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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民、仁念 1981年6月，新英格兰骨科学会在波士顿召开学术会议。一位两 鬓苍白的中国女士，应邀在大会以及当地一些著名医学机构，介绍她对骨巨细胞瘤所做的电子显微镜病理研究，引起听众们的浓厚兴趣，他们为她的一口流利英语所 折服，更惊喜文革后的中国，竟有人在做这样的研究。这位女士就是凌励立医生。 凌医生是《海外校园》的老作者，在《海外校园》上发表过多篇见証。最近我们读了她写的《恩典岁月》一书，深受感动。她以自己的一生见証神的恩典，让我们愈读生命愈得建造。 智慧种子 1920年，凌励立出生于基督教家庭。她11岁就接受浸礼，用压岁钱买了圣经。身为传道人的婶婶，特地在扉页为她写上这样的金句：“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箴言》9：10）她的心灵深处，便如此种下了智慧种子。 她在上海美国浸信会办的崇德女中读书期间，跟母亲住在租来的房子里。家里将大的房间转租给了别人，自家就在浴室的大浴缸上搁一块木板当床。晚上她就在这样的环境里，由母亲帮她狠补英语。 后来她进入美国圣公会办的圣玛利亚女中，课程除中文之外全用英语讲授。毕业时她荣获全高中英文课程总分第一名金奖牌，还获得了一笔可观的奖学金。 中学毕业，凌励立直升同属圣公会的圣约翰大学医学院深造，蒙校方豁免医预科两年学费的半数。耶和华为她预备好这一切，她无限感激，更加努力。中学时代她就经 常参加查经班、唱诗班和布道会活动，进大学后更参加Redeemed Group（被救赎的一群）团契，跟许多灵命成熟的弟兄姊妹一起传福音、做见証，以此为她真正属灵的家。同时她的功课亦是年年全班第一。 抗日战争烽火中，她在难民医院住读，解剖课用的是难民的尸体，临床实习也大都是难民的各种疾病。这样的操练使她更觉得选对了人生道路。抗战胜利那年她大学毕业，荣获医学博士，是应届毕业生中唯一获奖的学生。 走出校门，她先后在南京和无锡做妇产科医生，后回母校任病理科讲师，专门从事病理研究和教学工作。1952年院系调整，合并到上海第二医学院病理解剖教研 组，她坚持利用临床资料搞科研，以促进教学内容不断更新，还用英文发表了许多论文。提升为副教授、副主任后，她埋头研究骨关节疾病，但没几年便惨遭文革横 祸。由于她的医术精湛，新领导批判她的同时，又不得不使用她。 西郊公园的小象死了，军宣队领导竟点名要她去解剖弄清原因。人体病理解剖专 家突然做起兽医来，真是有苦说不出。拿着小小的人体解剖刀，走进打开了的小象腹部，满腔都是滑溜溜的肠子，时值夏季，腥味令人作呕。她鼓足勇气仔细地将需 要的脏腑割下来，带回去做了病理切片，结果証明小象死于肺炎，并非领导所怀疑的饲养员蓄意毒害。 1986年凌医生出席在福冈举行的第三届肩部外科国际会议，期间应邀访问帝京大学。对方为考察她的水平，特地召开一次会议，请她上台“讨论”一例疑难病症。她当即作出准确诊断，令在场的日本专家们赞叹不已，校方立即授予客座教授。同年，凌医生在国内亦获升正教授。 名利傻子 在此之前，上海二医曾为晋升高级职称争得人仰马翻。凌医生早该是晋升对象，没想到她却放弃升正教授的机会，决定去美国纽约关节病医院进修两年。许多人为她惋惜不已，可她只觉得“文化大革命”浪费了不少时间，现已花甲之年，当务之急应是抓紧时间充实自己，其它都不必在乎。 到了美国，她不顾自己已近退休年龄，患有高血压、心脏病，以一年抵十年的拼搏精神，学习了许多在国内学不到的东西，掌握了骨肿瘤免疫组化研究方法。她重视收 集资料，装了十几个纸箱寄回上海。出国人员回国无不乘机带回几大件电器，她却将省下来的钱买了全套骨肿瘤彩色图谱，带回国内与同事们合用，后全都赠送给他 们。她奉行的原则是：“我们给了别人，我们保存了。” 世人常为金钱而烦恼，凌医生抛却这烦恼，只求“不贫穷也不富足”（《箴》 30：8-9），满足于神所赐给的。她和家人在中国的大多数日子，都是挤在两间租来的房子里。1986年上海二医建造了新的职工宿舍，她家被评为“教授困 难户”，可以分到新房子了，结果由于不知孝敬有关领导，分房泡了汤。等到再度落实政策时，分到一套相当大的旧洋房，但严重漏水。她仍满心欢喜，自掏腰包加 以修缮。 1997年凌医生夫妇移民加拿大后，准备回国将住房还给二医。但亲戚朋友全都反对，说他们在大陆工作了这么多年，完全有权利买下 这套房子，以后即使自己不住，也可转租或卖给别人。当下上海滩寸土如金，不这样做就是大傻瓜。两老一生辛劳并无多少积蓄，这也许是一次小小的发财的机 会…… 可是凌医生认为，自己夫妇俩都是基督徒，理应根据圣经的话语来处理钱财，绝不可藉公房生不义之财。于是他俩断然将已经住了多年的房屋上交。这一“傻子”行动震惊了许多人，也向人们展示了基督徒的金钱价值观，荣耀了主名。 橡皮钉子 对基督的坚定信仰成了凌医生的指路明灯。无论何时何地，她都公开承认自己的基督徒身分。许多人希望她改变信仰，甚至和她就信仰问题辩论不休，但谁也说服不了她，于是无可奈何，把她叫做“橡皮钉子”。 在建国初的“思想改造运动”中，凌医生坦然地将自己的宗教信仰“交底”（毫不隐瞒地说出），她坚信自己所信奉的是最有力量的真神，无需遮掩。文革期间，这些 档案材料全被抛出来，当作评判她的大字报的重要内容。她丈夫也因出国留学过，而被怀疑跟“帝国主义”有联系，以致几度被抄家、挨批斗。她心里不免觉得委 屈，可是对自己的信仰绝不后悔。 她担任教研组副主任之后，一次领导传话给她，说今后当主任的必须是党员，无神论者，言下之意叫她放弃信仰。她依然报之以“橡皮钉子”，不予理睬，只管勤勤恳恳工作，宁愿不做主任也不违背自己的信仰。 这样的“邀”和“拒”、“逼”和“顶”，贯穿了凌医生的一生。 癌战骄子 凌医生一生对病人和学生都非常尽职，没想到她自己会伤在庸医手里。1997年她在上海换配假牙，在制模过程中，医生只顾跟别人闲聊，误将在酒精灯上加热的钉子直接放到口腔黏膜上，试戴牙模时又割伤颊黏膜，后又忽视颊黏膜有隆起物，半年后此隆起物便病变为颊黏膜疣状癌。为此她吃尽苦头。换作别人会恨死那庸医， 但她坚信神容许这样的苦难降临在她身上，必有神的美意在内。 同年年底，医生先为她做了颊黏膜广泛切除手术。她的脸部、口腔、喉咙都肿痛异常，不能进食也不能讲话。可她在病榻上照常编写《矫形外科学》教材。 而后长时间的放疗，口腔肿胀疼痛难忍，每天要用大量镇痛药物，还得用含麻醉药的水漱口，才能勉强进食，晚上即使服了安眠药也无法入睡。在那天寒地冻的日子， 衰弱的她每天坐地铁往返医院做放疗。每当她在无人的治疗室里，戴上特制的硬塑胶头盔，她就默默地背诵《诗篇》第二十三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 乏……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她默唱着《耶稣爱我万不错》，感到救主正牵着自己的手经过死荫的 幽谷。 放疗的反应日益严重，一天她感到无限孤独、失望，信心沉到了谷底。这时主让她在《导向》杂志上，看到了3位基督徒讲述自己癌战心路历程的文章，特别是涤然姊妹的话深深打动了她的心：“它病它的，我做我的，每天总要充充实实、喜喜乐乐地活下去。” 更出乎预料的是，这时她收到两个过去的学生寄来的书《全新的生命》（A Whole New Life），是美国一位大学教授所写。这位教授患上脊椎恶性肿瘤，神奇蹟般医治了他，让他坐在轮椅上终生不停地为主写作。凌医一读再读，这本书对她后来写 《恩典岁月》很有启发。这两位寄书的学生都不是基督徒，却在她最需要的时刻，送来最好的精神食粮，正印証了神怜悯她的软弱，在癌症争战中始终与她同行。 2000年，凌医生的口腔癌再度复发。这次开刀，将上次剩下的口腔颊黏膜全部切除，还从大腿割皮移植。这时她已年届八旬。自此每天只能吃经搅拌器磨碎的糊状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