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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边疆之爱的来华宣教士——杨宓贵灵(魏外扬)2021.10.22

    卧病的两年中,她的肉体虽然痛苦,灵命却健壮,文思也最丰沛。她奋力写作,将自己的信仰历程与宣教经验,坦诚地与人分享。单是在1956年,她就写完3本书,质量俱佳。她一生总共写了8本书,其中最具自传性的《寻》与《我成了一台戏》,早就有中译本,感动过无数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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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由上而下的来华宣教士——丁韪良(魏外扬)2021.10.21

    本文原刊于《举目》14期 魏外扬   19世纪及20世纪初年出版的宣教史册上,保留了一些极为珍贵的老照片,其中我最喜爱的,就是一张3位老人的合影。拍摄日期是1905年4月底,地点在汉口。相片中的3位老人,中间站立的是杨格非(Griffith John,1831-1912),左边坐的是丁韪良(William A. P. Martin,1827-1916),右边坐的是戴德生(Hudson Taylor,1832-1905)。这时候他们3位的年龄加起来是225岁,丁韪良最长(78),杨格非其次(74),戴德生殿后(73)。不料1个多月后,戴德生在长沙去世,反倒是在后的在前了。 我喜爱这张照片的原因,除了缅怀宣教先贤之外,也因为这3位资深的来华宣教士,正好代表3种不同的宣教路线与典范,值得我们学习与省思。丁韪良年纪最长、来华最早、在华也最久。   一、宁波10年 丁韪良是美国长老会一位牧师的儿子,大学与神学院毕业后,带着新婚夫人来到中国。宁波是美国长老会在中国的第一个传教区,由麦嘉缔医师(Dr. Divie B. McCartee)在1844年所建立。1850年丁韪良夫妇来此时,已粗具规模,不但有教堂,还有学校与印刷设备。 丁韪良学习语言的能力很强,很快就学会宁波话,而且可以用流利的宁波话讲道。听众对他的讲道,反应热烈,常在离去时发出“听道比看戏还有趣”的赞叹。后来他将讲稿汇 集而成《天道溯源》一书,广受欢迎,从1854至1912年,该书以中文、日文和韩文,印行了30余版。在1907年“广学会”举办的一次投票评选活动中,《天道溯源》被选为最佳中文著作。 宁波时期最令丁韪良难过的事,或许就是与资深同工麦嘉缔之间,因年龄、性格及宣教策略上的歧异,无法同心配搭。例如,丁韪良十分看重以拼音方式书写宁波话,麦嘉缔则认为此事无关紧要;对于要求受洗者的考核,丁韪良较宽松,麦嘉缔极严格;丁韪良主张重用本地信徒为助手,麦嘉缔对此则颇感疑虑;又如,对于God一字的中文译法,丁韪良主张用“神”字,麦嘉缔则主张用“上帝”。 这场来华宣教史上,争辩多年而最终无法统一的论战,也在宁波同一个差会的弟兄中造成隔阂。还有,对于太平天国的兴起,丁韪良寄以厚望,并曾私下前往访问,但中途遇到阻碍而折返。麦嘉缔与太平天国虽也有接触,但持保留态度。 凡事起头难,宣教事工尤其如此。美国长老会在宁波最初20年的努力,先后参与的男女宣教士共计24人,结果受洗的中国成年信徒,正好也是24位,进展缓慢可以想见。而在教会墓园中,宣教士及其子女的墓碑,却一块块竖立起来。 虽有这些遗憾,宁波10年对丁韪良而言,仍然是充满祝福与值得回忆的经历。虽然后来他住在北方的时间比南方长得多,但在晚年所写的回忆录中,他花在回忆南方时期的篇幅,竟与北方时期不相上下,可见他多么珍惜这最初的10年。不过在此同时,他也看见中国的需要,不仅在于领受基督信仰,也在于培养一种新的世界观,而介绍国际公法、科学新知,以及投身教育工作,就成为他此后努力的方向。   二、译介国际公法及西学 丁韪良首次参与的外交工作,就是担任美国使团的翻译人员,参与签订英法联军之役后的天津条约。中美天津条约第29条,所谓的宗教容忍条款,就是丁韪良与卫三畏(S. Wells Williams)两位宣教士,悉心斟酌字句下的结果。 英法联军之役后,丁韪良开始翻译国际公法为中文,他选用惠顿(Henry Wheaton)的原著,是当时最新和最通用的国际法名著。惠顿是美国著名律师,后来被派往欧洲担任外交官达20年,回国后任哈佛大学国际法教授。 《万国公法》译出后,丁韪良透过美国驻华外交官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引介,将其上呈清廷。恰巧1864年,普鲁士在中国领海内,截获丹麦商船,发生争执,总理衙门援引《万国公法》中有关则例,据理力争,终使普鲁士将所截获船只移交中国。于是总理衙门资助大量刊印,颁发各省督抚官员备用。 除翻译最新的西文著作外,丁韪良也到中国古籍中,挖掘类似国际法运作的事例,编成英文的《中国古世公法论略》(International Law in Ancient China),由汪凤藻译为中文。 丁韪良在华66年,好学不倦,著述不辍,除国际法外,也广泛地介绍各类西学。例如《格物入门》,由丁韪良自著,而非翻译,共分为7卷。卷一为水学,卷二为气学,卷三为火学,卷四为电学,卷五、卷六为力学,卷七为格物测算。该书出版后,受到士大夫的欣赏,并很快传入日本。 又如《西学考略》,是丁韪良应总理衙门之请,趁回美国述职之便,游历英、法、德、义等七国,观摩教育制度,考察科技新知,以供中国参考。该书分为2卷,上卷为丁韪良游历各国的散记,向中国人介绍西方社会的全貌,包括自然风光、名胜古蹟、文化生活、科技进步、经济发展、教育状况和国际关系等,堪称一部袖珍百科全书,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他在介绍爱迪生发明多项电器后,特别提到西方国家的专利制度,是对发明者的保障和奖励。“国家设有专利,每创一器准照独售,不惟在本国得享其利,在他国亦得请照,故格致家既着令名,往往可以致富,盖国家护庇而鼓舞之也。”这段话也许是专利制度首度在中国提及,格外值得注意。 下卷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介绍西学的历史,从古希腊学术讲起,一直到达尔文的进化论,包括哲学、数学、物理学、天文学、化学、动植物学。第二部分关于西方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   三、掌教同文馆与京师大学堂 1863年丁韪良正式进驻北京,希望从中国的首都,从中国社会的顶层,展开由上而下的宣教事业。之后不久,就在英籍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的大力赞助下,设立了一所名为“崇实馆”的学校,该校绵延至今,就是北京市第21中学。 但这所学校当时未能获得差会的重视,无论是要求增派师资,或在校内附设小型博物馆的计划,虽经丁韪良再三提出,均如石沉大海,毫无回音。然而,这所当时看似经营失败的学校,却在将近100年后,对差会提供莫大的回馈。在1997年出版的《美国长老教会在华宣教史》上,记下这样一段动人的故事: 在1950年代之初,差会收到1张100万美元的支票,寄发者是一位匿名的中国人。他自称是北京崇实馆的毕业生,该校由丁韪良在1864年设立。他为所接受的教育感恩,因为使他得以从事进出口贸易,并因而致富。他发觉宣教士们将黄金岁月付诸异乡,往往落得退休后无处栖息。于是差会用这笔奉献为退休的宣教士建屋,就是座落在加州Duarte的Westminster Gardens(308-309页)。 丁韪良对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最大贡献,应是先后出任同文馆与京师大学堂,这两所国立教育机构的总教习。 同文馆成立于1862年,最初只是清廷为因应外交需要,训练翻译人员的机构,后来逐渐提升目标,成为培育国家人才的基地。仅就清末民初的外交舞台观之,同文馆的毕业生中,担任出使大臣或驻外公使的就有7位。丁韪良先是应邀在同文馆教英文、国际公法,后来出任总教习达25年(1869-1894)之久。总教习的职务大抵相当于后来大学的教务长,举凡课表的制定与实施,对教习的监督与稽查,各项定期考试的执行,统筹编译教材等等,都在他的权责之下。 1898年,清廷在维新运动的高潮时期,设立京师大学堂,不仅是全国最高学府,也是全国最高教育行政机关,统辖各省学堂。丁韪良又被聘为总教习,等于扮演首席外籍教育顾问的角色。不过,丁韪良担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时间只有3年多,期间又经历戊戌政变与庚子事变等动乱,因而他对京师大学堂的影响远不如同文馆大。庚子事变后,他又应湖广总督张之洞之请,前往武汉任两湖大学堂总教习,也因此才有机会与杨格非、戴德生两位老朋友,在汉口拍摄本文起首所提及的那张相片。 丁韪良与同文馆其他教员合影(约1900年)    四、北京使馆历险 1900年夏天爆发义和团事变,丁韪良也身陷北京使馆区内,度过了50多天被围困的惊险日子。一生在中国推动国际法的老者,却亲尝中国罔顾国际法而带来的苦果,他心中的失望与愤怒可以想见,也因此他在事后的言行确有一些不当之处。 例如,事变后他回美国一趟,上岸时刻意穿着被围时期所穿的一套衣服,肩上还挂著防御时所使用的枪枝,果然引起旁人的好奇询问。又如,他在书中公然建议,向清廷索取海南岛作为立足点,以增强美国在中国的影响力,这样的言论,难免会受到后人严厉的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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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华中使徒——杨格非(Griffith John)(魏外扬)2021.10.19

    本文原刊于《举目》20期 魏外扬   杨格非,为区域路线的代表。因为他在华57年中,除了开头五、六年在上海外,以后的岁月都立足于武汉,专心耕耘这个区域的福音禾场。同时对于邻近的省份,像人口众多的四川,以及最为排外的湖南,也多次多方前往,尝试打开福音的通路。由于他来到华中的时间最早,驻留的时间很长,带来的影响非常之大,因此被称为“华中的使徒”。遗憾的是有关他的中文著述极少,希望透过这篇略传,我们对他能有较多的认识。   一、在家乡的准备 杨格非生在英国威尔斯的斯温西城(Swansea),才8个月大就失去了母亲,由敬虔爱主的姑妈抚养长大。18岁丧父,幸而得到亲友的支持,才能完成高等教育。在教会生活方面,因一位主日学老师的用心鼓励,他不但背诵了许多圣经,而且培养出胆量和口才。十六、七岁时,他已是威尔斯一个颇有名望的讲员,经常接受邀请到各礼拜堂讲道,人称他为“那个讲道的孩子”。 后来他决志献身海外宣教,就入神学院接受装备,并加入著名的伦敦传道会,等候差派。不过他最初的目标不是中国,而是位于非洲东南方的马达加斯加岛,因他的岳父就是前往该岛拓荒的宣教士,他的妻子也出生在那里。不料此时岛上发生动乱,宣教之门暂时关闭,而中国正有急切的需要,因此差会就将他们夫妇改派来中国。 杨格非身材相当矮小,为此在伦敦会举办的欢送会上发生一件趣事。与他同往中国而身材高大的韦廉臣(A. Williamson)走在前面,杨格非跟在后面,不料门警以为他是个来凑热闹的小孩子,于是将他拦住,不许他进入会场。在杨格非表明身分后,门警才放他通行,却忍不住在背后质疑说:“他们怎么派个小孩子到中国去呢?”这位鲁莽的门警当然不会料到,这个“小孩子”将会成为中国宣教史上的“小巨人”呢!   二、在上海的学习 经过4个多月的航程,杨格非夫妇与韦廉臣夫妇在1855年9月24日抵达上海。韦廉臣后来离开伦敦会,转任苏格兰圣经会驻中国的代表,并迁往烟台。1850年代的上海,汇集了一批极为优秀的年轻宣教士,他们在此一面学习,一面等候。 在他们中间领袖群伦的,是资深而博学的麦都思(Walter H. Medhurst)牧师。麦都思常这样祷告:“主啊!求你在中国打开更多门户,好分散你的众仆人。”他的祷告留给杨格非深刻的印象,也提醒他要积极寻求将来的方向。 到了1860年代,第二次英法联军之役结束,太平天国动乱也渐趋平息,中国门户果然更加开放,上海宣教士们分散的时机真的来到。有些北上发展,丁韪良从宁波北上京城就是一个例子,杨格非则选择溯长江而上,去华中开辟新的工场。遗憾的是麦都思已经在1857年离世,来不及看见他的祷告终于实现。 在上海期间,杨格非也像戴德生一样,常到附近地区游历布道。有一回与同属伦敦会的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结伴而行,在苏州被民众误认为是太平军的间谍而遭受攻击。多年后慕维廉在回忆这件事时,很幽默地指出,杨格非因为假辫子绑得不牢,所以一经暴徒拉扯就脱落,人也得以脱逃,他自己则因为假辫子绑得太牢而受了较多折磨。   三、在武汉的耕耘 1861年6月间,杨格非与伟礼逊(Robert Wilson)一起搭船前往汉口,杨格非在兴奋与感恩中发出赞叹:“这一条美丽而宏伟的河流,已经成为福音使者们的大道!”可惜伟礼逊到汉口后1年多就病逝,使得杨格非单独挑起拓荒的担子,几年后才有新同工来到。 杨格非是一个有眼光有策略的宣教领袖,在汉口、武昌、汉阳三镇都建立教会后,就开始向周围城乡发展。下乡布道难免会遇到危险,1876年的孝感之行,就是一次难忘的经历。这1年过年后,杨格非与马根济医生(John Kenneth Mackenzie)二人,接受一位孝感信徒的邀请前往访问,不料却遭到一场几乎致命的攻击。 数以百计的群众一路尾随,并逐渐由好奇转为敌视,对他们大声吼道:“滚回汉口去!杀死洋鬼子!”坚硬的泥块像骤雨般打在他们身上,使他们血流满面,幸而在几名中国信徒的护卫下,才得以脱身。回程途中,马医生继续为人治病,杨格非也继续对人讲道,并不因为遭受迫害而灰心。后来孝感教会十分兴旺,成为伦敦会在武汉以外的一大重镇,可见迫害往往成为教会的种子,古今皆然。 杨格非最看重讲道,他在家乡就以讲道著名,到中国后虽转换语言,仍不减其讲道的威力与魅力。无论是知识分子或贩夫走卒,都被他响亮的声音与活泼的手势所吸引,很少有人因不耐而中途离席。 他也重视文字的力量,因此撰写许多书刊,并成立名为“汉口圣教书会”的出版社。此外,办学校、设医院、培育教会同工等事工一一开展,称得上是全方位宣教的典范。而杨格非时代创办的机构,如博学中学、仁济医院等,在湖北省现代化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已为今日历史学家所肯定。 翻译圣经也是杨格非投注许多心力的事工。杨格非认为文言文对一般大众而言过于艰深,而官话又具有地域性的限制,因此他主张采用浅文理这种文体来翻译圣经。在中国同工的协助下,浅文理的新约译本在1885年出版,得到很高的评价。后来他又将这个浅文理译本,转译为一种较适合南方人阅读的官话译本。1899年爱丁堡大学颁赠博士学位给他,主要原因也是肯定他在圣经中译方面的卓著贡献。 在浅文理版新约圣经的序言中,杨格非向中国人推荐圣经的价值:“圣书所载之道,极其长阔高深,有威权可定人之本分,有智慧可解人之疑惑,有光耀可破人之蒙昧,有劝慰可释人之愁烦,有应许可起人之奋勉。深语之,虽贤哲莫能穷;浅语之,虽愚鲁亦可及。至于万有之原、生死之理、善恶之报、肉身灵魂之别、天堂地狱之分,并救灵魂之法,此书记之详明。”句句珠玑,特抄录于此。   四、对湖南的期待 虽立足于武汉,以湖北为优先,但杨格非也期待福音能普及中国全地,特别是与湖北为邻的四川、湖南两省。1868年,杨格非与老友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结伴完成一次壮游,溯长江过三峡而入四川,转由陜西汉中回到武汉,路程8千里,历时5个月,实地考察风土民情,作为拟定宣教策略的参考。途经成都时,杨格非得了重病而奄奄一息,但他并不灰心,反倒表示:“若我死在这里,就葬我在这里,只要我的坟墓能激动别人来此宣教,则我死也甘心。” 湖南是当时排外、反教最激烈的一省,因此期待湖南人能改变态度,接受宣教士定居传道,一直是杨格非心头的悬念。从1879年到1904年之间,杨格非前后11次进入湖南,亲身体验到当地官员和民众对传教士态度的转变。从以粪便、石块相待,到以轿子、锦旗迎送,其间真有天壤之别。 1897年他第三次率同工前往湖南布道时,又被阻挡而无法进衡州城,只好在城外为13名决志者施洗。遥望城楼,无限感慨,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4月6日,正好是我被按立为牧师42周年的日子,我将永远记得这一天。”直到1901年4月间,第七次去湖南时,他才感受到空前的善意,因而用充满感恩的心情,在报告中写下“湖南之门已开”(Hunan is open)这一句期待已久的话。   五、对中国的深情 杨格非在中国50多年,中间仅回英国3次,而且每次都是因为自己或家人的健康出现严重的问题,才不得不回去休养。1905年是他来华的50周年,同工们为他举办盛大的感恩礼拜,这位华中使徒说出他对中国的深情:“如果上帝再给我50年,我仍将都给中国。” 他的两个儿子回英国读书,后来都在美国就业,父子见面的机会屈指可数。其中有一次,竟然间隔25年才见面,深藏的亲情也在陌生感中冻结,那真是一个令人情何以堪的场面。杨格非两次丧偶,幸有女儿回到中国,与同为宣教士的女婿和他作伴,才使他得享亲情的慰藉。 1911年11月杨格非在武昌起义的枪砲声中告别中国,回到英国后住进养老院,1912年7月26日离世。不论在中国或英国,对他的纪念并未立刻消逝。1931年是他的百岁冥诞,伦敦会在汉口新建一间礼拜堂,命名为“格非纪念堂”,就是今日位于黄石路上的“荣光堂”。1963年,在他去世50多年后,他的故乡斯温西城特辟一座纪念花园,由市长与杨格非的一个牧师外孙一起剪彩,当地人都以本乡出了一位伟大的宣教士为荣。   参考资料: Noel Gibbard, Griffith John: Apostle to Central China (Bryntir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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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由上而下的来华宣教士——丁韪良(魏外扬)2021.08.04

    基督教在华宣教策略,向来有两条路线的说法,就是以“内地会”戴德生为代表的大众路线,也就是以最快的方法,在最短时间内,让最多中国人信主,一切只为抢救灵魂,其余皆无关紧要。 另一条是以“广学会”李提摩太为代表的精英路线,也就是透过教育、出版等长期性的经营,赢得中国的知识份子,改变他们的世界观,为接受福音铺路。丁韪良所选择的,当然也是这种由上而下的宣教路线,而且表现得可圈可点,成就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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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丛林凯歌 ──伊略吉姆(Jim Elliot, 1927-1956)(魏外扬)2021.07.09

    然而四点半的通话之约永远无法实现了,南特的手表后来被寻获,指针停在三点十二分,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奥卡人用长矛刺死了这五位来到他们中间的白人宣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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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些宣教士都是儒家的欣赏者,而理雅各是其中的佼佼者。这不但因为理雅各将四书五经全部译成英文,加上详尽的考证、注释,对儒家学说的发扬之功超越众人,而且他自己的生命历程,也与孔夫子最为相似。孔子自道:“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 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一段话,正好也适用于理雅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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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为一个美国传教士,他熟悉中国的国情,了解中国民众的生存状况,因而他知道如何以恰当的方式影响中国的未来。1906年,当他向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建 议,将清王朝支付给美国的“庚子赔款”,用在中国兴学、资助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时,他大概已经意识到了实施这一计划所能具备的历史意义。清华留美预备学校 (后改名为清华大学)的成立,为中国留学生赴美打开了大门,一批又一批年轻学子,从封闭的国度走向世界。他们中间涌现出众多优秀人才,归国后成为不同领域的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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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十世纪后期以来,以少数族群为对象的宣教模式受到重视,对一个宣教士而言,一生中能为一种族群翻译圣经,建立教会,然后功成身退,应该是最理想的生涯。或许有人会问:“为一个只有几百个 人的族群付出一生,是否值得呢?是不是傻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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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十九世纪被教会史家称为“宣教大世纪”,而此时期宣教士的主力无疑是来自英国与美国。英国教会开其端,克里威廉赴印度、马礼逊赴中国,美国教会莫等闲,耶德逊前往缅甸,他们共同开创出东方宣教的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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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果以星星来形容散布于天涯海角的宣教士,那么每一种星星都有她的光彩与价值。在这一课中,我们要看见贾艾梅这颗悬挂于印度南端的恒星,五十多年没有离开过,她将上帝的恒爱光辉投射出去,穿透印度社会的严密阶级与种种陋习,为印度的孩童带来极大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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