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家庭教会

本文原刊于《举目》54期 谢文郁 1949年以后的“新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都是新的。一切都令人兴奋，令人目眩。中国人好像有了前所未有的自信，“从来就没有救世主，全靠我们自己”，这样的口号深入人心。从此，中国这块土地上，弥漫着“人定胜天”的精神和勇气。         在理论上，这股精神和勇气在所谓的辩证唯物主义中找到了立足点。在实践上，“大跃进运动”（1958-60年）把这股精神和勇气传染给每一位中国人。于是，中国人开始生活在一个完完全全的人文主义氛围中﹗！         对于当时的中国基督徒来说，这是一种信心挑战。许多基督徒不知不觉也受了影响了，或离开了教会，或淡化了自己的信仰。         西方传教士们的忧心成了现实。早在20年代中期，随着非基运动的广泛展开，传教士愈来愈真切地感受到中国文化的人文主义情结，感受到这一情结对基督福音的严重阻拦，他们犹如面对一堵又高又大又厚的墙，而无能为力。于是，他们呼吁跨宗派的联合祷告，求神亲自拆毁这堵墙。         然而，历史发展似乎和所期望的发展背道而驰 。他们问，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西化运动，是高举人的能力、否定基督教的人文主义运动。这场西化运动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历史舞台的前台，并在新中国主导了中国文化的话语权。──上帝在听我们的祷告吗？还是说，我们的祷告出了问题？ 五十年代的分化        1954 年之后，中国教会出现了“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的分化。按照中国的法律，“家庭教会”是不合法的。所以，“家庭教会”无法公开聚会，其活动能力和范围 都大大收缩。他们无法在公开场合，向中国人展现神的荣耀。然而，他们秘密聚会，认为自己是神所拣选的“小群”，心甘情愿为神受苦。         “三自教会”则因为得到政府的支持，可以公开活动。虽然也受到很多限制，在社会上的影响越来越小，但是，三自教会仍然在社会的视野中。三自教会中的许多人相信，他们还在为神做见证，他们参与三自运动是符合神的旨意的。        对于新政府来说，基督教教会并不是一股强大力量。在通过三自运动解决了基督教问题之后，他们几乎不把基督教当回事。此刻还有更大的事要做，那就是，在经济和 军事上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国。尽管新政府在各方面都是新手，但是，在极端的人文主义情结中，他们相信自己的力量。1957年开始的“反右运动”，进一步深化 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人的思想改造。         1958年，“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赶超世界发达国家，成了中国社会的前进动力。受政府宣传的影响，在大多数中国人的眼中，基督徒属于落后、跟不上形势之人。基督教是一种迷信，必将被历史抛弃。        在这种形势下，在公开场合宣传基督教，等于把自己公开当作笑柄。迫于政治压力，不但年轻人，即使那些属灵前辈，也无法在公开场合宣告福音。王国显弟兄在回忆 录《行过了死荫的幽谷》一书中提到， 1957年他从牢里释放出来，回到广州大马站福音会堂（1950，林献羔创立）：“那时教会传出的讯息，一面是安慰，一面是带领神的儿女继续要活在神的脸 光中。我们更孤单了，但是却激励了许多在各地的神的儿女。他们知道我们仍旧孤军作战，他们写信来与我们表同情，我们也因此得安慰。”（页150）不久，王 国显就向政府申请出国。        那时中国的基督徒（不管是属于家庭教会，还是三自教会），能够保持住自己的信仰，就算是为神做见证了。能为基督的名呐喊的，少而又少﹗！ 六十年代的“消灭”        进入60年代，经历了 “反右运动”和“四清运动”之后，新政府觉得已经比较稳固地控制了社会，在政治上略微放松了管制。更重要的是，由于政府在大跃进运动中的激进、冒进，中国 经济受到了相当大的损害。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逼债，中国政治发生了重要变化：毛泽东退居二线，刘少奇主管政局。         在刘少奇的主持下，政府为了经济的发展，允许农村地区有较大的自主性。于是，在60年代的头几年里，有些农村出现了游行传道人。这些游行传道人主要是普通信徒，他们的活动亦十分有限──当时教会的传道人，或者入狱，或者受到控制，无法出来传道。         1963年，中国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之后，略略缓过了一口气。这是一场天灾加人祸。如果中国人能够静心反省，不难认识到人的能力渺小，不难从中汲取教训、学会谦卑。不幸的是，当时的中国人不具备这种反省能力。         在马克思主义主导下，人文主义已经在中国膨胀。中国大陆的各种宗教，都顺服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按理说，宗教问题已经完全解决了。然而，1963-1965年 这段时间，中国的主要报刊（《人民日报》、《红旗》、《新建设》、上海《文汇报》等）上，刊登了相当激烈的“宗教大辩论”。这场辩论涉及了宗教定义、宗教 信仰自由、宗教政策等等问题，可是却没有宗教人士的参与，基督徒更是没有发言权。        在辩论中，就宗教政策问题，形成了两个派别，即所谓的温和派与激进派。双方都坚持唯物史观的无神论，不过，温和派（以对藏传佛教有一定研究的民族学家牙含章为代表）认为，从唯物史观出发，任何宗教都不过是历史 进程中的一种现象。它的产生有其历史条件，消亡也有历史必然性。因此，政府可以采取正常管理的政策，让它自行消亡。         激进派则以游游骧（马 克思主义学者，后跟随赵朴初学佛学；改革开放后进入佛教 界工作，任中国佛教协会副秘书长）、刘俊望等为代表强调，宗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必然和当下的马克思主义势不两立。因此，政府必须从马克思主义出发，和各 种宗教进行斗争，尽快消灭宗教现象，确保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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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于《举目》61期 谢文郁 1989年，对于中国来说，是不寻常的一年；对于中国教会来说，也是不寻常的一年。这一年春天，在北京发生了一场政治“动乱”，波及全国、全世界，触动了中国社会的每一角落，挑动了每一个人的神经，在中国人心中注入了一种社会意识，驱动了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        这场运动的实质是，一批浸淫在80年代自由主义思潮中的年轻知识分子，在美好理想和善良愿望的驱动下，想用西方的自由民主理念改造中国政治。他们希望在学生运动中实现这一理想。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在残酷的中国政治面前，如卵击石，头破血流﹗              这场政治动乱最终成了一把双刃剑。一方面，那些积极参与运动的自由主义旗手，在严峻的政治压力下被迫外逃，最后只能在西方国家的庇护下，在海外搞所谓的“民运”。留在国内的代言人也无处发声，只能闭关自守。            另一方面，这场运动对政府的意识形态也是毁灭性的。自始至终，在如何结束这场动乱的问题上，人民的期望和政府的做法完全对立。当这场运动被政府强行用暴力压制时，人民对政府的信任跌至谷底，政府所倡导的信念从此失去号召力。           之后，中国社会进入了所谓的信仰空白时期﹗ 宗教热情的蔓延            人是需要在信任情感中生活的。这一情感先是在父母的怀抱中得到满足，后是在社会关系中得以满足，最终则在宗教生活中得以满足。中国人原本在共产主义理想中，满足了自己的宗教情感。现在，这个理想破灭了。            信仰空白的生存状态是令人绝望的。当一切在理性中看得清清楚楚、从今日到死亡的每一天都按部就班时，生命的意义在哪里呢？这是令人窒息的生存﹗政府的宣传已经失效，自由主义理念已经七零八落。还有什么可以满足人的终极信任情感呢？            于是，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中国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宗教场所，包括官方认可的公开宗教场所，如三自教会和天主教的教堂，各种各样的佛庙、道观，回人的清真寺，乡村的祖宗庙等等，都呈现出复兴的景象，人气越来越旺。             佛教的香客人数增长速度最快。大大小小的佛庙，香火熏天。与此同时，基督教家庭教会也呈现了快速发展的势头。虽然具体人数难以估计，但是，只要进入河南、安徽一带，无人不惊诧家庭教会信徒人数的增长速度。            宗教成为了热门话题。 文化基督徒现象            在长期的无神论教育中，“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鸦片一词，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就是罪恶的象征。它让人联想起1840年的鸦片战争。因此，对民众而言，说宗教是鸦片，等于说宗教就是罪恶。            然而国门打开之后，中国人看到的是，西方社会仪态万种、和谐富足，令人羡慕、向往。而且，这个美好的社会，竟然保持着基督教。对于理想破灭、陷入信仰空白的中国人来说，基督教似乎意味着什么，似乎指向某种奥秘。夹带着好奇和冒险心态，一些中国人开始去了解、重视基督教。            1994年，北京大学哲学系赵敦华教授，出版了《基督教哲学1500年》（北京商务印书馆）。读毕，大家好像发现了新大陆：原来基督教还有这么丰富的思想资源﹗             接着，刘小枫博士加盟香港道风山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并以此为基地，在中国大陆翻译出版了大量的基督教神学著作。            在这两股风潮之下，中国思想界一场影响深远的基督教热，如火如荼地展开。而且，在现实生活中，这股基督教热造就了一大批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所谓“文化基督徒”。             这批人，对政府失去了信心。共产主义理想在他们心中失去了地位。但是，没有信仰的生活是令人绝望的﹗他们在阅读基督教文献的译作时，找到了某种共鸣──耶稣的死是为了世人的罪﹗这是多么伟大的人格﹗用刘小枫的话来说：他们感觉到，他们的生命“因信了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的爱而发生了改变”（《现代语境中的汉语基督神学》，第28页）。信仰是有力量的﹗             他们感受到了信仰带来的喜悦，公开宣称自己是基督徒﹗不过，令他们十分失望的是，当他们走入教会，无论是三自的，还是家庭的，他们都无法呆下去。他们认同基督教基本理念，但无法认同他们所看到的基督教会。             香港神学界在世纪之交，有过一次大范围的讨论，公开质问这些人的信仰：这样的人算不算是基督徒？他们是麦子，还是稗子？ 家庭教会大发展            90年代是中国家庭教会大发展的时代。根据赵天恩牧师的统计，单单河南、安徽两省的几个团队教会（编注：这些教会系统多由数位传道人开始，共同领导的。），总人数就以千万计。比如，张荣亮带领的河南方城教会（后改为华人归主教会），申义平的中国福音团契（原为河南唐河团契），郑献起的安徽阜阳教会（后改名为中华蒙福教会）等等，据说人数皆在几十万到几百万之间。            1998年11月26日，申义平、张荣亮、郑献起、王君侣4位弟兄，代表各自的团队教会，聚在华北某地，签署了一份“中国家庭教会信仰告白”，就圣经论、三一神论、基督论、救赎论、圣灵论、教会论、末世论等七个方面，发表了信仰宣言。受赵天恩牧师的影响，这个宣告努力向海外华人主流教会的信仰宣告看齐，因而看上去相当正统。            不过，这些教会，能否达到其信仰宣言呢？            我们看到，这些教会的传道人日夜奔走，各处传讲福音，行神蹟奇事，治病赶鬼。往往一次讲道，整个村庄的人都决志信主。教会信徒人数急剧上升。一片复兴的景象，令人兴奋。            信徒的聚会则多在晚上，有敬拜赞美（唱诗、读经、讲道），并当场治病赶鬼。由于政府的压力，这些聚会采取了秘密的方式。讲道一般是依靠自己的读经“亮光”，和大量的神蹟奇事、故事。教会生活缺少固定的集体查经和主日崇拜。不过，会定期举办骨干同工培训，邀请信得过的国内外传道人前来培训。             这些教会的大多数信徒，在圣经的阅读和理解上，往往孤立无助。除非成为同工，接受培训，否则在圣经知识和教会生活上都严重“营养不足”。他们的信仰，建立在几个治病、赶鬼的见证故事上。            这样的信徒，是不是基督徒？他们是麦子，还是稗子？ 是宗派，还是异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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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会通过长期十字架上的坚守，最终在主流社会里面，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如果将家庭教会排除在外，那么对现今中国社会的任何描述，都是不完整的；任何合法秩序，如果排除了家庭教会，这种秩序就不够合法；任何政治权力，如果不能管辖主流社会中如此重要的部分，就不具有全民性。因此，政府需 要开始认真面对家庭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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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从一个家庭教会研究者的角度，试图阐述家庭教会政教关系的相关问题。由于家庭教会的复杂性，文中对家庭教会特点的归纳只是一种尝试。文中一些观点，不能代表家庭教会整体或者某个教会的观点，而只是研究者个人的一种建设性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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