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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篇

双城记——城市家庭教会的新挑战

刘同苏 本文原刊于《举目》52期        2010年,我两次回国,行程中特别关注了A和B两城的教会事工情况。观察两个城市的教会发展,可以发现城市家庭教会正在面对新处境、新问题、新挑战,同时,也是新的机遇。 A城印象:新都市人,新城市家庭教会         都市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种文化。         都市化是文化的变迁,是人类生活方式的改变。都市化必然伴随着人口的迁移。都市像一个磁石,将以往散布在农村的人吸引过来,高密度地聚集在都市里面。         据统计,目前中国城市居民的60%来自农村。在这方面,A城与北京或上海的情况类似。在大街上行走,仅仅依据衣着和口音,就不难看出,A城本地人已经不占多数了。而那些外来人口,并不是在A城“暂住”的过客,而是为A城社会文化做出贡献的居民。         笔者在A城,光顾过4种类型的餐馆,分别是:所有食物价格都在5元人民币以下的最廉价的面食店,门面简陋的低档餐馆,有一定装修的中档餐馆,以及装潢具有独特文化风格的高档餐馆。这些餐馆的经营者来自苏北、安徽、东北、四川,就是没有本地人。          这种情况绝非局限于餐饮业。一位民工教会的传道人,自豪地告诉笔者:A城所有新建的大楼,没有一栋不是外地人建造的。如果外来人群已经在A城的建设里面,发挥着如此大的作用,并构成A城文化的组成部分,难道他们还不是A城人吗?         “农民工”或者“外地人”的称谓,明显带有贬义的味道。工人就是工人,为什么要在“工”前面,加上“农民”两字呢?对农民出身的强调,不正显示了城市的优越感吗?他们住在此城,并造就著本城的繁荣,为什么还被冠上“农民”的头衔呢? 几种不同的类型         在A城,笔者观察了不同类型的家庭教会。A城并没有悠久的教会历史,本地人信主的不多,由此,本地人组成的教会并不多见。人员最多的是民工教会。        A城的民工教会有两种类型。一类以传统农村家庭教会的大型团队为背景,即与故乡的大型团队具有结构性的联系,人员多来自同一省份,建制相对完善,具有传统农村家庭教会的固有风格。        另一类是民工弟兄自行建立的,与故乡的教会没有实质的联系。此类教会的成员,常常比较多元,来自不同的省份,有不同的教会传统,结构较为松散,但在教会建制与神学理念方面,具有较大的可塑性。         最后是白领教会。白领教会的主体是新A城人,间有本地人,主要是技术人员(包括技术工人)和教育程度较高的商人。此类文化成分的人,比较容易被本地人认同, 也比较容易建立本城意识。白领教会的教导体制与治理结构都比较完备,明显带有“北京模式”的印记。另外,在校园里面还有一些独立的,或以福音机构为背景的 学生团契。 没有真正的连接        尽管A城的一些大教会之间,已经有了初步的接触,但总体来说,A城的教会并没有真正连接。主要的障碍,既有社会文化方面的,也有教会传统方面的。例如在社会文化方面,虽然大家都在A城,各教会却仍称为“温州教会”、“安徽教会”、“河南教会”……         最富有的当然是温州教会。温州教会与故乡的教会有着严密的组织关系,结构完整,财政资源丰富,有定型的神学传统与教导体系,具有强烈的组织扩张意识(但不一定是传福音的意识),其成员多来自工商业背景。         在温州教会里,有文化的优越感。无论有多少人在场,只要两个温州人遇见,他们只肯使用温州话。这种执著是有象征意义的,就像上海人只肯使用上海话,俄国贵族非说法语不可,那是优越身份的显示。这已经足以将温州以外的人,阻挡在温州教会以外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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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奉篇

作山上的城 ──对城市家庭教会发展的一点思考

孙毅 本文原刊于《举目》45期            听一个在社科院工作的朋友说,在上世纪80年代,她想去当地的一个家庭教会了解情况,结果发现她得先找“介绍人”,不然根本进不去任何家庭教会。去参加聚会的那天,她下了公共汽车后,一个信徒带着她走了半个小时才进 到一个住宅楼中,在一个门窗紧闭的屋中参加了一个小群体的团契活动。敬拜结束后,她回到来的那个车站,发现不过用了五分钟的时间。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刘同苏牧师去年去北京大钟寺附近的华杰写字楼,参加守望教会的敬拜时,在城铁上遇到一个前来参加敬拜的年轻人,他的手里拿着从该教会网站上抄来的地址。刘牧师在文章中感叹,或许教会这样把自己公开出来,更接近圣经上所说的“山上的城”吧! 一、城市家庭教会走向公开化的几点特征 第一、进入更具公开空间的写字楼            对比上述这两个时期的不同情景,一方面说明,教会所处的整体外在环境,正在向开放、宽容这样的大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国的家庭教会自身在发生变化。 可以看到的表现就是,家庭教会的平均规模、聚会人数在增加,有更多的教会从住宅楼中出来,搬进了更具有社会共同空间性质的写字楼中——在这个意义上,确认 家庭教会的主要标志,已经不再是“以住家为聚会场所”,而是是否能持守家庭教会的传统及神学立场。            家庭教会在整体走向公开化,很多家庭教 会的大门,都不同程度地向社会开放。这表明,无论是教会的带领者,还是普通信徒,都渐渐战胜了过去半个世纪之政治压力在心中造成的恐惧,以及“地下”或者 “非法”的心理,开始以群体,而不是以以往的个体的方式,向社会表明自己信仰基督。            在山上的城中,聚集的是一个社群,当群体中的灯越来越亮的时候,这个山上的城,就是无法隐藏起来的城。 第二、 向堂会型教会的转型            达到一定规模、搬进写字楼的家庭教会,常常经历一种“转型”,即从过去的团契型教会,转为有一定建制的堂会型教会。 1. “联邦”式教会的瓶颈            所谓团契型教会,是指由多个小团契(或小教会),构成的“联邦” 或“邦联”式教会或教会系统。这些小团契(或小教会),人数不多,构成形式基本一样,无论从功能或是建制上,都还不足以承担一个完整教会当承担的多个方面 的责任,如福音与宣教、崇拜与圣礼、教导与神学教育、辅导与家庭关怀、社会服务及文化使命等,只能达到最基本的主日敬拜及小组查经。这样构成的“联邦”或 “邦联”式的教会,因为缺少整合的机制,同样无法发挥一个完整教会所当承担的功能与责任。            就以守望教会来说,2005年之前,这个教会基 本上是由12个团契构成的 “联邦”形式的教会。每个团契的事务由团契带领人决定,而涉及多个团契的共同事项,则由这些带领人组成的教会同工会来决定。主日敬拜在各团契进行,由团契 带领人邀请人参加,并受教会调度;各团契收取的奉献,交由教会统一使用;退修及神学培训,由教会统一安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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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奉篇

城市家庭教会崛起的缘由与意义

刘同苏 本文原刊于《举目》45期           在过往的10年里面,中国福音运动中最为显著的现象,是新型城市家庭教会的崛起。本文欲借助有限的篇幅,简略评述新型城市家庭教会产生的历史条件,其生命传统的传承,在整个中国福音运动中的定位,现行与未来的基本走向,及其处理关键问题上的使命(注)。 一、反向贫困与内在充实──崛起的缘由            在上帝的计划里面,普遍启示总是铺垫著特殊启示展开的场景。自1840年以来的整体文化转型构成了中国福音运动兴盛的客观条件,同样,都市化也构成了城市家 庭教会崛起的客观条件。1990年以前,中国城市人口仅占总人口的3%,而现今已经超过了35%。按照目前的发展速度,至本世纪中叶,更会达到90%。农 村与城市不再是隔绝的两个世界,城市文化主导著文化的所有领域,并且按照从大到小的传播次序,由最为中心的超大型城市,发散遍及全国。            就如上海流行的衣饰款式,像高坡上逐级而下的流水,经由中等城市、县镇,进入乡野村落;而乡谈村语里夹杂的时髦思想范式,向上溯源,也总能在北京的前卫思想流派里面,发现其最终渊源。           都市文化以无法抵挡的势头颠覆了中国传统的农村文化。随着都市化,出现了一种反向贫穷。以市场经济为背景的都市化,带来了急遽增长的物质财富。而迅速扩大的 外在有形资财,反倒显露了内在精神资源的贫乏。自近代以来就无法应对西方文化冲击的中国文化、精神世界,现今更到了一无所有的境地,当然无法驾驭几乎瞬间 爆发起来的巨大财富。            都市化造成的这种内外反差,促就了普遍的精神寻求。除了广州的个例以外,“哪里的都市文化繁荣,那里的福音运动便兴旺”,在当今中国已经成为规律。说到底,不是物质财富的发展奠定了福音传播的基础,而是有形发展所突显出来的精神惨白,促成了对信仰的需要。           都市化造就了信仰的需要,却无力提供所需要的信仰。都市化的客观环境,是信仰展开的场景,也是检验信仰力量的客观尺度。城市家庭教会的崛起,不仅得益于都市 化的客观条件,更是由于继承了传统家庭教会的生命传统。在一千多年西方宣教士与前辈圣徒之生命实践的基础上,传统家庭教会在面对专制主义的全面逼迫时,和 由于锁国政策而被迫分离于普世大公教会的隔绝状态下,以基督的“十字架”与“道成肉身”的生命样式,活出了既能与中国文化接轨而又不被该文化之罪性所俘获 的生命传统。正是由于继承了这一生命传统,城市家庭教会才召聚起一大批不但能够生活在主流文化之中,而且可以超越文化罪性的人。            信仰的实在力量就是把握大众。文化核心处的精神空白,造就了诸信仰的“逐鹿”,而百家争鸣的关键不是理论的交锋,而是实际的生命影响力。光凭言说是说不出一种文化来的,任何一种文化的成就都是大众活出来的。信仰之所以可能塑造文化,就在于其对大众生命的影响。            经由“十字架”与“道成肉身”的生命实践,传统家庭教会形成了敬虔主义与本土化的传统。正是因为继承了这个传统,城市家庭教会才能在都市化的挑战之下,把握主流人群(“进入文化”),并提升主流人群(“召出来”)。这凭借的不是理念与技术的优势,而是能够改变大众生命的内在功力。             形式虽然不是最终的决定要素,但发挥着重大的辅助作用。套一句老话,生命本质确定之后,形式就是决定因素。都市文化毕竟不同于乡村文化,基督信仰需要以新的形式,在都市文化的处境里面,表现出自我的生命力量。            中国的都市化得益于对国际社会的开放,而城市成了“先得月”的开放窗口。凭借著城市先行开放的便利地位,城市家庭教会率先与普世的大公教会接轨,因而在教会 架构与神学思想方面,获得了某种借鉴。城市家庭教会能够较成功地回应都市化挑战,其原因除了对传统家庭教会传统的继承以外,也是由于从普世大公教会传统中 汲取了力量。城市家庭教会可以说是中国家庭教会传统与普世大公教会传统的汇接点;借由这个汇接点,中国家庭教会在外形上重新对接到(在生命本质上从未离开 过)普世大公教会的大家庭,并且由于这一融合而在都市化的社会文化背景中,上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都市化的客观环境,传统家庭教会的生命准备,与普世大公教会的连接,构成了城市家庭教会崛起的原因。城市家庭教会就是,在都市化的社会文化挑战之下,借鉴海外大公教会的生命形式,而于传统家庭教会传统的基础之上,形成的家庭教会内部的新生的次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