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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于举目官网2024.08.03 柏雨成 几天前，我在结束几天紧凑会议返家补觉醒来，发现社交媒体已被巴黎奥运开幕式刷屏。于是赶紧补看录播。 不愧是巴黎，整个开幕式从头到尾都充斥着大胆和前卫。当搂着同性、异性、甚至多个伴侣的异教诸神们，坐上一长条（晚）餐桌时，我很能理解，为什么这样的演出会引起争议。然而，我的感受却又跟很多评论者不一样。 一言以蔽之，我没有被冒犯，但我的确不喜欢！ 在做价值判断之前 在做价值判断之前，我们首先应当试图理解对方价值的来源。即便像笔者这样的法国文化门外汉，也能感知到，法国艺术和文化中，对自由的绝对追求，以及其背后隐藏的、一种对一切约定俗成的“宏大叙事”和既定规则的反叛精神。这种精神想必由来已久。 宗教改革爆发后，在欧洲各国掀起的大大小小的宗教战争中，法国的宗教战争尤其惨烈。 从1562到1598年间，强大的天主教会，觊觎王位的贵族，和叛乱热情高涨的新教徒，共同导致法国连续30多年不间断的血腥宗教战争。1572年，一日之内将近3000名新教徒和近万人被杀的圣巴托罗买日大屠杀，只是其中的一例。而最终，为法国带来了一丝宗教宽容的亨利四世，也是通过在新教和天主教之间投机取巧地来回横跳三次之多，才为自己争取到了必需的政治资本得以称王。（注1） 对当时不少法国民众来说，宗教有时候的确更像权力布局的棋子和暴力的遮羞布，而不是上帝恩典的体现。 《圣巴托洛缪日大屠杀》（Le massacre de la Saint-Barthélemy）为法国新古典主义画家弗朗索瓦·杜波依斯（François Dubois, 1790–1871）的作品。现存于瑞士洛桑的州立美术博物馆（Musée cantonal des Beaux-Arts）。 经过这些事件，法国在16世纪就已经出现深刻反思宗教暴力，鼓吹政治世俗化的思想文献。随后的一个世纪里，巴黎的教士阶层普遍跟越发集权的皇室走得很近，并在法国大革命中为此付出了代价。 之后，法国还经历了拿破仑军事独裁，二战期间由倒戈社会精英为核心组建的维希政权，等等。1968年，学生运动等一系列社会运动，进一步催生了法国对一切传统权威，包括宗教权威深刻的不信任。 所以，到了巴黎奥运会，我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无神论的国家反对宗教，或者一个性泛滥的国家反对传统婚姻观，而是一个骨髓里刻入了后现代基因的文化，平等地反对着一切宏大叙事和传统权威。 事实上，法国法律在这一点上，的确做的很到位。它不仅禁止基督徒在官方场合佩戴十字架等宗教物件，也禁止穆斯林在官方场合戴面纱或罩袍。这一点上，基督徒实在不能说有什么“尤其”被冒犯的资本。毕竟，这个开幕式还有抱着被砍下来的头唱歌的玛丽皇后——这已经是法国在调侃自己历史上，最彻底地左右了民族走向的历史事件之一了。 同理，一群五颜六色的变装女王们，不符合传统基督教审美自然不假，但俄罗斯，沙特，和伊朗代表团看了，也不见得会好受更多。 艺术解读者的自由 当然有人会说，他们调侃了最后的晚餐，基督徒因此应当感到被冒犯。这一点上我倒有不同的感受。 本着艺术创作和解读自由的原则，我觉得观众认为，这一出诸神盛宴，或是在模仿/恶搞《最后的晚餐》，或并不是在模仿《最后的晚餐》，都是观众作为一个艺术解读者的自由。我本人因为有社交媒体海量刷屏信息导致先入为主的默认，看重播时，的确看出了对《最后的晚餐》的模仿和恶搞，但是我并不认为每个人都要像我一样。 如果有的人，包括基督徒，并不认为这是在模仿或恶搞《最后的晚餐》，这也是他的自由。 什么是冒犯？ 不过，即便承认这一出戏在模仿或恶搞《最后的晚餐》，我也并不认为就一定意味着我应当被冒犯。 我总觉得，冒犯是一个应用范围比较狭窄的动词。我可能被很多事情搅扰，或者不喜欢很多事情，但如果说我“被冒犯”，那似乎只能形容我所拥有的东西，没有得到应有尊重。 比方说，有人诋毁一个素未蒙面的陌生人，我得知的话估计会愤怒，但说我被冒犯，却不准确。但他如果是诋毁我的话，那我就要被冒犯了，因为他攻击的物件是我的人格。或者，有其他信仰者在公共场合发送宣教传单，我虽然不信他们的宗教，但我也不会觉得被冒犯。但如果他们上我家来，未得到我的许可就进家传教不停，那哪怕对方是基督徒宣教士，我大概也会感到很被冒犯。 所以，我一直觉得，说一个人被冒犯，需要默认这一冒犯的物件应当是他所拥有之物——他的家、他的时间、他的人格等。 《法王弗朗索瓦一世探望临终的达芬奇》（François Ier reçoit les derniers soupirs de Léonard de Vinci）。法国新古典主义画家Jean-Auguste-Dominique Ingres（1780–1867）绘于1818年。现存于巴黎市立美术馆（Musée des Beaux-Arts de la ville de Paris）。 谁拥有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 而我认为，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并不是基督徒所拥有的。 作为基督徒，我自然为圣经记载之事，能被如此美丽的艺术品所展示出来而高兴。但这幅壁画毕竟是后人的艺术作品，而不是圣经记载本身。画中使徒们的穿着、行为，和座位编排等，根据圣经的依据也较为有限。更多的是，达芬奇是根据艺术传统和个人想像力所补充出来的。同时，画中使用的很多技法，也并非圣经教导或教会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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