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奉篇

真理的光谱

光是多与一的联合。七彩光谱给了我们重要的启迪,就是三位一体的上帝是多样性的统一。基督信仰像是带着包容性的光谱区间——不是固定的某一个点,更不是我们个人坚持的那个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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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奉篇

卫斯理的神学取向 ——卫斯理对当代中国教会的启迪(一)

本文原刊于《举目》杂志67期 吕居       在今日再思卫斯理兄弟(约翰‧卫斯理,1703-1791;查理‧卫斯理, 1707-1788)及其神学,是恰当而必要的,因其对当代中国教会有多重的鉴戒与启迪。       卫斯理兄弟生活在18世纪的英国。当时的英国,与今天的中国类似,都是社会飞速变革的时代。工业化和城镇化,一方面产生了拥有大量财富的新兴资本家族群,另一方面,也把大量矿工与农民,抛在贫困线上挣扎。社会两极分化,道德破产,酗酒、赌博泛滥,弃婴随处可见。底层民众感到绝望无助,怨戾之气浓郁,社会矛盾一触即发。        然而,英国最终避免了法国大革命暴力、流血的大破坏模式,和平实现了制度变革,平顺进入现代化。这种良性的制度变更,卫斯理兄弟功不可没。       法国历史哲学家埃利‧阿莱维(Elie Halevy, 1870-1937。编注),比较英、法两国从专制过渡到民主的过程,他评论道:“如果我们相信经济状况决定人类的历史命运,那么几乎可以肯定,19世纪的英国,比起所有其他国家,更应该爆发政治和宗教革命。”(注1)       当时,无论是英国宪法,还是作为国教的圣公会,都已无力挽回英国社会的暴力趋向。然而,当时一种“不从国教”的信仰力量(Religious Nonconformity),挽救了英国,没有像法国一样,产生类似雅各宾主义的极端暴力专政。阿莱维所谓的非国教信仰力量,就是卫斯理兄弟领导的19世纪英国大复兴!       按照圣经“从果子辨认树之本质”的实效认识论,循道会领导的英国大复兴,既已产生如此宏大而正面的社会效果,必定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并借鉴。本文尝试先探讨卫斯理神学对当代中国教会的意义。   卫斯理与预定论      毋庸置疑,卫斯理遵循的是阿米念神学(Arminianism)。阿米念主义在神学系统的完整性方面,显然比不上加尔文主义(Calvinism)。卫斯理也从不认为自己以系统神学见长。他侧重的是信仰的实践与经验。且在牧会、布道、宣教等事工中,对加尔文主义的逻辑体系提出了质疑。(参:方镇明,《在夹缝中,追求合一》,《举目》59期。http://behold.oc.org/?p=7391。编注)       综观神学历史,基督信仰的核心是他力救赎理论。大公信仰大都侧重上帝在救赎过程中的全能与主动。人是处于堕落与被动境地的救赎对象。奥古斯丁、阿奎那、路德、加尔文等神学家们的观点,莫不如是。       只是,加尔文的预定论,把救恩论中的神性因素绝对化。作为被救赎的人,在救恩实施过程中,没有任何自由与贡献,没有任何能动性与创造力。人,在加尔文神学中,被物化为完全被动的救恩受体。卫斯理认为,这显然与人作为意识主体的存在特点,并不相符。       卫斯理试图修正加尔文主义的极端色彩,还原圣经阐明的、人作为救恩受体的责任与使命。他在 《白白的救恩》的讲章中指出,预定论是危险的教义,损害了基督信仰的完整性(integrity)和可信度(credibility),从根本上否认了救赎、宣道、圣洁、行为、德行、安慰、盼望等诸多信仰要义。他认为:       “(加尔文的双重预定论)所表达的,无非是这样一个信息:基于永恒、不变、不可抗拒的神圣旨意,特定的一部分人类总会得救,而特定的另一部分人类总会沉沦。前一部分人类不可能失落救恩,后一部分人类不可能得到救赎。”       “……对于那些预定得救的人,无论是否有人对他们讲道,他们总会得救的……对于那些预定被弃的灵魂,也同样是毫无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