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庄祖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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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中国教会的“300勇士”在哪里？现在中国国内，以知识分子、中产阶级专业人士为主的都市教会正在兴起，虽然有零零星星的大专毕业生开始投入宣教，但是我们还没有看见宣教的热潮出现。因此我们需要迫切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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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教会必须人人总动员来传福音，并且要从自己的社区和职场开始。换句话说，宣教不再只是差派少数宣教士出去，宣教的工厂也不再只是远方未曾听闻福音的地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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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望宗教改革的火炬能一代代地薪火相传，我们乃像保罗一样，会衷心地说：“这不是说我们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们乃是竭力追求……”（《腓》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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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印度，很少人不知道那位得过诺贝尔和平奖的德兰修女（Mother Teresa，1910 –1997。或译德蕾沙），她是人道主义的典范——在印度加尔各答，她更是像观音菩萨般地被崇拜著。但是很少人注意到，在德兰修女之前，已经有一位爱尔兰姑娘埋身于印度南部长达55年，为拯救印度女童妓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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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历任总统中，他当是最聪明、最有才华、外交资历最广的。但他特立独行，一向把国家利益看得比党派立场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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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于《举目》72期。 文/谈妮 如果，我们不能颂赞 “上帝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上帝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就很难在“上帝的意念不同于我们的意念，上帝的道路不同于我们的道路”（参《赛》55：8-9）时，做到顺服。 对上帝尚且如此，对人就更难了。怎么办呢？ 周学信提醒我们，圣经里的顺服明显不只一种，而且也异于我们来自文化，或本能地解读；邱清萍则指出，对上帝的爱决定我们是否顺服人，这是顺服的艺术；周传初认为，个人与教会的成熟，第一要效法主耶稣的顺服；陈正华见证，她如何实践“顺服丈夫”；张在孜从文化出发，谈我们如何顺服上帝，“离开父母”，并孝敬父母。 顺服上帝，也体现在我们如何区分同性恋行为与同性恋者（钟德民）；在贫困中仍不忘作跨文化宣教（郭开智）；以上帝国度的眼光来服事（高山）；从政，却不结党营私（庄祖鲲）；以怜悯的心，承担被骗的风险（薛主流）。 顺服上帝，是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已经复活，并盼望祂荣耀的再临（小志），也是因为审判与悔改，不论是现在或未来，各人都免不了要直接面对上帝（刘同苏）。 《举目》72期目录：http://behold.oc.org/?page_id=26335 下载：举目 第72期 2015.03 繁体版 PDF档 在线阅读：举目 第72期 2015.03 繁体版 在线翻页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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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若论到对世界思想界的影响力而言，可能另一位与安徒生同时代，却在普罗大众间默默无闻的哲学家祈克果（Soren Aabye Kierkegaard，1813-1855），才是真正的丹麦国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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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李国鼎先生（1910-2001）过世时，不但海内外华人为之同感哀悼，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领袖们，也都为这位他们称之为K. T. Lee的伟人而同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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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于《举目》59期 庄祖鲲 多年前，我曾参加由柳溪教会（Willow Creek Church）主任牧师海波斯（Bill Hybels）主持的教牧研讨会。在开场白中，海波斯牧师问全场1,500位牧长同工们：“你们伺候的顾客是谁？”一个声音从角落传出来：“执事会﹗”立时全场哄然大笑。海波斯牧师在笑声止息之后说：“是的，因为执事们不但决定你的薪水，还决定你的去留。然而，这也正是你的教会不能增长的原因﹗如果牧师、 同工们只关心、服事已经来教会的信徒或执事，对教会之外徘徊的人不闻不问，请问：他们为何要踏入教会？” 这的确是当今海内外华人教会的共 通问题：牧者们常常为了维持教会的经常聚会，探访生病或无故“人间蒸发”的会友，而忙得焦头烂额；同工们也为了教会内部的各种活动而无暇他顾。也就是说， 我们似乎只关心教会围墙内的人，而不关心（或无力关心）围墙之外失丧的人。如此，教会岂不就变成“斗底下的光”、“盐罐里的盐”了？ 但是，我们要如何才能走到“墙外”呢？如果贸然走出墙，我们是否会被遍地游行的魔鬼吞吃了？我们是否会浪费教会的人力物力，在一些徒劳无功的活动上？在关心 社会与关怀信徒之间，有没有冲突或资源分配的问题？要如何取得平衡？这一箩筐的问题，都不是三言两语可以回答的问题，也都是需要慎思明辨的议题。 福音的处境化 宣教学上所谓的“福音处境化”，是指不仅福音要在文化上“本土化”，还包括福音要能回应当地经济、社会及政治的情势。然而20世纪初，由于“基要派”与“社会福音派”的路线之争，中国的基要派教会退出了教育界及文化界。迄今，中国大陆教会仍普遍有此“避世”的心理。但现在是我们重新检讨这个策略的时候了。 因此，在现有的处境上，中国教会需要回应的，包括都市化造成的社会问题，及基督信仰如何促成中国道德重整、文化更新等大问题。在海外的华人教会， 也需要关注重大的社会议题，并与当地众教会联合行动。在这方面，一些香港、马来西亚等地的华人教会，已经有值得效法的见证。 如何以基督信仰来更新中国文化，一向是我个人较关注的议题之一。中国教会信徒大多数在农村，都市中教育水准越高的人，信主比例越低。因此，中国教会信徒人数 虽然大量增加，却未能在中国社会看见明显的影响。这与港台及北美的华人教会恰恰相反，在海外，一向是知识水准越高的人中，信主的比例也越多。 现在由于“海归”学人的大量增加，使国内知识分子中，基督徒的比例也显著地提高，但是这并不代表基督信仰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也有等比例的增加。如果我们确信 福音能转化文化，中国教会就应该鼓励更多的基督徒，以文字出版和大众传媒，来传递我们的立场和观点，并以生活及职场的见证，来凸显我们与世俗迥别的人生观 与价值观。 透过这些途径，我们可以影响中国社会，进而改善日趋堕落的社会道德，并重塑中国的社会文化。 适切的着力点 如果在观念上我们同意：教会应该回应并关心社会的需要。那么紧接的问题就是：何时、何处是教会应该介入的？要如何做？也就是说，我们要选择“切入点”，来推 动教会发挥盐与光的功能，改变社会。而这些切入点，也必须是教会能发挥力量的“着力点”，否则将吃力不讨好、事倍功半。 在这方面， 18、19世纪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卫斯理的“循理会福音运动”，值得借镜。卫斯理一方面在他牧养的基层信徒中，借着“主日学运动”推动信徒识字与读经，又 以小组聚会督促信徒在生活上结出悔改的果子。另一方面，他自己以写书、投稿的方式，唤醒社会里中上阶层基督徒沉睡的良心，造成舆论；又鼓励基督徒官员、国 会议员推动立法，使得社会改革能因着制度化而落实。我们应该鉴古知今，效法先贤。 不过，当教会想“进入社会”时，要避免“多角化”这似是 而非的“迷思”（Myths）。也就是说，在教会准备参与社会关怀时，要注意“单纯”（Simplicity）的原则，即“专注本业”。许多企业因盲目的 多角化策略，导致力量分散而一败涂地。因此，教会领袖必须自问：什么是教会的“核心本业”？什么是教会的“优势”？ 当今有些教会做的一些 所谓“社区服务事工”，是有待商榷的。例如，台湾教会普遍存在的“插花班”、“安亲班”、“健身操班”等，虽是琳瑯满目，却与光盐的见证无关。海外华人教 会则常设有“中文学校”，但是往往造成尾大不掉、喧宾夺主的现象。其实这些事工对传福音、作见证、改正社会风气等都毫无助益，却徒然耗费教会宝贵的资源。 所以，我们不应该去做一些力不能及，或与教会形象无关无益的“事工”。 值得教会投入的，是那些需要委身并有长期果效的事工，包括：孤儿 院、贫民义诊、识字班、民工子弟学校、环保资源回收……教会或基督徒们若能长期在某些领域专注地投入，不仅能取得社会的肯定，也将取得发言权并发挥影响 力。香港的突破青少年事工，台湾的伊甸残障事工，都是一些非常成功的榜样。 适当的文化接口 当教会想“走出墙外”的时候，如何选择适当的“接口”（Interface），使教会能与整个社会“接轨”，是成败的关键。今天的华人教会，自牧师至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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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当1994年曼德拉就职南非总统的时候，他所承接的，是一个黑白种族严重对立多年的国家。虽然南非是非洲最高度开发的国家，但数十年的种族隔离，不但造成严重的贫富悬殊现象，而且种族间的仇恨，以及彼此互不信赖的情势，都极为严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