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中国教会史

谢文郁 本文原刊于《举目》55期 文革与教会        1966年，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开始发动。这是一场以割裂传统、进入崭新社会为目的的革命。整个中国大陆被染成了红色。在中国人的传统审美中，红色是欢快、喜乐的颜色，但是，这个时期的红色则是血色。红旗是血染的，红宝书是血染的，红卫兵当然也是染了血的。         这一切，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下，视为理所当然──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暴动，是斗争，是必须流血的！ 浩劫之中的教会         在红色的渲染下，中国人都兴奋起来了。一方面，他们对未来充满美好盼望；另一方面，他们奋不顾身地要去打破和扫除一切在他们眼中的障碍。         教会显然跟不上这种政治形势的发展。         在政府的意识形态中，不但没有宗教的地位，反而认为宗教是不科学的、过时的，是阻碍社会发展的包袱，必须抛弃。因此，让宗教完全消失，这对于社会、国家、人民来说，乃是一件大大的好事。         三自运动，就其原始动机而言，就是要让基督教平稳地消失。有不少教会领袖在加入三自教会之初，以为可以在顺服政府的前提下，继续发展教会事业，后来终于发现，这不过是一厢情愿。          对此，王明道说：“从三自会成立的那一天起， 中国基督徒就完全失去了‘信仰自由’。你要‘信仰自由’么？ 可以，但是必须加入三自会。加入以后就把你化掉，化到无神那一边去了。他们不会逼着你、叫你说无神，你自己就不敢提到神了。”（《又四十年》，第7章）如 此清醒的王明道，是不见容于政府的，于是他在监狱呆了20余年。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五一六通知》，这便是文化大革命的开始。从此，中国人就掉进了一个大漩涡，任何人都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         很快地，红卫兵运动成为潮流，冲刷著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所有公开的三自教会及教堂，都首当其冲成了被攻击对象。红卫兵占领教堂，批斗神职人员，烧毁圣经和其他属灵书籍。于是，一个接一个，三自教会在公共视野中消失了。         当然，文化大革命并不是专门针对基督教的运动。红卫兵要攻击、摧毁一切“旧事物、旧传统、旧习俗”——基督教是宗教，一切宗教都是落后的、迷信的、陈旧的，必须扫除！         这岂是三自教会的领袖能够阻挡的？！我们来读一段曹圣洁牧师（中国基督教协会第五届会长）在2002年的回忆：         “我自1959年被借调到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为三自主席吴耀宗先生当秘书，1962年正式纳入全国三自编制，一直工作到1966年。在这段日子 里，我亲身体验到像吴耀宗这样的基督教人士切实爱国爱教的情怀。即使在上世纪60年代宗教陷于困难境地时，他仍坚持爱国，并相信基督教的真理核心终会被人 认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被安排去上海市直属机关五七干校，在嘉定外岗劳动……这个时期，我的思想极度困惑，看不到教会的前途，更无法理解基督教中的爱国力量为什么也要被打倒……”         文中的“爱国力量”，指的就是三自教会。字里行间似乎隐含了对非三自教会的指责，即认为他们是不爱国的──因为他们（倪柝声以及那些脱离三自教会的基督徒） 是在控诉美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略中国的运动（1950-54年）中，退出三自教会的。这里，我不是要追问这场控诉运动的是是非非。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 是，曹圣洁牧师的困惑，表达了三自教会的许多领袖在文革时期的困惑。 死亡线上的教会         70年代的中国，所有教堂都改作他用（工厂、仓库等），三自教会徒具虚名。在公开场合，我们看不到敬拜赞美、聚会祷告、福音团契等等。总之，看不到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宗教活动。三自教会名存实亡。         甚至，基督教这个词，也越来越少人提起。基督教几乎在中国社会的公开视野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作为外交需要的摆设，政府保留了一些与外交相关的宗教活动，如开放北京南堂天主教堂（1971年），和北京米市街教堂（1972年）等，供外交人员主日敬拜使用（但不允许中国信徒进入）。        出于同样的需要，政府也让一些宗教人士露面。丁光训因此作为基督教的代表，出面接待外宾。身为圣公会主教（浙江教区，1955年），丁光训必须和政府保持政 治上的统一口径。在70年代的涉外谈话中，他反复指出，基督教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文化工具。同时，他也实话实说：中国基督教日益衰落，并可能完全消失。 不过这样的话，是不会出现在中国公开的报刊上的。         中国教会哪去了？她真的已经衰落并消失了吗？         我们再来看看家庭教会。三自运动之后，一批基督徒不愿意加入三自教会。他们组成家庭教会，消失于公共视野。也许正因为家庭教会不具公开性，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也就没有受到红卫兵运动的直接冲击，而且在最狂热的时期，家庭教会也没有停止聚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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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文郁 本文原刊于《举目》58期 （继上期）         1978年，在邓小平的组织和推动下，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这是中国政府施政的转捩点，也是中国现代历史上的转捩点。从此，中国社会的发展，开始展现新的一页！中国教会也开始为上帝做新的见证！ 挡住福音的大墙         近代以来，在西方列强的冲击下，中国人在救亡心态中寻找强国之路。五四运动的旗手们，认为在“民主”和“科学”中找到了这一道路。他们大力鼓吹理性主义，反对宗教，认为宗教如同迷信，违反理性、违反科学。        很显然，这是一种以人的理性为本的人文主义思潮。在1922－1927年的非基运动中，这是内在动力；在1949年开始的共产主义运动中，这仍然是主要推手。        非基运动期间，面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唤起的热情，以及中国思想界开始兴起的理性主义，西方宣教士深感好像面临一堵又高又厚又结实的墙，挡住了福音的传播。为此，他们发动了长时间的跨宗派联合祷告，求上帝拆毁这堵墙。        然而，上帝似乎没有理会他们的祷告。很快地，中国进入了动荡不安：8年抗战，加上3年内战。接着，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执政。一个政治运动接一个政治运动，和传统决裂，要建立一个崇尚理性的理想社会。         在马克思主义这种意识形态中，以人的理性为本的人文主义，获得了终极性的表达。这堵理性主义大墙，是越筑越厚、越高、越结实了。        我们看到，在五四精神的推动下，中国人愈发相信自己的理性和能力，高喊“人定胜天”，坚决拒绝上帝的祝福。70年代之后，在中国大陆这块土地上，已经没有公开的教会活动，甚至连“基督教这个名词都不容易听到。        五四运动的精神，似乎已经主宰了中国人的思维；上帝究竟要如何祝福中国呢？所有关心中国基督教发展的人，都困惑不解。 在这极端中窒息        当中国人以为自己的理性和力量可以做一切事情时，上帝和中国人开了一个玩笑：放手让我们的理性往极端方向发挥！        人在理性中追求控制一切，把所有事情（包括人的思想、感情、活动）都控制在秩序里。在70年代的中国社会是井然有序的：一切都听从上级的安排，思想必须和中 央保持一致，讲话只能重复上级规定好的语言，工作也是组织上安排的。粮食要粮票，食油要油票，买肉要肉票，烧煤要煤票，等等。        这样的社会，当然也是死板的：思想保持一致，说话保持一致，行动保持一致，每人每月分配油票4两、肉票半斤，等等。一旦遇到农业欠收，就连这些供应也无法保证。中 国社会在控制秩序中停滞不前，中国经济在理性计划中走向崩毁！可以说，五四运动的理性主义追求，在这里已经实现了。中国社会在五四精神中走向极端，并在这 极端中窒息。        这便是人在理性上，对中国社会进行控制的典型写照！        人的理性是在推论中进行的，推论是从前提出发的。也就是说，理性 需要推论前提作为出发点。毛泽东在世时，这个推论前提自然就是毛泽东的思想和说法。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 都必须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要始终不渝地遵循”），被奉为推论前提。        先是对社会各阶层的人进行控制，进而是对自己的部下进行控制，最后是人人自危：对他人进行严格的控制，反过来是自己被严格地控制。镇压别人，自己也被镇压。现实就是这样严酷的！在这种理性推论中，在严格的控制中，中国人的思维走向死亡，中国社会也走向死亡。 摸著石头过河论        邓小平作为国家领导人，在文革期间又起又落，几乎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对于彻底的理性控制带给个人和社会的危害，有亲身的体会。当他第3次复出，推动改革开放时，提出了“黑猫白猫论”和“摸著石头过河论”，主要目的就是对抗“两个凡是论”。        与此同时，他在思想理论界，推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这个讨论，也称为思想解放运动。就其直接诉求而言，是反对“两个凡是论”；就其思想运动而言，是反对空洞的理论争论，而在实际上，消解了中国思想界中，占据主流的理性主义思维。        理论之争是严格的理性主义，邓小平深深感受到这种理论之争（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之争），只会给中国带来灾难，必须放弃！ 他的“摸著石头过河论”，具有相当的非理性倾向，是在对河流的深浅、河岸在何处无知的情况下，往前走！        当然，邓小平不是基督徒。他无法直接领受上帝的启示和引导。但是，我们相信，上帝在中国历史发展中，掌握著主权。        五四运动以来，上帝放手，让中国人的理性主义得到充分发展，目的是要中国人知道理性力量的极限。邓小平在落难中看见了这个极限，并力图带领中国人摆脱制约，另寻出路。这是上帝拆毁这堵大墙的一步。        上帝听到了西方宣教士跨宗派的联合祷告。祂按照祂的方式，一步一步地拆毁这堵阻拦福音进入中国的大墙，直至完全、彻底的拆毁！ 给三自教会松绑        接着，中国社会进入了改革开放时期。同时，政府开始给三自教会松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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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于《举目》61期 谢文郁 1989年，对于中国来说，是不寻常的一年；对于中国教会来说，也是不寻常的一年。这一年春天，在北京发生了一场政治“动乱”，波及全国、全世界，触动了中国社会的每一角落，挑动了每一个人的神经，在中国人心中注入了一种社会意识，驱动了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        这场运动的实质是，一批浸淫在80年代自由主义思潮中的年轻知识分子，在美好理想和善良愿望的驱动下，想用西方的自由民主理念改造中国政治。他们希望在学生运动中实现这一理想。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在残酷的中国政治面前，如卵击石，头破血流﹗              这场政治动乱最终成了一把双刃剑。一方面，那些积极参与运动的自由主义旗手，在严峻的政治压力下被迫外逃，最后只能在西方国家的庇护下，在海外搞所谓的“民运”。留在国内的代言人也无处发声，只能闭关自守。            另一方面，这场运动对政府的意识形态也是毁灭性的。自始至终，在如何结束这场动乱的问题上，人民的期望和政府的做法完全对立。当这场运动被政府强行用暴力压制时，人民对政府的信任跌至谷底，政府所倡导的信念从此失去号召力。           之后，中国社会进入了所谓的信仰空白时期﹗ 宗教热情的蔓延            人是需要在信任情感中生活的。这一情感先是在父母的怀抱中得到满足，后是在社会关系中得以满足，最终则在宗教生活中得以满足。中国人原本在共产主义理想中，满足了自己的宗教情感。现在，这个理想破灭了。            信仰空白的生存状态是令人绝望的。当一切在理性中看得清清楚楚、从今日到死亡的每一天都按部就班时，生命的意义在哪里呢？这是令人窒息的生存﹗政府的宣传已经失效，自由主义理念已经七零八落。还有什么可以满足人的终极信任情感呢？            于是，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中国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宗教场所，包括官方认可的公开宗教场所，如三自教会和天主教的教堂，各种各样的佛庙、道观，回人的清真寺，乡村的祖宗庙等等，都呈现出复兴的景象，人气越来越旺。             佛教的香客人数增长速度最快。大大小小的佛庙，香火熏天。与此同时，基督教家庭教会也呈现了快速发展的势头。虽然具体人数难以估计，但是，只要进入河南、安徽一带，无人不惊诧家庭教会信徒人数的增长速度。            宗教成为了热门话题。 文化基督徒现象            在长期的无神论教育中，“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鸦片一词，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就是罪恶的象征。它让人联想起1840年的鸦片战争。因此，对民众而言，说宗教是鸦片，等于说宗教就是罪恶。            然而国门打开之后，中国人看到的是，西方社会仪态万种、和谐富足，令人羡慕、向往。而且，这个美好的社会，竟然保持着基督教。对于理想破灭、陷入信仰空白的中国人来说，基督教似乎意味着什么，似乎指向某种奥秘。夹带着好奇和冒险心态，一些中国人开始去了解、重视基督教。            1994年，北京大学哲学系赵敦华教授，出版了《基督教哲学1500年》（北京商务印书馆）。读毕，大家好像发现了新大陆：原来基督教还有这么丰富的思想资源﹗             接着，刘小枫博士加盟香港道风山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并以此为基地，在中国大陆翻译出版了大量的基督教神学著作。            在这两股风潮之下，中国思想界一场影响深远的基督教热，如火如荼地展开。而且，在现实生活中，这股基督教热造就了一大批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所谓“文化基督徒”。             这批人，对政府失去了信心。共产主义理想在他们心中失去了地位。但是，没有信仰的生活是令人绝望的﹗他们在阅读基督教文献的译作时，找到了某种共鸣──耶稣的死是为了世人的罪﹗这是多么伟大的人格﹗用刘小枫的话来说：他们感觉到，他们的生命“因信了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的爱而发生了改变”（《现代语境中的汉语基督神学》，第28页）。信仰是有力量的﹗             他们感受到了信仰带来的喜悦，公开宣称自己是基督徒﹗不过，令他们十分失望的是，当他们走入教会，无论是三自的，还是家庭的，他们都无法呆下去。他们认同基督教基本理念，但无法认同他们所看到的基督教会。             香港神学界在世纪之交，有过一次大范围的讨论，公开质问这些人的信仰：这样的人算不算是基督徒？他们是麦子，还是稗子？ 家庭教会大发展            90年代是中国家庭教会大发展的时代。根据赵天恩牧师的统计，单单河南、安徽两省的几个团队教会（编注：这些教会系统多由数位传道人开始，共同领导的。），总人数就以千万计。比如，张荣亮带领的河南方城教会（后改为华人归主教会），申义平的中国福音团契（原为河南唐河团契），郑献起的安徽阜阳教会（后改名为中华蒙福教会）等等，据说人数皆在几十万到几百万之间。            1998年11月26日，申义平、张荣亮、郑献起、王君侣4位弟兄，代表各自的团队教会，聚在华北某地，签署了一份“中国家庭教会信仰告白”，就圣经论、三一神论、基督论、救赎论、圣灵论、教会论、末世论等七个方面，发表了信仰宣言。受赵天恩牧师的影响，这个宣告努力向海外华人主流教会的信仰宣告看齐，因而看上去相当正统。            不过，这些教会，能否达到其信仰宣言呢？            我们看到，这些教会的传道人日夜奔走，各处传讲福音，行神蹟奇事，治病赶鬼。往往一次讲道，整个村庄的人都决志信主。教会信徒人数急剧上升。一片复兴的景象，令人兴奋。            信徒的聚会则多在晚上，有敬拜赞美（唱诗、读经、讲道），并当场治病赶鬼。由于政府的压力，这些聚会采取了秘密的方式。讲道一般是依靠自己的读经“亮光”，和大量的神蹟奇事、故事。教会生活缺少固定的集体查经和主日崇拜。不过，会定期举办骨干同工培训，邀请信得过的国内外传道人前来培训。             这些教会的大多数信徒，在圣经的阅读和理解上，往往孤立无助。除非成为同工，接受培训，否则在圣经知识和教会生活上都严重“营养不足”。他们的信仰，建立在几个治病、赶鬼的见证故事上。            这样的信徒，是不是基督徒？他们是麦子，还是稗子？ 是宗派，还是异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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