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教会的墙

本文原刊于《举目》59期 刘志远             维真大学的神学教授约翰‧史塔克豪斯（John Stackhouse Jr.），在他的近作Making the Best of It： Following Christ in the Real World里，引用了潘霍华的话：“对今日的我们而言，主耶稣到底是谁？”           这句话很值得我们反省。潘霍华当时的教会，正面对黑暗──希特勒的掌权。对今日信徒面对的不同挑战，史塔克豪斯延续潘霍华的思路，接着问：“为主，我们今日当成为何样人？”          这是两个相连的问题：当我们真认识到主耶稣是谁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不认真去思考第二个问题。 所谓“后基督文化”           我们必须承认，很不幸的，今日的教会有很多人为的墙。这些墙拦阻了福音国度的建造，让教会失去时代的见证。上帝终极的旨意是必然成就的。当人亏负了上帝的使命时，损伤的只是人自己。           教会普遍存在着无形的墙，有意无意地隔断了上帝与人的关系，也成为社会敌视福音的原因之一，形成了所谓“后基督文化”。           什么是“后基督文化”？“后基督文化”意味着基督教对社会影响力式微。在一些圈子里面，基督教已经成为众人揶揄，甚至攻击的对象。北美很多主流教会的聚会人数不断下降，就是其现象之一。           当然，也有人指出，北美华人教会不断增长、欣欣向荣。这纵然是可喜的，但这增长毕竟掺杂着政治、经济、移民和留学潮等因素。我们不要因此忽略后基督文化潮流带来的警示，要提高警惕，汲取教训，不要步一些北美主流教会的后尘。 “墙”的负面效果           要打破这些墙，首先需要了解它们。笔者就自己的观察，举出其中几类，让读者有些概念。 第一类           第一类墙，就是教会、信徒与社会、文化脱节。杨凤岗曾如此描绘北美华人信徒：           “中国基督徒中，总的说来开放主义者不多，基要主义者不少，而福音主义者仍基本停留在教会的围墙之内，没有发挥多少社会作用……他们不关心社会、不参与政治， 拯救灵魂和属灵生活是教会活动的全部。然而，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福音主义者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而是自限于教会之内。”（编注：参杨凤岗，《现代 性、民族主义和传统文化──基督教在中国所面对的重大挑战》）            信徒躲在教会围墙以内，享受团契生活。除了上班和日常家庭生活，不问世事。 教会也不与社会或社区有什么交流，独善其身。之所以如此，或是归咎于生活忙碌：非不想也，乃力不从心耳；或认为教会以外的东西都是属魔鬼的，必须步步提 防，拒绝、排斥，免受污染。就这样把无形的墙建立起来，以保持教会整体和信徒个人的纯洁。          这是圣俗分明，甚至割裂的世界观。教会的一些措 施、传统，就是要维持这个圣俗分野。在某种程度上，这个分界线是好的：教会和信徒的确需要对世界分别为圣，让人看到我们属上帝的生命，就归荣耀给上帝。不 过，如果信徒因此有意、无意地产生属灵骄傲，让人觉得是自认高人一等的圣人，就拦阻了福音的传播。这种分割，也会使信徒、教会越趋内向，传福音缺乏动力。 第二类          第二类是建立在教会、派系之间的墙。自从宗教改革以来，新教宗派林立。这些宗派基本教义大致相同，差异多在次要的教义上，像灵恩的表现，洗礼的仪式，崇拜音 乐的风格，妇女在教会的领导地位等。其实这些问题，并非福音的核心。若能开广胸襟，彼此尊重，互相欣赏，这些差异不会构成问题，反而增加教会的多样性，反 映出上帝的多元创造力。 若是从狭窄的角度看这些事情，把这类议题的重要性无限提升，扩大到几与核心教义同等，就会在信徒、教会、宗派之间树起高墙，轻则自以为义，彼此排斥，不能合作，重则互相挞伐，破坏教会合一，成为世人不信主的借口。          相信教会里的墙还有很多，但这里的简述，已经让我们看到“墙”的负面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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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于《举目》59期 庄祖鲲         多年前，我曾参加由柳溪教会（Willow Creek Church）主任牧师海波斯（Bill Hybels）主持的教牧研讨会。在开场白中，海波斯牧师问全场1,500位牧长同工们：“你们伺候的顾客是谁？”一个声音从角落传出来：“执事会﹗”立时全场哄然大笑。海波斯牧师在笑声止息之后说：“是的，因为执事们不但决定你的薪水，还决定你的去留。然而，这也正是你的教会不能增长的原因﹗如果牧师、 同工们只关心、服事已经来教会的信徒或执事，对教会之外徘徊的人不闻不问，请问：他们为何要踏入教会？”          这的确是当今海内外华人教会的共 通问题：牧者们常常为了维持教会的经常聚会，探访生病或无故“人间蒸发”的会友，而忙得焦头烂额；同工们也为了教会内部的各种活动而无暇他顾。也就是说， 我们似乎只关心教会围墙内的人，而不关心（或无力关心）围墙之外失丧的人。如此，教会岂不就变成“斗底下的光”、“盐罐里的盐”了？          但是，我们要如何才能走到“墙外”呢？如果贸然走出墙，我们是否会被遍地游行的魔鬼吞吃了？我们是否会浪费教会的人力物力，在一些徒劳无功的活动上？在关心 社会与关怀信徒之间，有没有冲突或资源分配的问题？要如何取得平衡？这一箩筐的问题，都不是三言两语可以回答的问题，也都是需要慎思明辨的议题。 福音的处境化          宣教学上所谓的“福音处境化”，是指不仅福音要在文化上“本土化”，还包括福音要能回应当地经济、社会及政治的情势。然而20世纪初，由于“基要派”与“社会福音派”的路线之争，中国的基要派教会退出了教育界及文化界。迄今，中国大陆教会仍普遍有此“避世”的心理。但现在是我们重新检讨这个策略的时候了。          因此，在现有的处境上，中国教会需要回应的，包括都市化造成的社会问题，及基督信仰如何促成中国道德重整、文化更新等大问题。在海外的华人教会， 也需要关注重大的社会议题，并与当地众教会联合行动。在这方面，一些香港、马来西亚等地的华人教会，已经有值得效法的见证。          如何以基督信仰来更新中国文化，一向是我个人较关注的议题之一。中国教会信徒大多数在农村，都市中教育水准越高的人，信主比例越低。因此，中国教会信徒人数 虽然大量增加，却未能在中国社会看见明显的影响。这与港台及北美的华人教会恰恰相反，在海外，一向是知识水准越高的人中，信主的比例也越多。          现在由于“海归”学人的大量增加，使国内知识分子中，基督徒的比例也显著地提高，但是这并不代表基督信仰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也有等比例的增加。如果我们确信 福音能转化文化，中国教会就应该鼓励更多的基督徒，以文字出版和大众传媒，来传递我们的立场和观点，并以生活及职场的见证，来凸显我们与世俗迥别的人生观 与价值观。          透过这些途径，我们可以影响中国社会，进而改善日趋堕落的社会道德，并重塑中国的社会文化。 适切的着力点         如果在观念上我们同意：教会应该回应并关心社会的需要。那么紧接的问题就是：何时、何处是教会应该介入的？要如何做？也就是说，我们要选择“切入点”，来推 动教会发挥盐与光的功能，改变社会。而这些切入点，也必须是教会能发挥力量的“着力点”，否则将吃力不讨好、事倍功半。          在这方面， 18、19世纪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卫斯理的“循理会福音运动”，值得借镜。卫斯理一方面在他牧养的基层信徒中，借着“主日学运动”推动信徒识字与读经，又 以小组聚会督促信徒在生活上结出悔改的果子。另一方面，他自己以写书、投稿的方式，唤醒社会里中上阶层基督徒沉睡的良心，造成舆论；又鼓励基督徒官员、国 会议员推动立法，使得社会改革能因着制度化而落实。我们应该鉴古知今，效法先贤。          不过，当教会想“进入社会”时，要避免“多角化”这似是 而非的“迷思”（Myths）。也就是说，在教会准备参与社会关怀时，要注意“单纯”（Simplicity）的原则，即“专注本业”。许多企业因盲目的 多角化策略，导致力量分散而一败涂地。因此，教会领袖必须自问：什么是教会的“核心本业”？什么是教会的“优势”？           当今有些教会做的一些 所谓“社区服务事工”，是有待商榷的。例如，台湾教会普遍存在的“插花班”、“安亲班”、“健身操班”等，虽是琳瑯满目，却与光盐的见证无关。海外华人教 会则常设有“中文学校”，但是往往造成尾大不掉、喧宾夺主的现象。其实这些事工对传福音、作见证、改正社会风气等都毫无助益，却徒然耗费教会宝贵的资源。 所以，我们不应该去做一些力不能及，或与教会形象无关无益的“事工”。           值得教会投入的，是那些需要委身并有长期果效的事工，包括：孤儿 院、贫民义诊、识字班、民工子弟学校、环保资源回收……教会或基督徒们若能长期在某些领域专注地投入，不仅能取得社会的肯定，也将取得发言权并发挥影响 力。香港的突破青少年事工，台湾的伊甸残障事工，都是一些非常成功的榜样。 适当的文化接口          当教会想“走出墙外”的时候，如何选择适当的“接口”（Interface），使教会能与整个社会“接轨”，是成败的关键。今天的华人教会，自牧师至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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