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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同苏 本文原刊于《举目》52期        2010年，我两次回国，行程中特别关注了A和B两城的教会事工情况。观察两个城市的教会发展，可以发现城市家庭教会正在面对新处境、新问题、新挑战，同时，也是新的机遇。 A城印象：新都市人，新城市家庭教会         都市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种文化。         都市化是文化的变迁，是人类生活方式的改变。都市化必然伴随着人口的迁移。都市像一个磁石，将以往散布在农村的人吸引过来，高密度地聚集在都市里面。         据统计，目前中国城市居民的60%来自农村。在这方面，A城与北京或上海的情况类似。在大街上行走，仅仅依据衣着和口音，就不难看出，A城本地人已经不占多数了。而那些外来人口，并不是在A城“暂住”的过客，而是为A城社会文化做出贡献的居民。         笔者在A城，光顾过4种类型的餐馆，分别是：所有食物价格都在5元人民币以下的最廉价的面食店，门面简陋的低档餐馆，有一定装修的中档餐馆，以及装潢具有独特文化风格的高档餐馆。这些餐馆的经营者来自苏北、安徽、东北、四川，就是没有本地人。          这种情况绝非局限于餐饮业。一位民工教会的传道人，自豪地告诉笔者：A城所有新建的大楼，没有一栋不是外地人建造的。如果外来人群已经在A城的建设里面，发挥着如此大的作用，并构成A城文化的组成部分，难道他们还不是A城人吗？         “农民工”或者“外地人”的称谓，明显带有贬义的味道。工人就是工人，为什么要在“工”前面，加上“农民”两字呢？对农民出身的强调，不正显示了城市的优越感吗？他们住在此城，并造就著本城的繁荣，为什么还被冠上“农民”的头衔呢？ 几种不同的类型         在A城，笔者观察了不同类型的家庭教会。A城并没有悠久的教会历史，本地人信主的不多，由此，本地人组成的教会并不多见。人员最多的是民工教会。        A城的民工教会有两种类型。一类以传统农村家庭教会的大型团队为背景，即与故乡的大型团队具有结构性的联系，人员多来自同一省份，建制相对完善，具有传统农村家庭教会的固有风格。        另一类是民工弟兄自行建立的，与故乡的教会没有实质的联系。此类教会的成员，常常比较多元，来自不同的省份，有不同的教会传统，结构较为松散，但在教会建制与神学理念方面，具有较大的可塑性。         最后是白领教会。白领教会的主体是新A城人，间有本地人，主要是技术人员（包括技术工人）和教育程度较高的商人。此类文化成分的人，比较容易被本地人认同， 也比较容易建立本城意识。白领教会的教导体制与治理结构都比较完备，明显带有“北京模式”的印记。另外，在校园里面还有一些独立的，或以福音机构为背景的 学生团契。 没有真正的连接        尽管A城的一些大教会之间，已经有了初步的接触，但总体来说，A城的教会并没有真正连接。主要的障碍，既有社会文化方面的，也有教会传统方面的。例如在社会文化方面，虽然大家都在A城，各教会却仍称为“温州教会”、“安徽教会”、“河南教会”……         最富有的当然是温州教会。温州教会与故乡的教会有着严密的组织关系，结构完整，财政资源丰富，有定型的神学传统与教导体系，具有强烈的组织扩张意识（但不一定是传福音的意识），其成员多来自工商业背景。         在温州教会里，有文化的优越感。无论有多少人在场，只要两个温州人遇见，他们只肯使用温州话。这种执著是有象征意义的，就像上海人只肯使用上海话，俄国贵族非说法语不可，那是优越身份的显示。这已经足以将温州以外的人，阻挡在温州教会以外了。         在安徽教会与河南教会那里，则是文化自卑感，好像自己低人一等，高攀不上本地人。 本地教会则自然有地利的骄傲。         当教会领袖聚会的时候，笔者提到了社会文化对教会连结的阻碍，结果立即听到本地教会的领袖谈60年代“自然灾害”时期，外地人涌入本地造成的伤害（卫生问题啊，偷窃啊，等等）。         可是，笔者不禁要问：我们不都信主了吗？两下之间的墙不是被基督的十字架拆掉了吗？为什么同在A城的教会里面，却还住在各自的故城之中呢？在信主以前，我们不都是罪人吗？谁又比谁更低呢？在信主以后，我们不都是上帝的儿女吗？谁又比谁更高呢？         如果本地人的教会与外地人的教会，都不能彼此连接的话，如果我们的生命，不能突破尘世的地域文化隔阂的话，谁又会相信天国的超越性呢？         每一个来到A城的外地人，都是基督请来的客人，接待他，就是接待基督；每一个来到A城的慕道友，都是上帝托付给我们的福音对象，不向他们传扬福音，我们就在上帝面前犯下了渎职罪。 影响寓于回应中         不过，好在已经有安徽的团队，有意识、有计划地向本地人传福音。还有一家温州教会，走出了原有的教会系统，开展不限于温州人的福音事工。目前，该教会的成员的构成，是温州人与本地人各占一半。这是以它地教会资源开辟本地事工的另一种方式。         不仅是A城，在新的社会文化条件下，每一个城市的教会，都面临着同样的挑战。不能回应这一挑战，教会的发展就会受到限制，教会对世界的影响力就会减弱。但挑战就是机遇，教会对新型都市文化的影响力，就寓于对挑战的回应之中。         在都市化浪潮的激荡下，各种社会文化成分正在碰撞和融合，最终形成新型的都市文化。如果凭借属天的渊源，教会能够先行将不同地缘文化背景的弟兄姐妹，融合为属灵生命共同体，就可以为世界提供榜样。 B城再游：深化教会生命，实化教会结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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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会通过长期十字架上的坚守，最终在主流社会里面，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如果将家庭教会排除在外，那么对现今中国社会的任何描述，都是不完整的；任何合法秩序，如果排除了家庭教会，这种秩序就不够合法；任何政治权力，如果不能管辖主流社会中如此重要的部分，就不具有全民性。因此，政府需 要开始认真面对家庭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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