学后更参加Redeemed Group（被救赎的一群）团契，跟许多灵命成熟的弟兄姊妹一起传福音、做见証，以此为她真正属灵的家。同时她的功课亦是年年全班第一。 抗日战争烽火中，她在难民医院住读，解剖课用的是难民的尸体，临床实习也大都是难民的各种疾病。这样的操练使她更觉得选对了人生道路。抗战胜利那年她大学毕业，荣获医学博士，是应届毕业生中唯一获奖的学生。 走出校门，她先后在南京和无锡做妇产科医生，后回母校任病理科讲师，专门从事病理研究和教学工作。1952年院系调整，合并到上海第二医学院病理解剖教研 组，她坚持利用临床资料搞科研，以促进教学内容不断更新，还用英文发表了许多论文。提升为副教授、副主任后，她埋头研究骨关节疾病，但没几年便惨遭文革横 祸。由于她的医术精湛，新领导批判她的同时，又不得不使用她。 西郊公园的小象死了，军宣队领导竟点名要她去解剖弄清原因。人体病理解剖专 家突然做起兽医来，真是有苦说不出。拿着小小的人体解剖刀，走进打开了的小象腹部，满腔都是滑溜溜的肠子，时值夏季，腥味令人作呕。她鼓足勇气仔细地将需 要的脏腑割下来，带回去做了病理切片，结果証明小象死于肺炎，并非领导所怀疑的饲养员蓄意毒害。 1986年凌医生出席在福冈举行的第三届肩部外科国际会议，期间应邀访问帝京大学。对方为考察她的水平，特地召开一次会议，请她上台“讨论”一例疑难病症。她当即作出准确诊断，令在场的日本专家们赞叹不已，校方立即授予客座教授。同年，凌医生在国内亦获升正教授。 名利傻子 在此之前，上海二医曾为晋升高级职称争得人仰马翻。凌医生早该是晋升对象，没想到她却放弃升正教授的机会，决定去美国纽约关节病医院进修两年。许多人为她惋惜不已，可她只觉得“文化大革命”浪费了不少时间，现已花甲之年，当务之急应是抓紧时间充实自己，其它都不必在乎。 到了美国，她不顾自己已近退休年龄，患有高血压、心脏病，以一年抵十年的拼搏精神，学习了许多在国内学不到的东西，掌握了骨肿瘤免疫组化研究方法。她重视收 集资料，装了十几个纸箱寄回上海。出国人员回国无不乘机带回几大件电器，她却将省下来的钱买了全套骨肿瘤彩色图谱，带回国内与同事们合用，后全都赠送给他 们。她奉行的原则是：“我们给了别人，我们保存了。” 世人常为金钱而烦恼，凌医生抛却这烦恼，只求“不贫穷也不富足”（《箴》 30：8-9），满足于神所赐给的。她和家人在中国的大多数日子，都是挤在两间租来的房子里。1986年上海二医建造了新的职工宿舍，她家被评为“教授困 难户”，可以分到新房子了，结果由于不知孝敬有关领导，分房泡了汤。等到再度落实政策时，分到一套相当大的旧洋房，但严重漏水。她仍满心欢喜，自掏腰包加 以修缮。 1997年凌医生夫妇移民加拿大后，准备回国将住房还给二医。但亲戚朋友全都反对，说他们在大陆工作了这么多年，完全有权利买下 这套房子，以后即使自己不住，也可转租或卖给别人。当下上海滩寸土如金，不这样做就是大傻瓜。两老一生辛劳并无多少积蓄，这也许是一次小小的发财的机 会…… 可是凌医生认为，自己夫妇俩都是基督徒，理应根据圣经的话语来处理钱财，绝不可藉公房生不义之财。于是他俩断然将已经住了多年的房屋上交。这一“傻子”行动震惊了许多人，也向人们展示了基督徒的金钱价值观，荣耀了主名。 橡皮钉子 对基督的坚定信仰成了凌医生的指路明灯。无论何时何地，她都公开承认自己的基督徒身分。许多人希望她改变信仰，甚至和她就信仰问题辩论不休，但谁也说服不了她，于是无可奈何，把她叫做“橡皮钉子”。 在建国初的“思想改造运动”中，凌医生坦然地将自己的宗教信仰“交底”（毫不隐瞒地说出），她坚信自己所信奉的是最有力量的真神，无需遮掩。文革期间，这些 档案材料全被抛出来，当作评判她的大字报的重要内容。她丈夫也因出国留学过，而被怀疑跟“帝国主义”有联系，以致几度被抄家、挨批斗。她心里不免觉得委 屈，可是对自己的信仰绝不后悔。 她担任教研组副主任之后，一次领导传话给她，说今后当主任的必须是党员，无神论者，言下之意叫她放弃信仰。她依然报之以“橡皮钉子”，不予理睬，只管勤勤恳恳工作，宁愿不做主任也不违背自己的信仰。 这样的“邀”和“拒”、“逼”和“顶”，贯穿了凌医生的一生。 癌战骄子 凌医生一生对病人和学生都非常尽职，没想到她自己会伤在庸医手里。1997年她在上海换配假牙，在制模过程中，医生只顾跟别人闲聊，误将在酒精灯上加热的钉子直接放到口腔黏膜上，试戴牙模时又割伤颊黏膜，后又忽视颊黏膜有隆起物，半年后此隆起物便病变为颊黏膜疣状癌。为此她吃尽苦头。换作别人会恨死那庸医， 但她坚信神容许这样的苦难降临在她身上，必有神的美意在内。 同年年底，医生先为她做了颊黏膜广泛切除手术。她的脸部、口腔、喉咙都肿痛异常，不能进食也不能讲话。可她在病榻上照常编写《矫形外科学》教材。 而后长时间的放疗，口腔肿胀疼痛难忍，每天要用大量镇痛药物，还得用含麻醉药的水漱口，才能勉强进食，晚上即使服了安眠药也无法入睡。在那天寒地冻的日子， 衰弱的她每天坐地铁往返医院做放疗。每当她在无人的治疗室里，戴上特制的硬塑胶头盔，她就默默地背诵《诗篇》第二十三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 乏……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她默唱着《耶稣爱我万不错》，感到救主正牵着自己的手经过死荫的 幽谷。 放疗的反应日益严重，一天她感到无限孤独、失望，信心沉到了谷底。这时主让她在《导向》杂志上，看到了3位基督徒讲述自己癌战心路历程的文章，特别是涤然姊妹的话深深打动了她的心：“它病它的，我做我的，每天总要充充实实、喜喜乐乐地活下去。” 更出乎预料的是，这时她收到两个过去的学生寄来的书《全新的生命》（A Whole New Life），是美国一位大学教授所写。这位教授患上脊椎恶性肿瘤，神奇蹟般医治了他，让他坐在轮椅上终生不停地为主写作。凌医一读再读，这本书对她后来写 《恩典岁月》很有启发。这两位寄书的学生都不是基督徒，却在她最需要的时刻，送来最好的精神食粮，正印証了神怜悯她的软弱，在癌症争战中始终与她同行。 2000年，凌医生的口腔癌再度复发。这次开刀，将上次剩下的口腔颊黏膜全部切除，还从大腿割皮移植。这时她已年届八旬。自此每天只能吃经搅拌器磨碎的糊状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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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鹿 学成归来 1999年6月，我负笈菲律宾马尼拉，攻读教育管理硕士学位，过了4年异国留学的生活。2003年3月底，毕业典礼一结束，我即飞回家乡。不料回国后，马上面对人际关系的冲突，教会的接纳也需要时间，我又在心理上、灵命上缺乏足够的准备，就产生了问题。 我是1989年在国内参加城市里同龄人的团契信主的。由于大家几乎是同时信主，团契的人在一起成长，关系十分亲近。在团契中，我一向很活跃，也颇有影响力。 但出国后，联系少了，偶而会寄张节日贺卡而已。而且，4年的热带文化留学生涯，已经使我不知不觉地习惯了有些夸张的热情，忘记了中国文化的含蓄表达。当再见面时，弟兄姐妹的亲热度，不符合我的预期时，我就从感觉膨胀被迫迅速收缩。 4年造成的心理距离，哪里能马上跨越？有距离才真实。我却没有心理准备，消极去理解距离。我以为自己不再受欢迎和接纳了。 我在外国有各样生存压力和挑战，却忘了国内弟兄姐妹的生活也很不容易。我好像是在外受尽委屈的小妹妹，回家向亲人索要安慰；像饿久了的人张大嘴要吃要喝，而且要马上到口；我只准备接受爱，没有想到我回到他们中间，也应该带去爱。他们也期盼我带回什么给他们。 我感到受挫、失望，潜意识立即开始了批评论断：他们怎么还是老样子？没有火，不进则退嘛！ 聚会结束前，他们请我分享，我的话带出的那些论断和压力，谁都能听懂。我还说，我以后要去别的团契，今天就是来看望大家。这虽然是一种“被伤害”的反应，但却是出于罪性的反应。只顾自己的感觉，也不管别人是否受得了。 回家的游子，当然渴望马上得到接纳，但我却没有从他们的角度看问题，没有意识到，我们以前的关系再近，4年之后也不一样了，需要恢复并调整。过去的感情积蓄早已透支，需要重新“存钱”。而这需要时间，以及理解和忍耐，以度过这个阶段。 我去北京后，神光照我，发现自己的错误。我打电话给他们，向他们道歉。神的爱医治了尚浅的裂痕，大家的关系终于恢复正常。 失败母亲 回国后，我的生活专注于一个角色：母亲。 4月份回去，正是学年的后半，我要等到9月份，才到大学任教。儿子在一个小县城一所封闭式的中学住读。趁著还没有开始上班，我去那个县城租了一套房子，把它精心布置成一个家的样子。儿子从住读变为走读，与我同住。 我对做一个陪读母亲的角色，有不少浪漫的想法。我心甘情愿服事儿子，要补偿对儿子的亏欠，消除折磨我的内疚。但是，我没有意识到，这又是出于我单方面的需要，是一种罪性中的自私。 本以为儿子需要母亲，但正值青少年时期的儿子，恰恰需要暂时“逃离”母亲，追求独立。儿子常常要求减少回来吃饭的次数。中午不回来吃，晚饭也不回来吃。我从市场大包小包买回来的食物，花了一上午或一下午，在厨房精心准备的各样饭菜，只好冷著，剩著。 3个月后，一向乐观开朗的我，出现了抑郁症状，常常流泪。给老朋友打电话时，总是边诉苦、边哭泣。我原以为是天气造成的。在热带岛国4年，我习惯了阳光，而家乡的天空总是灰濛濛的。其实，是我的心理需要调整。 我忍耐到了7月，儿子放暑假的第一天，我便买了火车票，从西南到了北京。美其名曰：要到日照多的北京，换个环境；其实是：逃跑。 2003 年8月底，游历了近两个月，该回家乡接聘书、教书了。但我在天津的母校，邀请我开画展，需要我暂时留在北方。出版社准备出我的画册，也需要面谈。我于是向任职的大学，请假两个月。我在北京找了个出版社打工，用近一半的工资租一套房子，开始了“北漂”（指外地人到北京工作、讨生活）。 昏然陷入 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一个北漂是不被注意的。虽然自由，也同时感受荒漠，情感枯干。一个相貌英俊的年轻人，经好友介绍，说很欣赏我的画、我的文，约我吃一次饭。 他从外地来北京见我，说想与我谈谈信仰问题，我答应了。下班后在地铁的出口会面，一起吃了晚饭。谈话间我讲的都是信仰见証。我知道他已婚，比我年龄小很多岁。 我没有想很多。当时我离婚已经8年，离婚后一直生活在团契中，不曾置身于任何异性的诱惑，却以为自己有免疫力，绝不会被情欲俘获。和这个年轻人聊天时，主微声提醒，让我小心。我听到了，没当回事，昏昏然被带入情欲之河。神没有任我放纵，祂恩典的手把我拉上来。几天后，我即撤离情网，重新找回内心的平安。 但这次跌倒使我羞愧。我看见自己的本相，承认软弱。我觉得自己不配再服事主了。那我做什么呢？前途更觉茫然。 我意识到，我失败是因为回国后5个月没有正常团契生活，没有力量抵挡诱惑，也没有力量顺服圣灵的提醒。 不久，我意外接到美国《海外校园》苏牧师和师母的电话。我说自己没有聚会，在北京找不到团契，很需要属灵的家。苏牧师给了我两个电话号码。我终于在星期天可以聚会了！ 去聚会的一路上，我大声唱着：主啊，我要回到你身旁，我要回到你身旁……在聚会祷告时，神对我说：“我拣选人，从不后悔。”教会还教唱一首歌：“永远你是我的孩子，永远不变我爱你……”这首歌我反复唱了一个星期，那是主在安慰我，扶持我。聚会生活恢复后，人就健康了起来。 角度变换 10个月后的一天，北京的一对主内夫妻，在爱心中对我说了诚实话：你的书中写了很多基督徒母亲的见証，你自己作为母亲却没有见証。这使我看见我对儿子的亏欠。我顺服下来，2004年6月，我离开北京，回到了家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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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本社同仁在外出讲道、营会、访问或会议中，介绍本社的《举目》杂志时，许多人都感到讶异：“我不知道《举目》是你们海外校园杂志社出版的！”“我很喜欢《举目》。但是因为《举目》和《海外校园》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两本杂志有关系！” 是啊，海外校园杂志社为什么又出版《举目》呢？ 在《举目》杂志迈向她的第7个年头（其实，如果从它“怀胎”──她的前身是1997年创办的《进深特刊》──的岁月开始算起，已经超过10年了）之际，我们希望借着这篇简介，重温《举目》创刊时的宗旨与目标。 1997年出版的第一期《进深特刊》，在出版者的话中，提到这份刊物的主要目的是帮助《海外校园》的读者，“在真道上进深，在灵命上成长”。换句话说，《进深特 刊》的对象，主要是初信主的基督徒，和《海外校园》杂志服务的对象是以慕道友为主的目的，有着明显的区隔。我们盼望《海外校园》的读者能渐渐转换口味，经 历慕道友到基督门徒的身份转换。 秉持着这个异象，我们发行了一年两期的《进深特刊》，从1997年起，到2000年止，共出版了8期。到 了2001年改为一年四期，且定名为《举目》杂志后，我们的编辑方向就更扩大为帮助初信的中国学人及海外华人基督徒在生活中落实信仰、面对时代挑战、建立 信仰的根基、装备事奉、在灵命上进深成长等等。 目前《举目》杂志的内容，分为【透视篇】、【事奉篇】和【成长篇】这三大块，就是这个目标 具体化的成果。在【透视篇】中，我们设立了“短论”、“时代广场”、“神州透视”、“生活与信仰”、“职场伦理”……等等栏目，盼望有天国门徒心志的基督 徒能认识我们所处的时代与生活的世界，对这个时代以什么方式偏离神的旨意有正确的认识，并且能以圣经的世界观作出回应与批判。 在【事奉篇】中，我们设立了“学人事工”这个栏目，供关心学人事工者彼此交流；“教会论坛”，针对教会内部明显或潜在的问题，提出观察、呼吁、检讨与建议；“宣教”，帮助读者了解普世宣教的需要，并建立基督大使命的心志。 在【成长篇】中，我们有“教会史话”、“圣经考古”、“圣经信息”和“见证”……等等栏目，帮助读者把信仰建立在扎实的圣经根基上。 我们盼望这份刊物的文字，仍然能具有《海外校园》一贯的风格，也就是“有情、有理、有灵”，有深度，但不乏亲切感。 展望未来，求主继续使用这份刊物，让她真的能反映这个时代“基督徒知识分子的见证”，见证恩典的主在这个时代的作为，彰显祂的荣耀。也盼望各位读者提供中肯 的意见，督促我们改进；并用祷告和稿件来支持我们，让这份刊物能有更丰富的面貌与内涵。对于您金钱上的奉献，我们也存感恩的心领受，并求神帮助我们成为祂 忠心的管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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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瑞芳 本文原刊于《举目》25期 宣信（Albert B. Simpson，1843-1919）是宣道会（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的创办人。他出生在加拿大的爱德华岛，从小受加尔文派苏格兰长老会的严格教导，也涉猎了许多经典的基督徒文学作品。马歇尔所著《救恩的 福音奥秘》（Gospel Mystery of Salvation）一书（1692），使15岁的宣信，成为一个对救恩和基督徒成圣，有很平衡认识的基督徒。 1873年，美国肯塔基州路易市栗子街长老会聘请了宣信。他不但牧会，也参与当地的布道工作，建立了许多福音站，带领了3万左右从来不敬拜神的人。5年后，他回到纽约市，开始接触广大的移民群众，带领了大约100位意大利移民信主。 神给他的异象有两方面：一、基督的完全和以基督为中心的教义。二、人的迷失和走向灭亡的世界。这两方面的异象形成了他以基督为中心的讲道信息，也成为宣道会神学的特色──特别注重耶稣基督和祂救赎、医治的工作。这首圣诗的词和曲均出自宣信的亲笔。 所有跟随主、走成圣道路的人，或早或晚都能体会呼应这首圣诗所要传达的，从一个地上的、属世的眼光，转化成天上的、属天的视野──正如保罗所说：“……我也 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腓》3：8） 1. 前我要得祝福，今要得着主；前我要得感觉，今靠主话语； 前我要得恩赐，今要赐恩主；前我寻求医治，今要主自己。 Once it was the blessing, Now it is the Lord; Once it was the feeling, Now it is His Word; Once His gift I wanted, Now, the Giver own; Once I soug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