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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渐扩大的水波(区曼玲)2021.07.30

仿佛投入池子的一颗石头,引发水波渐渐扩大,同样地,耶稣的事工,借着12个门徒“一传十、十传百”。亦或,像接力赛一般,耶稣把棒子交给门徒,对他们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太》28:19 )要求他们继续把棒子交下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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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奉篇

从责任心到使命感

本文原刊于《举目》53期 刘在胜 张秀荣       至2011年,我们在法国的学生事工──“向中国留学生传福音,带他们信主,并跟进,造就他们成为主的门徒”,已进入第12年。         借着这个事工,神让我们对祂的信心得以坚固,灵命得以成长;使我们事奉的心态从责任心,慢慢转变成使命感。 当作一份工作         1999年,我们夫妻回应了神的呼召,参加了“学园传道会”福音机构之后,我们清楚地知道,这是为神做工,是一份工作。既然是工作,就要敬业,有责任心。        在态度上,我们非常认真;在行动上,不敢有丝毫怠慢。比如:每周外出发单张,邀请新朋友参加周三、周五的团契活动;按“4个属灵的原则”传福音,用6个小册 子及时跟进和造就;与学生一起学习圣经,一起学习祷告;按时写代祷信,及时地向同工们汇报我们的事工情况,和需要代祷的事项……         一切都按我们接受的培训、按部就班地去做。但不可否认的是,有时我们会把学生当成自己工作的对象,是在尽一份责任。对经常来团契来教会的学生,就会很热情,很关心,对不经常来的学生就会相对地冷淡;团契兴旺的时候,就特别开心,团契人少的时候,就心情沉重。         当有人决志信主或受洗的时候,我们会特别激动,一是为灵魂得救,二是为自己的工作成绩而沾沾自喜。道理上知道是为神而作,但情绪还是会被影响,心里还是很愿意得到他人的赞赏。神让我们清楚地看到,这是我们灵命不成熟的表现,我们必须改变。 真正有了使命感         随着事工的发展,我们和学生们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他们亲切地叫我们刘哥、刘嫂,把我们当作朋友或长辈。甚至愿意与我们分享,一些不愿意对父母讲的事情,听听我们的意见。他们不仅听我们怎么说,更要知道我们会怎样做。        “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参《林前》8:1)。爱不是知识、道理,而是活出来的行动。我们必须以身作则。神一直不断地提醒和告诫我们:“既 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参《弗》4:1)。我们决心用自己的言行,让学生们明白神的真道,“用生命影响生命”。          正因为调强“要行出来”,团契出现了许多让人感动的事情。去年夏天,团契的两位姐妹,在巴黎的街头,发现了一位从新疆来的维吾尔族留学生。他因护照等都丢失了, 法语讲得又不够好,流落在街头。这两位姐妹就把他带到家中,让他吃了一顿饱饭,然后帮他找到一个可以搭铺睡觉的地方。         一直到他今年2月回国,这半年多的时间里,团契所有的兄弟姐妹,都凭著爱心,在经济上、物质上给过他帮助。他和他的家人很受感动。他因经历到神的大爱,而受洗归主。 团契几个已婚的小家庭,虽然自己的住房不大,但都愿意开放家庭,提供给大家查经、分享、祷告。当你看到10几、甚至20来人,挤在不足20平米的屋子里聚会,你的感动会油然而生。 正确地待人、待己         随着“海归”的出现,我们也开始了“海归事工”。每隔一段时间,我们都会回国探望海归的兄弟姐妹。我们发现:他们回去之后,会遇到很多压力,甚至会沮丧,这固然与环境的改变、生活的需要调整有关,但也与他们骨子里的骄傲,有很大关系。         他们大都是独生子女,也很优秀,是被父母、长辈宠惯的一代。信主之后,生命也有了很大的改变,有些人还成为团契、教会的骨干,所以,他们得到的重视、鼓励比较多,这无形也助长了他们的骄傲情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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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奉篇

华人教会差传事工:使徒的榜样与模式

读林安国牧师〈华人教会宣教现况与突破〉有感 刘杰垣 本文原刊于《举目》28期       读了《举目》第25期(2007年5月号)林安国牧师的大作,〈华人教会宣教现况与突破〉,我深有共鸣,尤其在“大使命的思维与领袖”,以及“职业问题与民族中心”这两个问题上。就此仅以我个人所知、所经历,与同道们商讨、共勉。 一、主的大使命的思维与领袖问题         细读主的大使命(《太》28:18-20)后(以英译本为据),宣教领袖们各有不同的诠释。         有人认为这是一重使命(one-fold task),那就是使万人作门徒。浸礼(baptizing)与教导(teaching)这两字,在英文中是动名词,按英语文法,是用以说明造就门徒的。 但亦有人认为是两重使命(two-fold task):传福音(preaching)与教导门徒(teaching)。         这两种观点,各有其依据和理由。若将大使命与《使徒行传》(早期教会史)综合来读,且考虑使徒保罗立下的榜样与模式,我个人认为是三重使命,那就是:1) 传福音;2) 植堂;3) 差传。 三重使命(three-fold task) 1. 传福音事工(Gospel-preaching)        (1) 福音预期事工(pre-evangelism)        (2) 福音传扬(evangelism)        (3) 福音后期事工(post-evangelism)         这三重的工作,缺一不可。设若失之于福音预期事工,教会内传福音时,效果必大为逊色;若无福音后期事工,则无跟进与造就门徒。 2. 植堂事工(Churc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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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奉篇

第一次回国做义工 ──儿童福利院之行

滕胜毅 本文原刊于《举目》28期 如果说在海外生活的这十几年,最大收获是认识了耶稣基督,那么对这个真理的认识,有没有落实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呢?在一个“人的价值在于是否有用”的社会中,我们这些知道十字架价值的人,能具体做一点点什么,好去影响他人,改变社会,哪怕只是一点点呢? 激励和支持 2006年4月初,接到国内学友的电话,说母校在5月底要举行30周年的院庆活动,邀请我参加。这是我毕业后第一次参加此类活动,能见到21年没碰面的同班同学,心里难免有些激动和盼望。 与此同时,也不知为什么,心里另一种更激动的盼望在慢慢地形成,而且越来越强烈。 那就是,利用这次回国的机会,去儿童福利院做一次义工。 不过我有几个顾虑:现在国内有这个需要吗?能否找到一家福利院,愿意接受回国探亲的基督徒去做义工?能找到国内同行一起去吗?当地人会如何反应? 经过几天思索,我决定给在国内的一位同行打电话。他两年前因公来北美,认识了耶稣。在电话中我简单谈了我的想法,他不仅主动提出与我同去,免费提供器材,还要带两个助手。他的果断和热情鼓励了我。 通过他的联系,当地民政官员口头同意,我以“海外基督徒学人”的“个人身分”去做义工,并给我们介绍了一家儿童福利院。经联系,儿童福利院的院长十分乐意,并询问我们能做些什么。 整个计划有了眉目之后,我只有三个星期来筹集必需的用品。当我把计划与自己牙医诊所的经理,以及其他工作人员分享之后,得到大家很大的支持和鼓励。诊所经理即刻就捐献了一百多支儿童牙刷。几家厂商收到求助信后,也纷纷捐助了其它所需的物品──龋齿预防材料、局部注射麻药、牙齿保健指导模型等。他们的慷慨和热情地支持,既令我感动,又令我惭愧,因为我要做的是那么地微不足道。 不久,我又得知,该儿童福利院有近300位孩子。这个数目大大地超过我的预计。虽然我们没法给每个孩子看牙齿,但是希望至少能给每个孩子一把牙刷和一支牙膏。 在发出代祷信后,有两对夫妇,包括一对80多岁的老弟兄和老姊妹,愿意在资金上支持。还有一位弟兄,专门送来十瓶小孩口嚼钙片和多种维生素,他在瓶子上贴上“亲爱儿童福利院小朋友们,慈爱的天父愿你们健康成长”。 斯蒂是我一位病人的妈妈,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在我去中国的前两周,她正好来了诊所。我无意中与她说起要去中国的计划。当听到一个孤儿院就有近三百名孩子时,她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询问她能帮些什么。临走时,她还告诉我,她和丈夫,以及两个孩子,要天天为我祷告,为孤儿院的孩子们祷告。 这些把信仰的爱落实在生活中的信徒,让人看到了耶稣的爱,以及基督信仰的实实在在。 文化的挑战 穿过上海浦东机场,跨上去杭州的快客巴士,中国的现代文明也就扑面而来了。 豪华宽大的国际机场,川流来往不息的人,网络状的高速公路,霓红灯下的高大广告牌……这些在十多年前不可想像的美梦,现今在中国沿海都已成了现实,展现出一个物质丰实的中国。 西方各种理念,也进一步渗入中国人生活的各个层次。“性”文化变得公开和自然,看看各大宾馆洗手间台上的展示就可见一斑了。挣钱多就是成功,也成了普遍的人生理念。 另一方面,在报端和人们日常谈话中,“社区”、“社保”、“医保”等新用语,也常常浮出。“献爱心”和“做义工”,同样成为很多人的口头禅。显然,一个物质丰富的新中国,在与西方世界的交流中,正在面临着社会理念的选择。 我想了解,人们在这样的丰富物质生活中,对基督信仰有什么理解和看法。 从家乡回省城的车上,我旁边正好坐了一位打扮入时的年轻女孩,大约十八、九岁。她来自省城郊县,高中只读了一年就缀学。为了挣更多的钱,就随男朋友一起来到海边的城市打工,两人住在一起。父母都在老家,有一妹妹还在读高中,家里生活得还可以。 聊著聊著,我就问她:“你觉得当今人们最需要的是什么?” “当然是爱了。”她毫不犹豫地说。 “是什么样的爱呢?” 对我的问题,她觉得很奇怪,愣了一下,然后回答说:“那当然是爱家人和朋友了。”接着又补充了一句,“但在这个社会上,更多的是冷漠。” 一个打扮入时、二十岁不到的年轻人,有爱她的父母,有一个可靠的男朋友,经济收入也还可以,却对社会作出这样的评判,确实令人吃惊。 她已与男友同居一段时间了,却没有结婚的打算,因为,“我很害怕,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她也没有与当地人交朋友,原因是,“那些有钱的人太势利了,瞧不起人。” 她认为经济的发展,应该能改善人之间的关系,但她又被“有钱人”那种傲慢的态度所困扰。我也就不客气地问她:“人有钱了,是不是就更有爱心呢?”“那倒不是。”她确实是很清楚地体会到了这一点。 她说她听说过十字架的事,“好像是什么人死了,那些信耶稣的人知道的。”巧得很,高速公路旁一座教堂上大大的十字架,正好从车窗前一扬而过。我也就不失时机地给她讲起十字架耶稣的故事,上帝对人的无条件的爱,和呼唤人认罪悔改。 对故事她倒是听得很认真,但对十字架上无条件的爱有很大的质疑:“这不可能吧,至少在这里是不可能的。不过,在你们美国那边我却不知道,或许可能吧。” 到了省城之后,见到了很多昔日的大学同学和校友,叙旧之余难免对人生有些感叹。牢骚之后,总是能找到一个替罪羊──都是体制不好! “那么体制是谁制定的呢?”我见缝插针地提出我的质疑。 “当然是那些有权的人。”回答也是毫不犹豫的。 “难道他们不是像你我一样的人?”回答是短暂的沉默。“而且,体制下那些没有权力的普通人,也是常常鄙视他人,不把人当人看。”我不客气地举了几个实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