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教会逼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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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文郁 本文原刊于《举目》55期 文革与教会 1966年，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开始发动。这是一场以割裂传统、进入崭新社会为目的的革命。整个中国大陆被染成了红色。在中国人的传统审美中，红色是欢快、喜乐的颜色，但是，这个时期的红色则是血色。红旗是血染的，红宝书是血染的，红卫兵当然也是染了血的。 这一切，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下，视为理所当然──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暴动，是斗争，是必须流血的！ 浩劫之中的教会 在红色的渲染下，中国人都兴奋起来了。一方面，他们对未来充满美好盼望；另一方面，他们奋不顾身地要去打破和扫除一切在他们眼中的障碍。 教会显然跟不上这种政治形势的发展。 在政府的意识形态中，不但没有宗教的地位，反而认为宗教是不科学的、过时的，是阻碍社会发展的包袱，必须抛弃。因此，让宗教完全消失，这对于社会、国家、人民来说，乃是一件大大的好事。 三自运动，就其原始动机而言，就是要让基督教平稳地消失。有不少教会领袖在加入三自教会之初，以为可以在顺服政府的前提下，继续发展教会事业，后来终于发现，这不过是一厢情愿。 对此，王明道说：“从三自会成立的那一天起， 中国基督徒就完全失去了‘信仰自由’。你要‘信仰自由’么？ 可以，但是必须加入三自会。加入以后就把你化掉，化到无神那一边去了。他们不会逼着你、叫你说无神，你自己就不敢提到神了。”（《又四十年》，第7章）如 此清醒的王明道，是不见容于政府的，于是他在监狱呆了20余年。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五一六通知》，这便是文化大革命的开始。从此，中国人就掉进了一个大漩涡，任何人都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 很快地，红卫兵运动成为潮流，冲刷著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所有公开的三自教会及教堂，都首当其冲成了被攻击对象。红卫兵占领教堂，批斗神职人员，烧毁圣经和其他属灵书籍。于是，一个接一个，三自教会在公共视野中消失了。 当然，文化大革命并不是专门针对基督教的运动。红卫兵要攻击、摧毁一切“旧事物、旧传统、旧习俗”——基督教是宗教，一切宗教都是落后的、迷信的、陈旧的，必须扫除！ 这岂是三自教会的领袖能够阻挡的？！我们来读一段曹圣洁牧师（中国基督教协会第五届会长）在2002年的回忆： “我自1959年被借调到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为三自主席吴耀宗先生当秘书，1962年正式纳入全国三自编制，一直工作到1966年。在这段日子 里，我亲身体验到像吴耀宗这样的基督教人士切实爱国爱教的情怀。即使在上世纪60年代宗教陷于困难境地时，他仍坚持爱国，并相信基督教的真理核心终会被人 认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被安排去上海市直属机关五七干校，在嘉定外岗劳动……这个时期，我的思想极度困惑，看不到教会的前途，更无法理解基督教中的爱国力量为什么也要被打倒……” 文中的“爱国力量”，指的就是三自教会。字里行间似乎隐含了对非三自教会的指责，即认为他们是不爱国的──因为他们（倪柝声以及那些脱离三自教会的基督徒） 是在控诉美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略中国的运动（1950-54年）中，退出三自教会的。这里，我不是要追问这场控诉运动的是是非非。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 是，曹圣洁牧师的困惑，表达了三自教会的许多领袖在文革时期的困惑。 死亡线上的教会 70年代的中国，所有教堂都改作他用（工厂、仓库等），三自教会徒具虚名。在公开场合，我们看不到敬拜赞美、聚会祷告、福音团契等等。总之，看不到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宗教活动。三自教会名存实亡。 甚至，基督教这个词，也越来越少人提起。基督教几乎在中国社会的公开视野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作为外交需要的摆设，政府保留了一些与外交相关的宗教活动，如开放北京南堂天主教堂（1971年），和北京米市街教堂（1972年）等，供外交人员主日敬拜使用（但不允许中国信徒进入）。 出于同样的需要，政府也让一些宗教人士露面。丁光训因此作为基督教的代表，出面接待外宾。身为圣公会主教（浙江教区，1955年），丁光训必须和政府保持政 治上的统一口径。在70年代的涉外谈话中，他反复指出，基督教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文化工具。同时，他也实话实说：中国基督教日益衰落，并可能完全消失。 不过这样的话，是不会出现在中国公开的报刊上的。 中国教会哪去了？她真的已经衰落并消失了吗？ 我们再来看看家庭教会。三自运动之后，一批基督徒不愿意加入三自教会。他们组成家庭教会，消失于公共视野。也许正因为家庭教会不具公开性，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也就没有受到红卫兵运动的直接冲击，而且在最狂热的时期，家庭教会也没有停止聚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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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在第二世纪后半期，遭到罗马皇帝马可‧奥热流（Marcus Aurelius，161-180年在任）的血腥逼迫。其中最著名的是于177年在高卢的逼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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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后70年攻陷耶路撒冷的提多（Titus）将军，于79年继承父亲维斯帕先（Vespasian）之王位，成为罗马皇帝。两年之后驾崩，因无子继承，由其弟窦米田（Domitian）出任罗马皇帝。窦米田执掌此至高无上的皇 权，共15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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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来书》的信息，真是何等宝贵，不但安慰了当时各地的教会，也预备了巴勒斯坦基督徒，面对接踵而来的圣地浩劫。他们经历了主后70年的耶路撒冷被罗马大军攻陷，圣殿被毁，犹太教圣殿制度彻底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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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后64年“罗马城大火”之后，基督教会已经被公开点名为“异端邪教”，政府随时可以找个理由镇压逼迫。革利免在其书中特别提到：彼得与保罗，两位使徒都在罗马城殉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