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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文郁 本文原刊于《举目》55期 文革与教会 1966年，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开始发动。这是一场以割裂传统、进入崭新社会为目的的革命。整个中国大陆被染成了红色。在中国人的传统审美中，红色是欢快、喜乐的颜色，但是，这个时期的红色则是血色。红旗是血染的，红宝书是血染的，红卫兵当然也是染了血的。 这一切，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下，视为理所当然──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暴动，是斗争，是必须流血的！ 浩劫之中的教会 在红色的渲染下，中国人都兴奋起来了。一方面，他们对未来充满美好盼望；另一方面，他们奋不顾身地要去打破和扫除一切在他们眼中的障碍。 教会显然跟不上这种政治形势的发展。 在政府的意识形态中，不但没有宗教的地位，反而认为宗教是不科学的、过时的，是阻碍社会发展的包袱，必须抛弃。因此，让宗教完全消失，这对于社会、国家、人民来说，乃是一件大大的好事。 三自运动，就其原始动机而言，就是要让基督教平稳地消失。有不少教会领袖在加入三自教会之初，以为可以在顺服政府的前提下，继续发展教会事业，后来终于发现，这不过是一厢情愿。 对此，王明道说：“从三自会成立的那一天起， 中国基督徒就完全失去了‘信仰自由’。你要‘信仰自由’么？ 可以，但是必须加入三自会。加入以后就把你化掉，化到无神那一边去了。他们不会逼着你、叫你说无神，你自己就不敢提到神了。”（《又四十年》，第7章）如 此清醒的王明道，是不见容于政府的，于是他在监狱呆了20余年。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五一六通知》，这便是文化大革命的开始。从此，中国人就掉进了一个大漩涡，任何人都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 很快地，红卫兵运动成为潮流，冲刷著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所有公开的三自教会及教堂，都首当其冲成了被攻击对象。红卫兵占领教堂，批斗神职人员，烧毁圣经和其他属灵书籍。于是，一个接一个，三自教会在公共视野中消失了。 当然，文化大革命并不是专门针对基督教的运动。红卫兵要攻击、摧毁一切“旧事物、旧传统、旧习俗”——基督教是宗教，一切宗教都是落后的、迷信的、陈旧的，必须扫除！ 这岂是三自教会的领袖能够阻挡的？！我们来读一段曹圣洁牧师（中国基督教协会第五届会长）在2002年的回忆： “我自1959年被借调到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为三自主席吴耀宗先生当秘书，1962年正式纳入全国三自编制，一直工作到1966年。在这段日子 里，我亲身体验到像吴耀宗这样的基督教人士切实爱国爱教的情怀。即使在上世纪60年代宗教陷于困难境地时，他仍坚持爱国，并相信基督教的真理核心终会被人 认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被安排去上海市直属机关五七干校，在嘉定外岗劳动……这个时期，我的思想极度困惑，看不到教会的前途，更无法理解基督教中的爱国力量为什么也要被打倒……” 文中的“爱国力量”，指的就是三自教会。字里行间似乎隐含了对非三自教会的指责，即认为他们是不爱国的──因为他们（倪柝声以及那些脱离三自教会的基督徒） 是在控诉美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略中国的运动（1950-54年）中，退出三自教会的。这里，我不是要追问这场控诉运动的是是非非。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 是，曹圣洁牧师的困惑，表达了三自教会的许多领袖在文革时期的困惑。 死亡线上的教会 70年代的中国，所有教堂都改作他用（工厂、仓库等），三自教会徒具虚名。在公开场合，我们看不到敬拜赞美、聚会祷告、福音团契等等。总之，看不到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宗教活动。三自教会名存实亡。 甚至，基督教这个词，也越来越少人提起。基督教几乎在中国社会的公开视野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作为外交需要的摆设，政府保留了一些与外交相关的宗教活动，如开放北京南堂天主教堂（1971年），和北京米市街教堂（1972年）等，供外交人员主日敬拜使用（但不允许中国信徒进入）。 出于同样的需要，政府也让一些宗教人士露面。丁光训因此作为基督教的代表，出面接待外宾。身为圣公会主教（浙江教区，1955年），丁光训必须和政府保持政 治上的统一口径。在70年代的涉外谈话中，他反复指出，基督教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文化工具。同时，他也实话实说：中国基督教日益衰落，并可能完全消失。 不过这样的话，是不会出现在中国公开的报刊上的。 中国教会哪去了？她真的已经衰落并消失了吗？ 我们再来看看家庭教会。三自运动之后，一批基督徒不愿意加入三自教会。他们组成家庭教会，消失于公共视野。也许正因为家庭教会不具公开性，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也就没有受到红卫兵运动的直接冲击，而且在最狂热的时期，家庭教会也没有停止聚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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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于《举目》61期 谢文郁 1989年，对于中国来说，是不寻常的一年；对于中国教会来说，也是不寻常的一年。这一年春天，在北京发生了一场政治“动乱”，波及全国、全世界，触动了中国社会的每一角落，挑动了每一个人的神经，在中国人心中注入了一种社会意识，驱动了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 这场运动的实质是，一批浸淫在80年代自由主义思潮中的年轻知识分子，在美好理想和善良愿望的驱动下，想用西方的自由民主理念改造中国政治。他们希望在学生运动中实现这一理想。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在残酷的中国政治面前，如卵击石，头破血流﹗ 这场政治动乱最终成了一把双刃剑。一方面，那些积极参与运动的自由主义旗手，在严峻的政治压力下被迫外逃，最后只能在西方国家的庇护下，在海外搞所谓的“民运”。留在国内的代言人也无处发声，只能闭关自守。 另一方面，这场运动对政府的意识形态也是毁灭性的。自始至终，在如何结束这场动乱的问题上，人民的期望和政府的做法完全对立。当这场运动被政府强行用暴力压制时，人民对政府的信任跌至谷底，政府所倡导的信念从此失去号召力。 之后，中国社会进入了所谓的信仰空白时期﹗ 宗教热情的蔓延 人是需要在信任情感中生活的。这一情感先是在父母的怀抱中得到满足，后是在社会关系中得以满足，最终则在宗教生活中得以满足。中国人原本在共产主义理想中，满足了自己的宗教情感。现在，这个理想破灭了。 信仰空白的生存状态是令人绝望的。当一切在理性中看得清清楚楚、从今日到死亡的每一天都按部就班时，生命的意义在哪里呢？这是令人窒息的生存﹗政府的宣传已经失效，自由主义理念已经七零八落。还有什么可以满足人的终极信任情感呢？ 于是，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中国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宗教场所，包括官方认可的公开宗教场所，如三自教会和天主教的教堂，各种各样的佛庙、道观，回人的清真寺，乡村的祖宗庙等等，都呈现出复兴的景象，人气越来越旺。 佛教的香客人数增长速度最快。大大小小的佛庙，香火熏天。与此同时，基督教家庭教会也呈现了快速发展的势头。虽然具体人数难以估计，但是，只要进入河南、安徽一带，无人不惊诧家庭教会信徒人数的增长速度。 宗教成为了热门话题。 文化基督徒现象 在长期的无神论教育中，“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鸦片一词，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就是罪恶的象征。它让人联想起1840年的鸦片战争。因此，对民众而言，说宗教是鸦片，等于说宗教就是罪恶。 然而国门打开之后，中国人看到的是，西方社会仪态万种、和谐富足，令人羡慕、向往。而且，这个美好的社会，竟然保持着基督教。对于理想破灭、陷入信仰空白的中国人来说，基督教似乎意味着什么，似乎指向某种奥秘。夹带着好奇和冒险心态，一些中国人开始去了解、重视基督教。 1994年，北京大学哲学系赵敦华教授，出版了《基督教哲学1500年》（北京商务印书馆）。读毕，大家好像发现了新大陆：原来基督教还有这么丰富的思想资源﹗ 接着，刘小枫博士加盟香港道风山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并以此为基地，在中国大陆翻译出版了大量的基督教神学著作。 在这两股风潮之下，中国思想界一场影响深远的基督教热，如火如荼地展开。而且，在现实生活中，这股基督教热造就了一大批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所谓“文化基督徒”。 这批人，对政府失去了信心。共产主义理想在他们心中失去了地位。但是，没有信仰的生活是令人绝望的﹗他们在阅读基督教文献的译作时，找到了某种共鸣──耶稣的死是为了世人的罪﹗这是多么伟大的人格﹗用刘小枫的话来说：他们感觉到，他们的生命“因信了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的爱而发生了改变”（《现代语境中的汉语基督神学》，第28页）。信仰是有力量的﹗ 他们感受到了信仰带来的喜悦，公开宣称自己是基督徒﹗不过，令他们十分失望的是，当他们走入教会，无论是三自的，还是家庭的，他们都无法呆下去。他们认同基督教基本理念，但无法认同他们所看到的基督教会。 香港神学界在世纪之交，有过一次大范围的讨论，公开质问这些人的信仰：这样的人算不算是基督徒？他们是麦子，还是稗子？ 家庭教会大发展 90年代是中国家庭教会大发展的时代。根据赵天恩牧师的统计，单单河南、安徽两省的几个团队教会（编注：这些教会系统多由数位传道人开始，共同领导的。），总人数就以千万计。比如，张荣亮带领的河南方城教会（后改为华人归主教会），申义平的中国福音团契（原为河南唐河团契），郑献起的安徽阜阳教会（后改名为中华蒙福教会）等等，据说人数皆在几十万到几百万之间。 1998年11月26日，申义平、张荣亮、郑献起、王君侣4位弟兄，代表各自的团队教会，聚在华北某地，签署了一份“中国家庭教会信仰告白”，就圣经论、三一神论、基督论、救赎论、圣灵论、教会论、末世论等七个方面，发表了信仰宣言。受赵天恩牧师的影响，这个宣告努力向海外华人主流教会的信仰宣告看齐，因而看上去相当正统。 不过，这些教会，能否达到其信仰宣言呢？ 我们看到，这些教会的传道人日夜奔走，各处传讲福音，行神蹟奇事，治病赶鬼。往往一次讲道，整个村庄的人都决志信主。教会信徒人数急剧上升。一片复兴的景象，令人兴奋。 信徒的聚会则多在晚上，有敬拜赞美（唱诗、读经、讲道），并当场治病赶鬼。由于政府的压力，这些聚会采取了秘密的方式。讲道一般是依靠自己的读经“亮光”，和大量的神蹟奇事、故事。教会生活缺少固定的集体查经和主日崇拜。不过，会定期举办骨干同工培训，邀请信得过的国内外传道人前来培训。 这些教会的大多数信徒，在圣经的阅读和理解上，往往孤立无助。除非成为同工，接受培训，否则在圣经知识和教会生活上都严重“营养不足”。他们的信仰，建立在几个治病、赶鬼的见证故事上。 这样的信徒，是不是基督徒？他们是麦子，还是稗子？ 是宗派，还是异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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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即使在“痛打落水狗”的时代，儒家也没有被打成死狗。在话语权被剥夺的时代，儒家借着中国人的行为，表达了自己的存在。我们知道，佛教进入中国后， 在补儒的同时，自身也被儒化了（禅宗）。伊斯兰进入中国后，中国社会出现了儒化的回教徒。现在，马克思主义也走向了儒化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