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篇

大秦景教碑建立(贺宗宁)2017.02.03

20世纪初,一丹麦人出三千金买下此碑,准备运往伦敦。学部尚书荣协揆获知此事,命陕西巡抚制止此事。最后该丹麦人同意废除购买合同,但获准复制一个大小相同的碑模带回伦敦。1907年陕西巡抚将碑入藏西安碑林寺(现碑林博物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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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会60年(三):教会哪去了?

谢文郁 本文原刊于《举目》55期 文革与教会        1966年,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开始发动。这是一场以割裂传统、进入崭新社会为目的的革命。整个中国大陆被染成了红色。在中国人的传统审美中,红色是欢快、喜乐的颜色,但是,这个时期的红色则是血色。红旗是血染的,红宝书是血染的,红卫兵当然也是染了血的。         这一切,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下,视为理所当然──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暴动,是斗争,是必须流血的! 浩劫之中的教会         在红色的渲染下,中国人都兴奋起来了。一方面,他们对未来充满美好盼望;另一方面,他们奋不顾身地要去打破和扫除一切在他们眼中的障碍。         教会显然跟不上这种政治形势的发展。         在政府的意识形态中,不但没有宗教的地位,反而认为宗教是不科学的、过时的,是阻碍社会发展的包袱,必须抛弃。因此,让宗教完全消失,这对于社会、国家、人民来说,乃是一件大大的好事。         三自运动,就其原始动机而言,就是要让基督教平稳地消失。有不少教会领袖在加入三自教会之初,以为可以在顺服政府的前提下,继续发展教会事业,后来终于发现,这不过是一厢情愿。          对此,王明道说:“从三自会成立的那一天起, 中国基督徒就完全失去了‘信仰自由’。你要‘信仰自由’么? 可以,但是必须加入三自会。加入以后就把你化掉,化到无神那一边去了。他们不会逼着你、叫你说无神,你自己就不敢提到神了。”(《又四十年》,第7章)如 此清醒的王明道,是不见容于政府的,于是他在监狱呆了20余年。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五一六通知》,这便是文化大革命的开始。从此,中国人就掉进了一个大漩涡,任何人都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         很快地,红卫兵运动成为潮流,冲刷著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所有公开的三自教会及教堂,都首当其冲成了被攻击对象。红卫兵占领教堂,批斗神职人员,烧毁圣经和其他属灵书籍。于是,一个接一个,三自教会在公共视野中消失了。         当然,文化大革命并不是专门针对基督教的运动。红卫兵要攻击、摧毁一切“旧事物、旧传统、旧习俗”——基督教是宗教,一切宗教都是落后的、迷信的、陈旧的,必须扫除!         这岂是三自教会的领袖能够阻挡的?!我们来读一段曹圣洁牧师(中国基督教协会第五届会长)在2002年的回忆:         “我自1959年被借调到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为三自主席吴耀宗先生当秘书,1962年正式纳入全国三自编制,一直工作到1966年。在这段日子 里,我亲身体验到像吴耀宗这样的基督教人士切实爱国爱教的情怀。即使在上世纪60年代宗教陷于困难境地时,他仍坚持爱国,并相信基督教的真理核心终会被人 认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被安排去上海市直属机关五七干校,在嘉定外岗劳动……这个时期,我的思想极度困惑,看不到教会的前途,更无法理解基督教中的爱国力量为什么也要被打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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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会60年(四):春风吹又生

谢文郁 本文原刊于《举目》58期 (继上期)         1978年,在邓小平的组织和推动下,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这是中国政府施政的转捩点,也是中国现代历史上的转捩点。从此,中国社会的发展,开始展现新的一页!中国教会也开始为上帝做新的见证! 挡住福音的大墙         近代以来,在西方列强的冲击下,中国人在救亡心态中寻找强国之路。五四运动的旗手们,认为在“民主”和“科学”中找到了这一道路。他们大力鼓吹理性主义,反对宗教,认为宗教如同迷信,违反理性、违反科学。        很显然,这是一种以人的理性为本的人文主义思潮。在1922-1927年的非基运动中,这是内在动力;在1949年开始的共产主义运动中,这仍然是主要推手。        非基运动期间,面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唤起的热情,以及中国思想界开始兴起的理性主义,西方宣教士深感好像面临一堵又高又厚又结实的墙,挡住了福音的传播。为此,他们发动了长时间的跨宗派联合祷告,求上帝拆毁这堵墙。        然而,上帝似乎没有理会他们的祷告。很快地,中国进入了动荡不安:8年抗战,加上3年内战。接着,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执政。一个政治运动接一个政治运动,和传统决裂,要建立一个崇尚理性的理想社会。         在马克思主义这种意识形态中,以人的理性为本的人文主义,获得了终极性的表达。这堵理性主义大墙,是越筑越厚、越高、越结实了。        我们看到,在五四精神的推动下,中国人愈发相信自己的理性和能力,高喊“人定胜天”,坚决拒绝上帝的祝福。70年代之后,在中国大陆这块土地上,已经没有公开的教会活动,甚至连“基督教这个名词都不容易听到。        五四运动的精神,似乎已经主宰了中国人的思维;上帝究竟要如何祝福中国呢?所有关心中国基督教发展的人,都困惑不解。 在这极端中窒息        当中国人以为自己的理性和力量可以做一切事情时,上帝和中国人开了一个玩笑:放手让我们的理性往极端方向发挥!        人在理性中追求控制一切,把所有事情(包括人的思想、感情、活动)都控制在秩序里。在70年代的中国社会是井然有序的:一切都听从上级的安排,思想必须和中 央保持一致,讲话只能重复上级规定好的语言,工作也是组织上安排的。粮食要粮票,食油要油票,买肉要肉票,烧煤要煤票,等等。        这样的社会,当然也是死板的:思想保持一致,说话保持一致,行动保持一致,每人每月分配油票4两、肉票半斤,等等。一旦遇到农业欠收,就连这些供应也无法保证。中 国社会在控制秩序中停滞不前,中国经济在理性计划中走向崩毁!可以说,五四运动的理性主义追求,在这里已经实现了。中国社会在五四精神中走向极端,并在这 极端中窒息。        这便是人在理性上,对中国社会进行控制的典型写照!        人的理性是在推论中进行的,推论是从前提出发的。也就是说,理性 需要推论前提作为出发点。毛泽东在世时,这个推论前提自然就是毛泽东的思想和说法。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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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会60年(五):杂草丛生

本文原刊于《举目》61期 谢文郁 1989年,对于中国来说,是不寻常的一年;对于中国教会来说,也是不寻常的一年。这一年春天,在北京发生了一场政治“动乱”,波及全国、全世界,触动了中国社会的每一角落,挑动了每一个人的神经,在中国人心中注入了一种社会意识,驱动了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        这场运动的实质是,一批浸淫在80年代自由主义思潮中的年轻知识分子,在美好理想和善良愿望的驱动下,想用西方的自由民主理念改造中国政治。他们希望在学生运动中实现这一理想。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在残酷的中国政治面前,如卵击石,头破血流﹗              这场政治动乱最终成了一把双刃剑。一方面,那些积极参与运动的自由主义旗手,在严峻的政治压力下被迫外逃,最后只能在西方国家的庇护下,在海外搞所谓的“民运”。留在国内的代言人也无处发声,只能闭关自守。            另一方面,这场运动对政府的意识形态也是毁灭性的。自始至终,在如何结束这场动乱的问题上,人民的期望和政府的做法完全对立。当这场运动被政府强行用暴力压制时,人民对政府的信任跌至谷底,政府所倡导的信念从此失去号召力。           之后,中国社会进入了所谓的信仰空白时期﹗ 宗教热情的蔓延            人是需要在信任情感中生活的。这一情感先是在父母的怀抱中得到满足,后是在社会关系中得以满足,最终则在宗教生活中得以满足。中国人原本在共产主义理想中,满足了自己的宗教情感。现在,这个理想破灭了。            信仰空白的生存状态是令人绝望的。当一切在理性中看得清清楚楚、从今日到死亡的每一天都按部就班时,生命的意义在哪里呢?这是令人窒息的生存﹗政府的宣传已经失效,自由主义理念已经七零八落。还有什么可以满足人的终极信任情感呢?            于是,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中国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宗教场所,包括官方认可的公开宗教场所,如三自教会和天主教的教堂,各种各样的佛庙、道观,回人的清真寺,乡村的祖宗庙等等,都呈现出复兴的景象,人气越来越旺。             佛教的香客人数增长速度最快。大大小小的佛庙,香火熏天。与此同时,基督教家庭教会也呈现了快速发展的势头。虽然具体人数难以估计,但是,只要进入河南、安徽一带,无人不惊诧家庭教会信徒人数的增长速度。            宗教成为了热门话题。 文化基督徒现象            在长期的无神论教育中,“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鸦片一词,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就是罪恶的象征。它让人联想起1840年的鸦片战争。因此,对民众而言,说宗教是鸦片,等于说宗教就是罪恶。            然而国门打开之后,中国人看到的是,西方社会仪态万种、和谐富足,令人羡慕、向往。而且,这个美好的社会,竟然保持着基督教。对于理想破灭、陷入信仰空白的中国人来说,基督教似乎意味着什么,似乎指向某种奥秘。夹带着好奇和冒险心态,一些中国人开始去了解、重视基督教。            1994年,北京大学哲学系赵敦华教授,出版了《基督教哲学1500年》(北京商务印书馆)。读毕,大家好像发现了新大陆:原来基督教还有这么丰富的思想资源﹗             接着,刘小枫博士加盟香港道风山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并以此为基地,在中国大陆翻译出版了大量的基督教神学著作。            在这两股风潮之下,中国思想界一场影响深远的基督教热,如火如荼地展开。而且,在现实生活中,这股基督教热造就了一大批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所谓“文化基督徒”。             这批人,对政府失去了信心。共产主义理想在他们心中失去了地位。但是,没有信仰的生活是令人绝望的﹗他们在阅读基督教文献的译作时,找到了某种共鸣──耶稣的死是为了世人的罪﹗这是多么伟大的人格﹗用刘小枫的话来说:他们感觉到,他们的生命“因信了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的爱而发生了改变”(《现代语境中的汉语基督神学》,第28页)。信仰是有力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