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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与思

他们要什么?——记一场示威游行(吴蔓玲)2015.05.04

在1915至1923年期间,土耳其种族灭绝亚美尼亚150万人。何以鄂图曼帝国(Ottoman Empire,土耳其的前身。1299–1923。编注)要种族灭绝亚美尼亚人?
有学者专家说,这是一场圣战。要知道,亚美尼亚是全世界最古老,也是第一个基督教国家,而鄂图曼帝国信仰伊斯兰教。也有学者专家,这是民族主义或是当时其他政治因素引起的,与信仰无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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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篇

聆听的艺术──宣讲者与聆听者的责任

曾思瀚 本文原刊于《举目》52期        在教会中有 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有不少弟兄姊妹对教会的宣讲颇有微言。针对这一问题,笔者希望从“宣讲者和会众两方各自的责任 (或需要注意什么)”来讨论。聆听这行动包含两个层面:生理行为(physical act),以及灵性和智力上的理解(spiritual and intellectual comprehension)。 虽然人无法绝对二分为身体和灵性/智力两个层面,但本文希望借用此概念来立论。 聆听为生理行为(physical act)         聆听为生理的行为(physical act),正如在《尼希米记》中,重复覆出现的“看到”和“听见”,是描述读者和听者的身体实际行动一般。        圣经中记载,以色列人在聆听上帝“十诫”的颁布颁布这个行动前,要遵照上帝藉摩西的吩咐,行一连串的洁净礼仪来预备自己:        第一,使百姓分别为圣。(参《出》19:﹕14-15)。        第二,订立界限。(参《出》19:20-24)。        第三,祭司要分别为圣。(参《出》19:22节)。        就是说,在聆听上帝的话语之前,百姓和领袖均需要作实际的准备。         因此,此文先谈作为会众所需要负的责任,才论及宣讲者的责任: 聆听之一:会众有何责任? 第一, 聆听是群体性的。         所谓群体性的聆听,是指在上帝的主权下,众信徒需要为聆听祂的话语,一同努力。聆听不是独立个体的行动,也不是信徒独个儿去寻找经文的应用,而是在群体中,与其他顺服的信徒一起学习。         在基督教会中,群体的预备包括一同唱诗。然而,有不少信徒习惯在听道时才到教会。他们抱着消费者的心态,只希望在崇拜中得到些个人收获。其实,人若了解到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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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聆听──神学言说的开端》

陈路 本文原刊于《举目》37期         《聆听──神学言说的开端》,是余达心牧师(现任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院长)最新出版的一部系统神学专书。在这本书中,余牧师尝试着从当代的神学处境出发,对系统神学做出新的适切的诠释。         适切的关键,在于对处境的精准把握。余牧师对当代神学处境,特别是“非人化”危机,剖析得鞭辟入里。所有文化都根植于人性,人性出现危机,自然就会导致文化 的异样。然而,文化的扭曲与人性之间的张力,恰恰成为余牧师神学思想的着眼点。无怪乎阅读他的神学著作时,我常感受到,自己内心的旋律找到了拍节,思绪竟 合著他笔锋展开的意境游走!         余牧师为当代的文化病态把脉,他指出:“在过去一个多世纪,‘人类中心主义’的破坏力量尽显,其对大自然的摧毁,对道德人格生命的割裂,对客观真理的否定,在人类历史中相信是前所未见的。启蒙运动所发启动的文化,企图将人塑造成‘自法的主体’,乃是问题根源的所在。”         人去看医生,不仅仅是想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症,更重要的是想治好。余牧师进而为这种文化和人性的病症开了处方,他在书中明确地指出:“要走出现有的危机,人必须放弃现有的生命形态,反其道而行,放下‘自法主体’的虚妄,以爱作为自由的实质,以舍己作为生命成全的实现。”         “以爱作为自由的实质,以舍己作为生命成全的实现”,这正是世人以为愚拙的、却是大能的十架神学。唯有这基督的十字架,才是病态人性和文化的灵丹妙药。         这本书虽然是一本系统神学的书,却与一般的系统神学论著有明显的不同。这本书关注神学方法和启示,更有一整章是讨论诠释学的。因此方法、启示和诠释,成为这本书的三个关键词。         在对启示的论述中,巴特神学的启示观令人印象深刻;在神学方法方面,特别是在处理文化现象的神学进路方面,田立克文化神学的影子若隐若现。         余牧师在与这些神学伟人的对话过程中,将他的神学洞见表现得清晰明辨。他既没有像巴特那样否认公共神学的作用和重要性,也没有像田立克那样使文化神学陷入人文之囿;反而从神圣的启示开始,在上帝的道的光照下,从诠释学的角度,为我们展示了上帝与人沟通互动的场景。         在这个场景中,余牧师为我们揭示了这样一个真理:当人打开圣经的时候,他必须同时打开他的心灵,使自己有空间,让上帝以他奥妙的方式,临在于他的阅读中。人 在阅读圣经时,所领会到的,不仅仅是眼前的字句,更是上帝的道,及其对心灵的碰撞。在这样的相遇中,人被上帝彻底地改变了。         这就是神学言说的动因。正如余牧师在书的封面所表白的:“神学,原是一种生命的学问,一种转化生命的语言;当我们聆听上帝在启示中的深情呼唤时,生命的转变也将同时开始。”         真希望华人神学界能有更多的像余牧师这样的神学家,能帮助我们认清我们自己,认清上帝的道,并且在这相互促进的认识过程中,生命得以提升。这样的书,我们需要。 作者生长于中国,现在新加坡圣公会教区担当华文事工方面的特别助理。参与过牧会、神学教育和培训等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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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解经的断想(杨天道)

杨天道 本文原刊于《举目》20期 隽词佳句未必好 2003年,非典型性肺炎(SARS)在大陆一度肆虐,令无暇、无心思索生命意义和属灵世界的中国人,痛切体会到信仰的重要。于是社会的震荡和蔓延的恐惧,反而成就了传福音的良机。如某青年团契向大众分发福音单张,在不足一个月内印刷20余万份,仍不敷需求。            但耐人寻味的是,一个人数逾千的大型教会的牧师,在主日讲道时,将这疾病的突如其来和凌厉可怖,解释为上帝对中国人拜偶像的审判。在彼时的气氛环境中,于公开的讲台上宣布这样的道理,勇气诚可嘉矣。            只是,令人疑虑的是,讲道者似乎无意为这惊人之语提供周详的论证。不管是引用旧约圣经中埃及和以色列人遭遇的瘟疫,来诠释当代的危机,还是从罪的后果,来探讨疾病和苦难,严谨的讲道必须绘出可以将圣经的独特历史,应用在今时今地的根据。但神的仆人却偏偏没有花费气力这样做。            我相信大部分的听众离开那天的聚会时,是带着悚然的心情和祷告的愿望的。但这样的效果,是否可以成为任意解经的借口?我们可以举出太多例子,是从经文中的一个单词、一个概 念中,产生出一篇讲道,却将抽离了圣经的上下文脉,亦全然不考虑原作者的意图。我们从经文中得出的“亮光”或旁人不曾发现的新鲜意念,是否能够凌驾解经的 规范?           当讲台的信息,从内容到结构都不是来自圣经,或者充其量是对某处经文的联想和随意发挥,我们是否极泰来仍可以声称会众得到造就或者激励,来证明所传讲的是纯正的基督教信仰?当一篇讲道令听众如醉如痴的时候,谁能保证这并非某种的自我耽溺呢?           使徒保罗的时代,那些在教会中另传“别的福音”的假教师们,大都是擅长辞令、人气强劲的角色。但保罗一再强调,自己的信息来自上帝的启示,福音的内容不能由听众是否得到帮助来验证(《林后》11-12章)。            今日的华人教会,不乏择枝而栖的“候鸟型”宗教消费者。对福音的忠实、不妥协,就尤为重要。“按著正意分解真理的道”,准确地传讲上帝的话语,是传道者最重要的呼召。            教会可以容纳气质内向或是管理能力平庸的牧者,却承担不起谬讲圣经的传道人。也许神的仆人在讲台上面对的最大考验,是放弃那些看似精采却不尽符合圣经含义的 “亮光”或隽词佳句,不管它们能造成多“轰动”效果与回应。正如鲁益师(C. S. Lewis)提醒我们的,基督教会重大的困难,是让听众明白:我们宣讲这信仰,不在于它的优美动人,而仅仅因为我们认定这是真理。 劣质解经的戕害           戕害教会健康的,与其说是劣质的讲道,毋宁说是劣质的解经。传道人对解经方法的无知,及由此带来的对圣经的滥用和简化,是中国教会的极大危机。           一个例子,就是圣经注释本(study Bible)和圣经辞典类工具书,在中国教会供不应求。甚至某些基层的传道人,仅凭借一两本工具书便可以组织培训。而教师和学生的差别遂在乎占有资料的多寡。这是今日许多培训工作的现实。           注释本圣经的成功和危险,是在于它提供快餐式的答案,而非具有逻辑的圣经神学。传道人可以熟读圣经并解答疑难经文,却不知如何表达圣经在特定问题上的一致性立场(例如离婚与再婚),及说明新约与旧约的关系,教会与家庭的准则等等。            另一种极端现象,则是所谓属灵精英的心态。有的人动辄相信,自己透过祷告与默想,便可以掌握圣经中的奥秘和属灵生命的真谛,而不必借助任何圣经注释和神学系统。这似乎是相当合理的进路:宗教改革岂不是宣布了“唯独圣经”吗?历史上的教会伟人如王明道先生,岂不就是从不使用注释书吗?            中国教会读经的热忱和对圣经的尊崇,无人能与之匹敌。但我们拥有一册圣经在手,是否便可以发展出整套信仰系统?标榜自己本乎圣经的人常常忘记,其实没有人可以幸免于神学的默认和偏见──发现圣经或浅或深的脉络,将任何一段经文同整本圣经关联,正是神学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