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宗教改革
-
本文原刊于举目官网2024.08.03 柏雨成 几天前，我在结束几天紧凑会议返家补觉醒来，发现社交媒体已被巴黎奥运开幕式刷屏。于是赶紧补看录播。 不愧是巴黎，整个开幕式从头到尾都充斥着大胆和前卫。当搂着同性、异性、甚至多个伴侣的异教诸神们，坐上一长条（晚）餐桌时，我很能理解，为什么这样的演出会引起争议。然而，我的感受却又跟很多评论者不一样。 一言以蔽之，我没有被冒犯，但我的确不喜欢！ 在做价值判断之前 在做价值判断之前，我们首先应当试图理解对方价值的来源。即便像笔者这样的法国文化门外汉，也能感知到，法国艺术和文化中，对自由的绝对追求，以及其背后隐藏的、一种对一切约定俗成的“宏大叙事”和既定规则的反叛精神。这种精神想必由来已久。 宗教改革爆发后，在欧洲各国掀起的大大小小的宗教战争中，法国的宗教战争尤其惨烈。 从1562到1598年间，强大的天主教会，觊觎王位的贵族，和叛乱热情高涨的新教徒，共同导致法国连续30多年不间断的血腥宗教战争。1572年，一日之内将近3000名新教徒和近万人被杀的圣巴托罗买日大屠杀，只是其中的一例。而最终，为法国带来了一丝宗教宽容的亨利四世，也是通过在新教和天主教之间投机取巧地来回横跳三次之多，才为自己争取到了必需的政治资本得以称王。（注1） 对当时不少法国民众来说，宗教有时候的确更像权力布局的棋子和暴力的遮羞布，而不是上帝恩典的体现。 《圣巴托洛缪日大屠杀》（Le massacre de la Saint-Barthélemy）为法国新古典主义画家弗朗索瓦·杜波依斯（François Dubois, 1790–1871）的作品。现存于瑞士洛桑的州立美术博物馆（Musée cantonal des Beaux-Arts）。 经过这些事件，法国在16世纪就已经出现深刻反思宗教暴力，鼓吹政治世俗化的思想文献。随后的一个世纪里，巴黎的教士阶层普遍跟越发集权的皇室走得很近，并在法国大革命中为此付出了代价。 之后，法国还经历了拿破仑军事独裁，二战期间由倒戈社会精英为核心组建的维希政权，等等。1968年，学生运动等一系列社会运动，进一步催生了法国对一切传统权威，包括宗教权威深刻的不信任。 所以，到了巴黎奥运会，我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无神论的国家反对宗教，或者一个性泛滥的国家反对传统婚姻观，而是一个骨髓里刻入了后现代基因的文化，平等地反对着一切宏大叙事和传统权威。 事实上，法国法律在这一点上，的确做的很到位。它不仅禁止基督徒在官方场合佩戴十字架等宗教物件，也禁止穆斯林在官方场合戴面纱或罩袍。这一点上，基督徒实在不能说有什么“尤其”被冒犯的资本。毕竟，这个开幕式还有抱着被砍下来的头唱歌的玛丽皇后——这已经是法国在调侃自己历史上，最彻底地左右了民族走向的历史事件之一了。 同理，一群五颜六色的变装女王们，不符合传统基督教审美自然不假，但俄罗斯，沙特，和伊朗代表团看了，也不见得会好受更多。 艺术解读者的自由 当然有人会说，他们调侃了最后的晚餐，基督徒因此应当感到被冒犯。这一点上我倒有不同的感受。 本着艺术创作和解读自由的原则，我觉得观众认为，这一出诸神盛宴，或是在模仿/恶搞《最后的晚餐》，或并不是在模仿《最后的晚餐》，都是观众作为一个艺术解读者的自由。我本人因为有社交媒体海量刷屏信息导致先入为主的默认，看重播时，的确看出了对《最后的晚餐》的模仿和恶搞，但是我并不认为每个人都要像我一样。 如果有的人，包括基督徒，并不认为这是在模仿或恶搞《最后的晚餐》，这也是他的自由。 什么是冒犯？ 不过，即便承认这一出戏在模仿或恶搞《最后的晚餐》，我也并不认为就一定意味着我应当被冒犯。 我总觉得，冒犯是一个应用范围比较狭窄的动词。我可能被很多事情搅扰，或者不喜欢很多事情，但如果说我“被冒犯”，那似乎只能形容我所拥有的东西，没有得到应有尊重。 比方说，有人诋毁一个素未蒙面的陌生人，我得知的话估计会愤怒，但说我被冒犯，却不准确。但他如果是诋毁我的话，那我就要被冒犯了，因为他攻击的物件是我的人格。或者，有其他信仰者在公共场合发送宣教传单，我虽然不信他们的宗教，但我也不会觉得被冒犯。但如果他们上我家来，未得到我的许可就进家传教不停，那哪怕对方是基督徒宣教士，我大概也会感到很被冒犯。 所以，我一直觉得，说一个人被冒犯，需要默认这一冒犯的物件应当是他所拥有之物——他的家、他的时间、他的人格等。 《法王弗朗索瓦一世探望临终的达芬奇》（François Ier reçoit les derniers soupirs de Léonard de Vinci）。法国新古典主义画家Jean-Auguste-Dominique Ingres（1780–1867）绘于1818年。现存于巴黎市立美术馆（Musée des Beaux-Arts de la ville de Paris）。 谁拥有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 而我认为，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并不是基督徒所拥有的。 作为基督徒，我自然为圣经记载之事，能被如此美丽的艺术品所展示出来而高兴。但这幅壁画毕竟是后人的艺术作品，而不是圣经记载本身。画中使徒们的穿着、行为，和座位编排等，根据圣经的依据也较为有限。更多的是，达芬奇是根据艺术传统和个人想像力所补充出来的。同时，画中使用的很多技法，也并非圣经教导或教会传承。…
-
本文原刊于举目官网2024.04.13 舍乐 瑞士日内瓦，一座充满故事的古老城市。老城区的鹅卵石和日内瓦湖畔的波浪，都让人沉醉留恋。除此以外，众多的联合国组织，亦吸引著千万游客。然而，对于基督徒而言，更重要的是，可以追随历史长河中宗教改革先贤的足迹，深思这一切，意味着什么。 一、宗教改革前的日内瓦 西元380年左右，日内瓦在古罗马帝国的首肯下，在现今圣皮埃尔大教堂的位置上，修建了一个由礼拜场所、住宅和行政建筑组成的主教群。 第一位大公教会的主教Isaac，将日内瓦作为核心管辖教区，将其影响力扩张至周边的安纳西、霞慕尼、埃维昂莱班等地。日内瓦后经勃艮第人、法兰克兰人以及加洛林王朝、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注1） 至15世纪，经过多次的政治动乱，日内瓦周围的许多地区乡村和领地，都归属了萨伏伊家族。1449年，伪教宗费利斯五世，放弃了他的教宗头衔，却保留了该职位的许多特权。萨伏伊家族就这样有效地控制了日内瓦主教教区。至此，日内瓦被当作公国未来的首都而建设，发展成为金融中心及宗教要地。 图1：里帕耶城堡（Château de Ripaille），中世纪萨伏伊公爵阿梅迪八世的隐居住所。（来自Wikimedia） 二、宗教改革时期的日内瓦 历史车轮驶向16世纪，日内瓦经历了风起云涌的改革（注2）。 （一）法雷尔 16世纪，马丁·路德的改教思想，散播在欧洲大地。 1532年6月9日，新教徒在日内瓦城内，张贴出许多批评教宗权力、宣扬宗教改革的标语。法国新教改革家加尔文的密友法雷尔，于10月进入日内瓦。1533年，日内瓦的新教信徒举行了圣餐礼。对于一直举行“弥撒”的日内瓦来说，这是颠覆性的（注3）。 图2：圣皮埃尔教堂，建于12世纪。 Torbjorn Toby Jorgensen摄于2019年4月1日。 在接下几年里，法雷尔在这座城市中，依靠公开信仰辩论，得到了市民的广泛支持。市民们占领了拉马德列尼教堂、圣皮埃尔主教座堂，捣毁偶像，取消弥撒。 萨伏依公爵对日内瓦进行了武装干涉。然而日内瓦市民以足够的勇气，进行了抵抗。1536年5月，市民大会投票，决定皈依新教，“依照福音的律法和上帝的话语来生活”。日内瓦亦宣布成为独立的共和国。 法雷尔因感无力胜任重组城市宗教机构的重责，请求约翰·加尔文到日内瓦主持改革工作（注4）。 （二）加尔文 1536年，年仅26岁的加尔文，出版了第一版的《基督教要义》。该书一出版，加尔文就成为了法国新教领袖（注5）。 1，到来和驱逐 加尔文来到日内瓦后，进行一系列改革，例如拒绝信仰不符的人领受圣餐，禁止脏话、赌博、跳舞、聚会和酗酒，也不准信徒缺席聚会、在崇拜中发声、以天主教圣徒之名给子女取名等（注6）。 日内瓦人不喜欢有人用这种方式监管他们的私生活，于是发动了一场抵抗运动。当时的日内瓦，推翻了天主教主教及其支持者萨伏伊公爵的统治，由地方行政官和议会治理（注7）。于是，1538年，加尔文和法雷尔，被议会认定“干涉了公共道德权力”，被驱逐出境（注8）。 3年后，日内瓦议会又请求加尔文回去。虽然加尔文向他的友人吐露：“我宁可死一百次，也不去背那个让我每天死一千多次的十字架”，然而日内瓦的争论和内讧，让加尔文感受到呼召的压力，有谁能阻止上帝呼唤他进入改教的事业中呢？ 再次回到日内瓦的加尔文，在城门口，受到了英雄般的礼遇。他在主日登上圣皮埃尔教堂的讲台。他心中充满来自上帝的平静，并没有为驱逐的事件愤愤不平，也没有表示感激人们的欢迎。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他继续上一次离开日内瓦前讲的经文，按经卷传讲下去。（注9） 图3：加尔文在圣皮埃尔教堂中曾经坐的椅子。这一张平平无奇的椅子，似乎打破了天主教从中世纪以来在日内瓦的荣耀奢华。宗教改革的实质，是回归到起初使徒所传讲的那朴实无华的真理。Mourad Ben Abdallah 摄于2009年7月11日。 2，加尔文主义 加尔文的思想在日内瓦传扬开来，被称为“加尔文主义”。加尔文在日内瓦起草了著名的《教会宪章》，明确了牧师、教师、长老和执事的职份规定。 因为敬拜的需要，他还编写了教义要理问答，对新教的礼拜仪式做出更新，设立教会法庭，监管日常生活，发展教育和商业（注10）。 在他的努力下，整个日内瓦发生巨变。有人称他为“日内瓦的暴君”，但实际上，掌管共和国宗教事务，包括裁定异端的，是市议会（注11）。 图4：新旧“日内瓦学院”，位于圣皮埃尔教堂附近的加尔文礼堂（L’Auditoire de Calvin）。昔日讲员会从礼堂的右侧梯子，步入半空中的讲台。(见日内瓦学院网站https://auditoirecalvin.ch/?lang=en) 1559年，加尔文成立日内瓦学院。该学院成为了改革宗教运动的摇蓝，影响着欧洲文化和宗教格局（注12）。这是加尔文在日瓦内的学习和授课之地。也是现今日内瓦大学的前身。 我们所熟知的苏格兰改革者约翰·诺克斯，称日内瓦学院是“自使徒以来基督最完美的学校”（注13）在这里，加尔文接待了各地的来访者。。许多受宗教逼迫的人，从各地前往此学院，在此学习加尔文的思想，并将加尔文主义带到世界各地。 图5：1560年版《日内瓦圣经》，是继1539年《大圣经》（The Great Bible）之后，第一部英文圣经，也是英国国教的授权圣经。现存于美国国会图书馆。# United States public domain。 1560年，日内瓦学院的师生，共同完成了《日内瓦圣经》的翻译。这是比钦定本更早的圣经，对新教世界以及后期英文圣经翻译，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3，宗教改革博物馆 图6：日内瓦宗教改革博物馆内加尔文的相关艺术作品。 这是宗教改革博物馆内，加尔文的画像与雕像。可以想像，那个时候的加尔文，肩负著改革的重担。他的眼泪和欢笑，都与这座城市息息相关。“为上帝的荣耀”，是他一生奋斗的动力。 他从奥古斯丁继承了 “天上的国”与“地上的国”的思想，强调“国家和教会两种权力，应该是互补的”（注14）。应议会要求，他为这座城市献上了共和国宪法草案（注15）。日内瓦正是在此信念下，迎来新生。 4，回想 加尔文的改革，改变了日内瓦的世俗生活方式，使之接受了新的教义。更重要的是，人们将他的思想，从这里带到世界各地。他的思想，影响了欧洲，仍致后来的美洲大陆，对现代教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遗憾的是，现今的日内瓦，不再是宗教改革中心。甚至在日内瓦的加尔文主义者，数量也不多（注16）。 所幸的是，加尔文思想的发源地，虽不再有曾经的辉煌，但上帝的话语，却随着承载者，散播到世界各国，永不消逝。 将日内瓦建设成他理想中的上帝之城，也许是加尔文最大的梦想，但上帝的手超越人的谋划。 图7：波兰裔法国纪念碑雕塑家Paul…
-
确实，不法的事增多，到处是喧闹和纷争，但请记住：这只是“黎明前的黑暗”！真理的黎明和白昼总要到来。
-
在历史上，教会用教导正统教义的赞美诗，捍卫信仰，对抗异端。诗歌的作用实在是不容忽视。我们可以看几个真实的历史事件。
-
新媒体或许有利于吸引群众、传播资讯、引领潮流，但属灵生命的长进，终究是一门“出死入生”的属灵艺术。
-
每当思及路德，这样一位有着明显瑕疵（罪）的伟人，我们不得不谦卑下来——被上帝大大使用的属灵伟人，尚且犯下如此大错，而我们作为平凡之人，在面临复杂的社会和教会问题时，所做的抉择怎能完全无过呢？如果把我们放在路德的位置上，我们能有更好的表现吗？
-
公元1517年（明武宗正德12年）10月31日，马丁路德在威登堡教堂大门张贴95条论述。
-
公元1555年（明嘉靖34年）9月25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与支持路德宗的世马克登邦联（Schmalkaldic League）在奥古斯堡达成和平协议。自从马丁路德在1517年10月31日张贴95条论述之后，经过了38年的时间，路德宗与天主教终于达成和平共存的法律条约。
-
“苏格兰信仰宣言”除了有关信仰的宣言以外，还定义了三点决定真正信仰的教会：1.真实的传讲上帝的话语；2.正确的施行耶稣基督的圣礼；3.执行教会纪律：制止邪恶，提倡道德。
-
公元1536年（明嘉靖15年）7月12日，伊拉斯姆在瑞士的贝赛尔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