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教会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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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具有的是永恒的超越效力，这原本应使教会产生为未来世代的绝对牺牲精神，然而，若教会实施了世界的原则，就连世界也不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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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文郁 本文原刊于《举目》58期 （继上期） 1978年，在邓小平的组织和推动下，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这是中国政府施政的转捩点，也是中国现代历史上的转捩点。从此，中国社会的发展，开始展现新的一页！中国教会也开始为上帝做新的见证！ 挡住福音的大墙 近代以来，在西方列强的冲击下，中国人在救亡心态中寻找强国之路。五四运动的旗手们，认为在“民主”和“科学”中找到了这一道路。他们大力鼓吹理性主义，反对宗教，认为宗教如同迷信，违反理性、违反科学。 很显然，这是一种以人的理性为本的人文主义思潮。在1922－1927年的非基运动中，这是内在动力；在1949年开始的共产主义运动中，这仍然是主要推手。 非基运动期间，面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唤起的热情，以及中国思想界开始兴起的理性主义，西方宣教士深感好像面临一堵又高又厚又结实的墙，挡住了福音的传播。为此，他们发动了长时间的跨宗派联合祷告，求上帝拆毁这堵墙。 然而，上帝似乎没有理会他们的祷告。很快地，中国进入了动荡不安：8年抗战，加上3年内战。接着，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执政。一个政治运动接一个政治运动，和传统决裂，要建立一个崇尚理性的理想社会。 在马克思主义这种意识形态中，以人的理性为本的人文主义，获得了终极性的表达。这堵理性主义大墙，是越筑越厚、越高、越结实了。 我们看到，在五四精神的推动下，中国人愈发相信自己的理性和能力，高喊“人定胜天”，坚决拒绝上帝的祝福。70年代之后，在中国大陆这块土地上，已经没有公开的教会活动，甚至连“基督教这个名词都不容易听到。 五四运动的精神，似乎已经主宰了中国人的思维；上帝究竟要如何祝福中国呢？所有关心中国基督教发展的人，都困惑不解。 在这极端中窒息 当中国人以为自己的理性和力量可以做一切事情时，上帝和中国人开了一个玩笑：放手让我们的理性往极端方向发挥！ 人在理性中追求控制一切，把所有事情（包括人的思想、感情、活动）都控制在秩序里。在70年代的中国社会是井然有序的：一切都听从上级的安排，思想必须和中 央保持一致，讲话只能重复上级规定好的语言，工作也是组织上安排的。粮食要粮票，食油要油票，买肉要肉票，烧煤要煤票，等等。 这样的社会，当然也是死板的：思想保持一致，说话保持一致，行动保持一致，每人每月分配油票4两、肉票半斤，等等。一旦遇到农业欠收，就连这些供应也无法保证。中 国社会在控制秩序中停滞不前，中国经济在理性计划中走向崩毁！可以说，五四运动的理性主义追求，在这里已经实现了。中国社会在五四精神中走向极端，并在这 极端中窒息。 这便是人在理性上，对中国社会进行控制的典型写照！ 人的理性是在推论中进行的，推论是从前提出发的。也就是说，理性 需要推论前提作为出发点。毛泽东在世时，这个推论前提自然就是毛泽东的思想和说法。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 都必须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要始终不渝地遵循”），被奉为推论前提。 先是对社会各阶层的人进行控制，进而是对自己的部下进行控制，最后是人人自危：对他人进行严格的控制，反过来是自己被严格地控制。镇压别人，自己也被镇压。现实就是这样严酷的！在这种理性推论中，在严格的控制中，中国人的思维走向死亡，中国社会也走向死亡。 摸著石头过河论 邓小平作为国家领导人，在文革期间又起又落，几乎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对于彻底的理性控制带给个人和社会的危害，有亲身的体会。当他第3次复出，推动改革开放时，提出了“黑猫白猫论”和“摸著石头过河论”，主要目的就是对抗“两个凡是论”。 与此同时，他在思想理论界，推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这个讨论，也称为思想解放运动。就其直接诉求而言，是反对“两个凡是论”；就其思想运动而言，是反对空洞的理论争论，而在实际上，消解了中国思想界中，占据主流的理性主义思维。 理论之争是严格的理性主义，邓小平深深感受到这种理论之争（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之争），只会给中国带来灾难，必须放弃！ 他的“摸著石头过河论”，具有相当的非理性倾向，是在对河流的深浅、河岸在何处无知的情况下，往前走！ 当然，邓小平不是基督徒。他无法直接领受上帝的启示和引导。但是，我们相信，上帝在中国历史发展中，掌握著主权。 五四运动以来，上帝放手，让中国人的理性主义得到充分发展，目的是要中国人知道理性力量的极限。邓小平在落难中看见了这个极限，并力图带领中国人摆脱制约，另寻出路。这是上帝拆毁这堵大墙的一步。 上帝听到了西方宣教士跨宗派的联合祷告。祂按照祂的方式，一步一步地拆毁这堵阻拦福音进入中国的大墙，直至完全、彻底的拆毁！ 给三自教会松绑 接着，中国社会进入了改革开放时期。同时，政府开始给三自教会松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