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苦难

本文原刊于《举目》71期。 王敏俐 为了完成我先生的梦想，在2012年底，我们拜访了维也纳，以及维也纳大学附近的弗洛伊德故居。 说到弗洛伊德故居，你心中想到什么？或许你和我一样，渴望在这里，窥见心理学大师的内心世界。 有人将弗洛伊德定为影响世界历史的三位犹太人之一。他的魅力何在？他的魅力在于：在看得见的现象里，发现看不见的事实；在看似松散的随机事件里，发现互为因果的逻辑——我们的意念、欲望、梦境、行为模式、心理状态……都与个人成长经历紧密连结。 三种焦虑 一个好医生，有两个必备的专业素养：第一，能根据病患的病征，做出正确的诊断。第二，为病情找到最合适的治愈之道。 从第一点看，弗氏是好医生，因为他致力研究、分析、归纳出人焦虑、恐惧的来源，以及呈现方式。他发表过《抑制、症状与焦虑》一文，提出人所面临的3种焦虑： 1. 现实性焦虑。现实生活中有无法掌控的事物，人因此产生恐惧。这样的焦虑是真实存在的。因为无论人有多大能耐，能以解决多少难题，最终逃脱不了死亡。面对现实生活，人存在着本能性的恐惧。 2. 神经质的焦虑。人对于未知世界，会产生一种夸大的恐惧与无助感。其反应出人类的所知、所做、所见的有限。面对人生的局限感，人类会本能性地产生焦虑、恐惧与无助。 3. 道德上的焦虑。当人的心思与行为违背自己的良知，人会听到心里的自我责备，会感到深深的羞耻与罪恶。焦虑的存在，是因为我想做的善，我做不到。我不想做的坏，我偏去做。 的确，我们越检视自己，就越发现，有太多的时候，我们所说、所做的，正反应着我们内心的恐惧——对于失业的恐惧，驱使我们不断地自我剥削；对于失去所爱的恐惧，驱使我们不顾一切占有；对于受伤害的恐惧，使我们裹足不前…… 困局依然 除了病情诊断正确，一个好的医生，也知道该怎么带领病人走向康复之路。这一点，却是弗洛伊德的可争议之处。 弗氏故居，在一幢公寓的二楼。一进去，先是弗洛伊德的病人候诊室——当年弗氏的病人即是在此，等候生命的重整，期待灵魂跨越瓶颈、破茧而出——其实，这不是所有现代人的渴望吗？即便过了近一个世纪，人的焦虑与恐惧不减反增，人类的灵魂困局依然。 走过候诊室，是弗氏看诊处。弗洛伊德鼓励病人说出经历过的、困扰内心深处的伤害、恐惧与痛苦——无论事件是否年代久远，是否不堪启齿。他的理论是：一种疾病的后面，往往隐藏着另一种疾病。要治疗任何一种现存的精神创伤，都必须首先追寻出那个很可能发生于多年前的根源性创伤，然后对其进行疏导。 弗氏为人类焦虑起源的3种分类，对基督徒来说，并不陌生。因为，圣经就是一本陈明人类心灵困局的书。人的身体、精神官能的失序，的确反映出其心灵世界的破碎。我们背离创造我们的上帝，也摆脱不了以自我为中心的罪行。自我为中心，使得我们的理性、意志与情感都扭曲。我们在罪恶中找快乐、不当笑而笑、无视自私行动对自己及他人身心可能产生的巨大伤害…… 两种回答    弗氏以“人间为何有苦难”为理由，否定上帝的存在。其实，苦难不是上帝造成的，是人执意远离上帝，导致的必然终局。 圣经中提到一个妇女，在行淫时被逮个正著。按著犹太人的法律，她应该被群众当场用石头打死。有人把她带到耶稣的面前，要看看耶稣怎么处置。 从表面看来，这个妇女最真实感受到的，是死亡的恐惧。但是，如果更深一层地剖析，我们更看见女人心中的无奈与挣扎：谁愿意陷入一段不正当的感情呢？很可能，她在婚姻之外，爱上了另一个男人。很可能，她是别人婚姻里的小三……她何尝不想走出情欲的困境，坦然地活着？然而欲火吞蚀了她的良知与理性。她铤而走险，不顾一切地享受罪中之乐。 最可恶的是那个男人，在这个女人最脆弱、最需要保护的时候，不但没有站出来承担责任，反而背叛了她，把她独自一人留在审判台前。两个人的罪孽与羞耻，全由她一人承担！ 若众人将这妇女带到弗洛伊德面前，他会怎么回应？ 弗氏的回应可能是：人生就是一连串的苦难，是一场本我（原始情欲）、超我（道德意识）与自我（调节本我与超我过程中的人格呈现）的拉锯战。妇人的痛苦来自于，民俗、规范与社会权威所施加的控告与压力。社会的单一道德标准，压抑了人类的原有面貌、真实倾向、身心需要。 弗氏，乃至整个当代心理学，都怀抱这一个巨大的野心，就是以心理学模糊罪的定义，纾缓人心中良知的谴责；将上帝所定义的道德绝对标准相对化。 为躲避形式主义的愚昧框架，他们以后现代的视野高举解放旗帜，如性解放。殊不知，没有道德保护的解放运动，带来的是家庭的破裂、社会的瓦解、无可逆转的心灵浩劫。 那一日，犯奸淫的妇女被带到耶稣的面前。耶稣说，在你们当中，谁是没有罪的，可以先拿石头打她。当时在场的人，由老到少，每一个人都放下了手中的石头，一个一个离开。耶稣转而对妇人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不要再犯罪了。 在整个过程中，耶稣没有否定、没有模糊上帝所设立的绝对道德标准。祂提醒每一个以权威之名拿起石头、准备惩罚别人的人：我们在罪恶面前，都是无药可救的失败者！ 耶稣是唯一有权柄、有权威去审判那妇女的人。然而祂不是要叫人在审判中灭亡，乃是要人认识自己的软弱与局限，回到祂的面前，接受祂的救赎，经历祂的恩典。唯有祂有权柄赦免那个妇女，因为祂在十字架上，为所有人承受了死的刑罚。 然而耶稣给那妇女的，不只是赦免，而是整个生命的更新。唯有祂有能力、有资格对妇女说：去吧，不要再犯罪了！祂是生命的光。跟从祂的，就不在黑暗里走。 耶稣直接挑战人类面对死亡的无奈、面对自身局限的无助、面对罪恶引诱的无能。因为祂，人类从罪的捆绑中释放，有了永生。 雪茄气味 弗洛伊德架构出来的心理学理论，是以无神论与唯物主义为思想根据的。 然而当我们真实、全面地去探索他的心灵世界时，我们会发现，人真是错综复杂的矛盾体。一个人的文字世界与真实自我，往往有着令人无法理解的差异与断层——根据弗氏女儿安娜的引述，弗氏与友人书信往来时，常引用圣经。他致力剖析人的性心理，却过著清教徒般的生活，一生对妻子忠贞。 走进弗洛伊德的书房，那是当代心理学的启始点、揭开潜意识奥秘的发祥地。100年前的此刻，弗洛伊德可能正坐在这里，沉思、著书，或者激动地辩论。漫步在他的故居，晚了100年，只能对着墙上的老照片，低吟时空递转中的自白。 午后的阳光从窗口探入。传说，老菸枪弗洛伊德一天要抽一盒雪茄。现在的书房，少了雪茄的气味，也显得特别寂寞。 作者来自台湾，留学德国，现居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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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老公在高中时即相恋。婚后4年，我们有了活泼可爱的儿子。我们的生活虽然平凡，但也平顺。然而，自从老公被诊断出骨癌那一刻，我就知道，我们的人生已经不可能再“平凡”，人生之旅不再是一帆风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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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站在教会讲台上，讲述自己患病过程的时候，环顾下面的会众，那一张张面孔是那么的熟悉。在这些熟悉面孔的背后，每个人都有可以诉说的故事。谁没有经历过痛苦呢？可能是身体上的，可能是心灵上的；可能来自工作，可能来自家庭……苦难是人世间最普遍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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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于《举目》54期 谢文郁 1949年以后的“新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都是新的。一切都令人兴奋，令人目眩。中国人好像有了前所未有的自信，“从来就没有救世主，全靠我们自己”，这样的口号深入人心。从此，中国这块土地上，弥漫着“人定胜天”的精神和勇气。         在理论上，这股精神和勇气在所谓的辩证唯物主义中找到了立足点。在实践上，“大跃进运动”（1958-60年）把这股精神和勇气传染给每一位中国人。于是，中国人开始生活在一个完完全全的人文主义氛围中﹗！         对于当时的中国基督徒来说，这是一种信心挑战。许多基督徒不知不觉也受了影响了，或离开了教会，或淡化了自己的信仰。         西方传教士们的忧心成了现实。早在20年代中期，随着非基运动的广泛展开，传教士愈来愈真切地感受到中国文化的人文主义情结，感受到这一情结对基督福音的严重阻拦，他们犹如面对一堵又高又大又厚的墙，而无能为力。于是，他们呼吁跨宗派的联合祷告，求神亲自拆毁这堵墙。         然而，历史发展似乎和所期望的发展背道而驰 。他们问，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西化运动，是高举人的能力、否定基督教的人文主义运动。这场西化运动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历史舞台的前台，并在新中国主导了中国文化的话语权。──上帝在听我们的祷告吗？还是说，我们的祷告出了问题？ 五十年代的分化        1954 年之后，中国教会出现了“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的分化。按照中国的法律，“家庭教会”是不合法的。所以，“家庭教会”无法公开聚会，其活动能力和范围 都大大收缩。他们无法在公开场合，向中国人展现神的荣耀。然而，他们秘密聚会，认为自己是神所拣选的“小群”，心甘情愿为神受苦。         “三自教会”则因为得到政府的支持，可以公开活动。虽然也受到很多限制，在社会上的影响越来越小，但是，三自教会仍然在社会的视野中。三自教会中的许多人相信，他们还在为神做见证，他们参与三自运动是符合神的旨意的。        对于新政府来说，基督教教会并不是一股强大力量。在通过三自运动解决了基督教问题之后，他们几乎不把基督教当回事。此刻还有更大的事要做，那就是，在经济和 军事上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国。尽管新政府在各方面都是新手，但是，在极端的人文主义情结中，他们相信自己的力量。1957年开始的“反右运动”，进一步深化 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人的思想改造。         1958年，“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赶超世界发达国家，成了中国社会的前进动力。受政府宣传的影响，在大多数中国人的眼中，基督徒属于落后、跟不上形势之人。基督教是一种迷信，必将被历史抛弃。        在这种形势下，在公开场合宣传基督教，等于把自己公开当作笑柄。迫于政治压力，不但年轻人，即使那些属灵前辈，也无法在公开场合宣告福音。王国显弟兄在回忆 录《行过了死荫的幽谷》一书中提到， 1957年他从牢里释放出来，回到广州大马站福音会堂（1950，林献羔创立）：“那时教会传出的讯息，一面是安慰，一面是带领神的儿女继续要活在神的脸 光中。我们更孤单了，但是却激励了许多在各地的神的儿女。他们知道我们仍旧孤军作战，他们写信来与我们表同情，我们也因此得安慰。”（页150）不久，王 国显就向政府申请出国。        那时中国的基督徒（不管是属于家庭教会，还是三自教会），能够保持住自己的信仰，就算是为神做见证了。能为基督的名呐喊的，少而又少﹗！ 六十年代的“消灭”        进入60年代，经历了 “反右运动”和“四清运动”之后，新政府觉得已经比较稳固地控制了社会，在政治上略微放松了管制。更重要的是，由于政府在大跃进运动中的激进、冒进，中国 经济受到了相当大的损害。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逼债，中国政治发生了重要变化：毛泽东退居二线，刘少奇主管政局。         在刘少奇的主持下，政府为了经济的发展，允许农村地区有较大的自主性。于是，在60年代的头几年里，有些农村出现了游行传道人。这些游行传道人主要是普通信徒，他们的活动亦十分有限──当时教会的传道人，或者入狱，或者受到控制，无法出来传道。         1963年，中国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之后，略略缓过了一口气。这是一场天灾加人祸。如果中国人能够静心反省，不难认识到人的能力渺小，不难从中汲取教训、学会谦卑。不幸的是，当时的中国人不具备这种反省能力。         在马克思主义主导下，人文主义已经在中国膨胀。中国大陆的各种宗教，都顺服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按理说，宗教问题已经完全解决了。然而，1963-1965年 这段时间，中国的主要报刊（《人民日报》、《红旗》、《新建设》、上海《文汇报》等）上，刊登了相当激烈的“宗教大辩论”。这场辩论涉及了宗教定义、宗教 信仰自由、宗教政策等等问题，可是却没有宗教人士的参与，基督徒更是没有发言权。        在辩论中，就宗教政策问题，形成了两个派别，即所谓的温和派与激进派。双方都坚持唯物史观的无神论，不过，温和派（以对藏传佛教有一定研究的民族学家牙含章为代表）认为，从唯物史观出发，任何宗教都不过是历史 进程中的一种现象。它的产生有其历史条件，消亡也有历史必然性。因此，政府可以采取正常管理的政策，让它自行消亡。         激进派则以游游骧（马 克思主义学者，后跟随赵朴初学佛学；改革开放后进入佛教 界工作，任中国佛教协会副秘书长）、刘俊望等为代表强调，宗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必然和当下的马克思主义势不两立。因此，政府必须从马克思主义出发，和各 种宗教进行斗争，尽快消灭宗教现象，确保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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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公、婆婆来美国后可以信主”，抱着这样的目的，我积极鼓动公公、婆婆来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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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言“祸不单行”，2月底，又在冰雪中意外跌断了左腿膝盖骨。在病床上，我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个好不容易争取到的面试机会，都失去了。一系列的挫折和痛苦迎面压来﹐苦闷、压抑、病痛、焦虑、孤独， 折磨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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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3个工人在工地上砌砖，有人问第一个人：你在干什么？他气鼓鼓地说：你没看到我在堆砖头吗？该死的老板，逼我在烈日下干这么重的活！再问第2个人同样的问题，他疲惫地说：我在给我老婆、孩子挣口饭吃。虽然累点，但好歹还能过得去。再问第3个人，他兴奋地用手指向天空，说：这里会矗立起一座宏伟的大厦，我就在建造这座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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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二女儿出生前，我想给她起个名字。起名字可是重要的事，我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我求问神，我这个女儿，会是怎样的性情与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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