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城市家庭教会
-
刘同苏 本文原刊于《举目》52期 2010年，我两次回国，行程中特别关注了A和B两城的教会事工情况。观察两个城市的教会发展，可以发现城市家庭教会正在面对新处境、新问题、新挑战，同时，也是新的机遇。 A城印象：新都市人，新城市家庭教会 都市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种文化。 都市化是文化的变迁，是人类生活方式的改变。都市化必然伴随着人口的迁移。都市像一个磁石，将以往散布在农村的人吸引过来，高密度地聚集在都市里面。 据统计，目前中国城市居民的60%来自农村。在这方面，A城与北京或上海的情况类似。在大街上行走，仅仅依据衣着和口音，就不难看出，A城本地人已经不占多数了。而那些外来人口，并不是在A城“暂住”的过客，而是为A城社会文化做出贡献的居民。 笔者在A城，光顾过4种类型的餐馆，分别是：所有食物价格都在5元人民币以下的最廉价的面食店，门面简陋的低档餐馆，有一定装修的中档餐馆，以及装潢具有独特文化风格的高档餐馆。这些餐馆的经营者来自苏北、安徽、东北、四川，就是没有本地人。 这种情况绝非局限于餐饮业。一位民工教会的传道人，自豪地告诉笔者：A城所有新建的大楼，没有一栋不是外地人建造的。如果外来人群已经在A城的建设里面，发挥着如此大的作用，并构成A城文化的组成部分，难道他们还不是A城人吗？ “农民工”或者“外地人”的称谓，明显带有贬义的味道。工人就是工人，为什么要在“工”前面，加上“农民”两字呢？对农民出身的强调，不正显示了城市的优越感吗？他们住在此城，并造就著本城的繁荣，为什么还被冠上“农民”的头衔呢？ 几种不同的类型 在A城，笔者观察了不同类型的家庭教会。A城并没有悠久的教会历史，本地人信主的不多，由此，本地人组成的教会并不多见。人员最多的是民工教会。 A城的民工教会有两种类型。一类以传统农村家庭教会的大型团队为背景，即与故乡的大型团队具有结构性的联系，人员多来自同一省份，建制相对完善，具有传统农村家庭教会的固有风格。 另一类是民工弟兄自行建立的，与故乡的教会没有实质的联系。此类教会的成员，常常比较多元，来自不同的省份，有不同的教会传统，结构较为松散，但在教会建制与神学理念方面，具有较大的可塑性。 最后是白领教会。白领教会的主体是新A城人，间有本地人，主要是技术人员（包括技术工人）和教育程度较高的商人。此类文化成分的人，比较容易被本地人认同， 也比较容易建立本城意识。白领教会的教导体制与治理结构都比较完备，明显带有“北京模式”的印记。另外，在校园里面还有一些独立的，或以福音机构为背景的 学生团契。 没有真正的连接 尽管A城的一些大教会之间，已经有了初步的接触，但总体来说，A城的教会并没有真正连接。主要的障碍，既有社会文化方面的，也有教会传统方面的。例如在社会文化方面，虽然大家都在A城，各教会却仍称为“温州教会”、“安徽教会”、“河南教会”…… 最富有的当然是温州教会。温州教会与故乡的教会有着严密的组织关系，结构完整，财政资源丰富，有定型的神学传统与教导体系，具有强烈的组织扩张意识（但不一定是传福音的意识），其成员多来自工商业背景。 在温州教会里，有文化的优越感。无论有多少人在场，只要两个温州人遇见，他们只肯使用温州话。这种执著是有象征意义的，就像上海人只肯使用上海话，俄国贵族非说法语不可，那是优越身份的显示。这已经足以将温州以外的人，阻挡在温州教会以外了。 在安徽教会与河南教会那里，则是文化自卑感，好像自己低人一等，高攀不上本地人。 本地教会则自然有地利的骄傲。 当教会领袖聚会的时候，笔者提到了社会文化对教会连结的阻碍，结果立即听到本地教会的领袖谈60年代“自然灾害”时期，外地人涌入本地造成的伤害（卫生问题啊，偷窃啊，等等）。 可是，笔者不禁要问：我们不都信主了吗？两下之间的墙不是被基督的十字架拆掉了吗？为什么同在A城的教会里面，却还住在各自的故城之中呢？在信主以前，我们不都是罪人吗？谁又比谁更低呢？在信主以后，我们不都是上帝的儿女吗？谁又比谁更高呢？ 如果本地人的教会与外地人的教会，都不能彼此连接的话，如果我们的生命，不能突破尘世的地域文化隔阂的话，谁又会相信天国的超越性呢？ 每一个来到A城的外地人，都是基督请来的客人，接待他，就是接待基督；每一个来到A城的慕道友，都是上帝托付给我们的福音对象，不向他们传扬福音，我们就在上帝面前犯下了渎职罪。 影响寓于回应中 不过，好在已经有安徽的团队，有意识、有计划地向本地人传福音。还有一家温州教会，走出了原有的教会系统，开展不限于温州人的福音事工。目前，该教会的成员的构成，是温州人与本地人各占一半。这是以它地教会资源开辟本地事工的另一种方式。 不仅是A城，在新的社会文化条件下，每一个城市的教会，都面临着同样的挑战。不能回应这一挑战，教会的发展就会受到限制，教会对世界的影响力就会减弱。但挑战就是机遇，教会对新型都市文化的影响力，就寓于对挑战的回应之中。 在都市化浪潮的激荡下，各种社会文化成分正在碰撞和融合，最终形成新型的都市文化。如果凭借属天的渊源，教会能够先行将不同地缘文化背景的弟兄姐妹，融合为属灵生命共同体，就可以为世界提供榜样。 B城再游：深化教会生命，实化教会结构 …
-
孙毅 本文原刊于《举目》45期 听一个在社科院工作的朋友说，在上世纪80年代，她想去当地的一个家庭教会了解情况，结果发现她得先找“介绍人”，不然根本进不去任何家庭教会。去参加聚会的那天，她下了公共汽车后，一个信徒带着她走了半个小时才进 到一个住宅楼中，在一个门窗紧闭的屋中参加了一个小群体的团契活动。敬拜结束后，她回到来的那个车站，发现不过用了五分钟的时间。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刘同苏牧师去年去北京大钟寺附近的华杰写字楼，参加守望教会的敬拜时，在城铁上遇到一个前来参加敬拜的年轻人，他的手里拿着从该教会网站上抄来的地址。刘牧师在文章中感叹，或许教会这样把自己公开出来，更接近圣经上所说的“山上的城”吧！ 一、城市家庭教会走向公开化的几点特征 第一、进入更具公开空间的写字楼 对比上述这两个时期的不同情景，一方面说明，教会所处的整体外在环境，正在向开放、宽容这样的大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国的家庭教会自身在发生变化。 可以看到的表现就是，家庭教会的平均规模、聚会人数在增加，有更多的教会从住宅楼中出来，搬进了更具有社会共同空间性质的写字楼中——在这个意义上，确认 家庭教会的主要标志，已经不再是“以住家为聚会场所”，而是是否能持守家庭教会的传统及神学立场。 家庭教会在整体走向公开化，很多家庭教 会的大门，都不同程度地向社会开放。这表明，无论是教会的带领者，还是普通信徒，都渐渐战胜了过去半个世纪之政治压力在心中造成的恐惧，以及“地下”或者 “非法”的心理，开始以群体，而不是以以往的个体的方式，向社会表明自己信仰基督。 在山上的城中，聚集的是一个社群，当群体中的灯越来越亮的时候，这个山上的城，就是无法隐藏起来的城。 第二、 向堂会型教会的转型 达到一定规模、搬进写字楼的家庭教会，常常经历一种“转型”，即从过去的团契型教会，转为有一定建制的堂会型教会。 1. “联邦”式教会的瓶颈 所谓团契型教会，是指由多个小团契（或小教会），构成的“联邦” 或“邦联”式教会或教会系统。这些小团契（或小教会），人数不多，构成形式基本一样，无论从功能或是建制上，都还不足以承担一个完整教会当承担的多个方面 的责任，如福音与宣教、崇拜与圣礼、教导与神学教育、辅导与家庭关怀、社会服务及文化使命等，只能达到最基本的主日敬拜及小组查经。这样构成的“联邦”或 “邦联”式的教会，因为缺少整合的机制，同样无法发挥一个完整教会所当承担的功能与责任。 就以守望教会来说，2005年之前，这个教会基 本上是由12个团契构成的 “联邦”形式的教会。每个团契的事务由团契带领人决定，而涉及多个团契的共同事项，则由这些带领人组成的教会同工会来决定。主日敬拜在各团契进行，由团契 带领人邀请人参加，并受教会调度；各团契收取的奉献，交由教会统一使用；退修及神学培训，由教会统一安排…… 这种模式，在守望教会发展的初期是很有效的。其优点是，任何团契的人数发展到一定程度后，都可以按照教会的安排，自动分出新的团契，使团契始终保持着较小的规模（一般五六十人），成员间有较紧密的关系。 同时，由于不断需要任命新的、能够独当一面的团契带领人，所以团契必须努力锻炼、培养新的同工，教会因此不断有新的同工起来。 但这种教会形式的发展，在达到12个团契的时候，遇到了瓶颈。 这个发展瓶颈的最直接表现就是，所有同工的主要精力，都用在主日讲道上。因为有12个团契，每个主日就需要安排12人次的讲道。也就是说，在教会牧师及外请讲员之外，每个同工每月还需讲道2-4次。 在团契的其他事务方面，除主日敬拜外，各个团契力所能及的，只有小组查经。因为靠各团契量力而行，所以效果参差不齐。至于成人及儿童主日学，基本上不成系统，更不用说神学教育、教会刊物，或者网站等事工了。 由于各团契独立聚会，教会牧师只能关注到同工层面，各团契内的事务全靠团契带领人。然而团契带领人除讲道、关怀及处理紧急事务外，基本上没有时间与精力投入到其他事工中…… 2. 转型，也走向公开和透明 到了这样的瓶颈，想要发展新的团契已经非常困难了。因此，守望及一些教会开始走向整合，向着堂会型的教会转型。其实这并不是刻意要追求大教会的模式，而是在遇到困境后，寻求神的带领，重新确定了教会的发展方向。 这里所谓堂会型教会，是指已经有一定的教会建制，能够在多个方面，如上述福音与宣教、崇拜与圣礼、教导与神学教育、辅导与家庭关怀、社会服务及文化使命等多个方面承担应有的责任、较为整全的教会。 这里所说的教会建制，并不单纯地指教会的章程（把其他教会的章程抄过来，不等于就完成了教会的建制过程）。一般地说，有了教会建制是指教会已经有了明确成文的信约、章程、教会纪律，以及与之相应的牧养体制、治理体制、事工体制及宣教体制等。 当然，仅仅有存于纸面的文字是不够的，教会建制更深层的含义，是这些基要的观念或精神，已经进入教会的运行中。无论是带领者还是普通信徒层面，都因此形成了一种有意识的约束。…
-
在过往的10年里面，中国福音运动中最为显著的现象，是新型城市家庭教会的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