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篇

由上而下的来华宣教士——丁韪良(魏外扬)2021.10.21

本文原刊于《举目》14期 魏外扬   19世纪及20世纪初年出版的宣教史册上,保留了一些极为珍贵的老照片,其中我最喜爱的,就是一张3位老人的合影。拍摄日期是1905年4月底,地点在汉口。相片中的3位老人,中间站立的是杨格非(Griffith John,1831-1912),左边坐的是丁韪良(William A. P. Martin,1827-1916),右边坐的是戴德生(Hudson Taylor,1832-1905)。这时候他们3位的年龄加起来是225岁,丁韪良最长(78),杨格非其次(74),戴德生殿后(73)。不料1个多月后,戴德生在长沙去世,反倒是在后的在前了。 我喜爱这张照片的原因,除了缅怀宣教先贤之外,也因为这3位资深的来华宣教士,正好代表3种不同的宣教路线与典范,值得我们学习与省思。丁韪良年纪最长、来华最早、在华也最久。   一、宁波10年 丁韪良是美国长老会一位牧师的儿子,大学与神学院毕业后,带着新婚夫人来到中国。宁波是美国长老会在中国的第一个传教区,由麦嘉缔医师(Dr. Divie B. McCartee)在1844年所建立。1850年丁韪良夫妇来此时,已粗具规模,不但有教堂,还有学校与印刷设备。 丁韪良学习语言的能力很强,很快就学会宁波话,而且可以用流利的宁波话讲道。听众对他的讲道,反应热烈,常在离去时发出“听道比看戏还有趣”的赞叹。后来他将讲稿汇 集而成《天道溯源》一书,广受欢迎,从1854至1912年,该书以中文、日文和韩文,印行了30余版。在1907年“广学会”举办的一次投票评选活动中,《天道溯源》被选为最佳中文著作。 宁波时期最令丁韪良难过的事,或许就是与资深同工麦嘉缔之间,因年龄、性格及宣教策略上的歧异,无法同心配搭。例如,丁韪良十分看重以拼音方式书写宁波话,麦嘉缔则认为此事无关紧要;对于要求受洗者的考核,丁韪良较宽松,麦嘉缔极严格;丁韪良主张重用本地信徒为助手,麦嘉缔对此则颇感疑虑;又如,对于God一字的中文译法,丁韪良主张用“神”字,麦嘉缔则主张用“上帝”。 这场来华宣教史上,争辩多年而最终无法统一的论战,也在宁波同一个差会的弟兄中造成隔阂。还有,对于太平天国的兴起,丁韪良寄以厚望,并曾私下前往访问,但中途遇到阻碍而折返。麦嘉缔与太平天国虽也有接触,但持保留态度。 凡事起头难,宣教事工尤其如此。美国长老会在宁波最初20年的努力,先后参与的男女宣教士共计24人,结果受洗的中国成年信徒,正好也是24位,进展缓慢可以想见。而在教会墓园中,宣教士及其子女的墓碑,却一块块竖立起来。 虽有这些遗憾,宁波10年对丁韪良而言,仍然是充满祝福与值得回忆的经历。虽然后来他住在北方的时间比南方长得多,但在晚年所写的回忆录中,他花在回忆南方时期的篇幅,竟与北方时期不相上下,可见他多么珍惜这最初的10年。不过在此同时,他也看见中国的需要,不仅在于领受基督信仰,也在于培养一种新的世界观,而介绍国际公法、科学新知,以及投身教育工作,就成为他此后努力的方向。   二、译介国际公法及西学 丁韪良首次参与的外交工作,就是担任美国使团的翻译人员,参与签订英法联军之役后的天津条约。中美天津条约第29条,所谓的宗教容忍条款,就是丁韪良与卫三畏(S. Wells Williams)两位宣教士,悉心斟酌字句下的结果。 英法联军之役后,丁韪良开始翻译国际公法为中文,他选用惠顿(Henry Wheaton)的原著,是当时最新和最通用的国际法名著。惠顿是美国著名律师,后来被派往欧洲担任外交官达20年,回国后任哈佛大学国际法教授。 《万国公法》译出后,丁韪良透过美国驻华外交官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引介,将其上呈清廷。恰巧1864年,普鲁士在中国领海内,截获丹麦商船,发生争执,总理衙门援引《万国公法》中有关则例,据理力争,终使普鲁士将所截获船只移交中国。于是总理衙门资助大量刊印,颁发各省督抚官员备用。 除翻译最新的西文著作外,丁韪良也到中国古籍中,挖掘类似国际法运作的事例,编成英文的《中国古世公法论略》(International Law in Ancient […]

古今人物

华中使徒——杨格非(Griffith John)(魏外扬)2021.10.19

本文原刊于《举目》20期 魏外扬   杨格非,为区域路线的代表。因为他在华57年中,除了开头五、六年在上海外,以后的岁月都立足于武汉,专心耕耘这个区域的福音禾场。同时对于邻近的省份,像人口众多的四川,以及最为排外的湖南,也多次多方前往,尝试打开福音的通路。由于他来到华中的时间最早,驻留的时间很长,带来的影响非常之大,因此被称为“华中的使徒”。遗憾的是有关他的中文著述极少,希望透过这篇略传,我们对他能有较多的认识。   一、在家乡的准备 杨格非生在英国威尔斯的斯温西城(Swansea),才8个月大就失去了母亲,由敬虔爱主的姑妈抚养长大。18岁丧父,幸而得到亲友的支持,才能完成高等教育。在教会生活方面,因一位主日学老师的用心鼓励,他不但背诵了许多圣经,而且培养出胆量和口才。十六、七岁时,他已是威尔斯一个颇有名望的讲员,经常接受邀请到各礼拜堂讲道,人称他为“那个讲道的孩子”。 后来他决志献身海外宣教,就入神学院接受装备,并加入著名的伦敦传道会,等候差派。不过他最初的目标不是中国,而是位于非洲东南方的马达加斯加岛,因他的岳父就是前往该岛拓荒的宣教士,他的妻子也出生在那里。不料此时岛上发生动乱,宣教之门暂时关闭,而中国正有急切的需要,因此差会就将他们夫妇改派来中国。 杨格非身材相当矮小,为此在伦敦会举办的欢送会上发生一件趣事。与他同往中国而身材高大的韦廉臣(A. Williamson)走在前面,杨格非跟在后面,不料门警以为他是个来凑热闹的小孩子,于是将他拦住,不许他进入会场。在杨格非表明身分后,门警才放他通行,却忍不住在背后质疑说:“他们怎么派个小孩子到中国去呢?”这位鲁莽的门警当然不会料到,这个“小孩子”将会成为中国宣教史上的“小巨人”呢!   二、在上海的学习 经过4个多月的航程,杨格非夫妇与韦廉臣夫妇在1855年9月24日抵达上海。韦廉臣后来离开伦敦会,转任苏格兰圣经会驻中国的代表,并迁往烟台。1850年代的上海,汇集了一批极为优秀的年轻宣教士,他们在此一面学习,一面等候。 在他们中间领袖群伦的,是资深而博学的麦都思(Walter H. Medhurst)牧师。麦都思常这样祷告:“主啊!求你在中国打开更多门户,好分散你的众仆人。”他的祷告留给杨格非深刻的印象,也提醒他要积极寻求将来的方向。 到了1860年代,第二次英法联军之役结束,太平天国动乱也渐趋平息,中国门户果然更加开放,上海宣教士们分散的时机真的来到。有些北上发展,丁韪良从宁波北上京城就是一个例子,杨格非则选择溯长江而上,去华中开辟新的工场。遗憾的是麦都思已经在1857年离世,来不及看见他的祷告终于实现。 在上海期间,杨格非也像戴德生一样,常到附近地区游历布道。有一回与同属伦敦会的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结伴而行,在苏州被民众误认为是太平军的间谍而遭受攻击。多年后慕维廉在回忆这件事时,很幽默地指出,杨格非因为假辫子绑得不牢,所以一经暴徒拉扯就脱落,人也得以脱逃,他自己则因为假辫子绑得太牢而受了较多折磨。   三、在武汉的耕耘 1861年6月间,杨格非与伟礼逊(Robert Wilson)一起搭船前往汉口,杨格非在兴奋与感恩中发出赞叹:“这一条美丽而宏伟的河流,已经成为福音使者们的大道!”可惜伟礼逊到汉口后1年多就病逝,使得杨格非单独挑起拓荒的担子,几年后才有新同工来到。 杨格非是一个有眼光有策略的宣教领袖,在汉口、武昌、汉阳三镇都建立教会后,就开始向周围城乡发展。下乡布道难免会遇到危险,1876年的孝感之行,就是一次难忘的经历。这1年过年后,杨格非与马根济医生(John Kenneth Mackenzie)二人,接受一位孝感信徒的邀请前往访问,不料却遭到一场几乎致命的攻击。 数以百计的群众一路尾随,并逐渐由好奇转为敌视,对他们大声吼道:“滚回汉口去!杀死洋鬼子!”坚硬的泥块像骤雨般打在他们身上,使他们血流满面,幸而在几名中国信徒的护卫下,才得以脱身。回程途中,马医生继续为人治病,杨格非也继续对人讲道,并不因为遭受迫害而灰心。后来孝感教会十分兴旺,成为伦敦会在武汉以外的一大重镇,可见迫害往往成为教会的种子,古今皆然。 杨格非最看重讲道,他在家乡就以讲道著名,到中国后虽转换语言,仍不减其讲道的威力与魅力。无论是知识分子或贩夫走卒,都被他响亮的声音与活泼的手势所吸引,很少有人因不耐而中途离席。 他也重视文字的力量,因此撰写许多书刊,并成立名为“汉口圣教书会”的出版社。此外,办学校、设医院、培育教会同工等事工一一开展,称得上是全方位宣教的典范。而杨格非时代创办的机构,如博学中学、仁济医院等,在湖北省现代化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已为今日历史学家所肯定。 翻译圣经也是杨格非投注许多心力的事工。杨格非认为文言文对一般大众而言过于艰深,而官话又具有地域性的限制,因此他主张采用浅文理这种文体来翻译圣经。在中国同工的协助下,浅文理的新约译本在1885年出版,得到很高的评价。后来他又将这个浅文理译本,转译为一种较适合南方人阅读的官话译本。1899年爱丁堡大学颁赠博士学位给他,主要原因也是肯定他在圣经中译方面的卓著贡献。 在浅文理版新约圣经的序言中,杨格非向中国人推荐圣经的价值:“圣书所载之道,极其长阔高深,有威权可定人之本分,有智慧可解人之疑惑,有光耀可破人之蒙昧,有劝慰可释人之愁烦,有应许可起人之奋勉。深语之,虽贤哲莫能穷;浅语之,虽愚鲁亦可及。至于万有之原、生死之理、善恶之报、肉身灵魂之别、天堂地狱之分,并救灵魂之法,此书记之详明。”句句珠玑,特抄录于此。   四、对湖南的期待 虽立足于武汉,以湖北为优先,但杨格非也期待福音能普及中国全地,特别是与湖北为邻的四川、湖南两省。1868年,杨格非与老友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结伴完成一次壮游,溯长江过三峡而入四川,转由陜西汉中回到武汉,路程8千里,历时5个月,实地考察风土民情,作为拟定宣教策略的参考。途经成都时,杨格非得了重病而奄奄一息,但他并不灰心,反倒表示:“若我死在这里,就葬我在这里,只要我的坟墓能激动别人来此宣教,则我死也甘心。” […]

事奉篇

由上而下的来华宣教士——丁韪良(魏外扬)2021.08.04

基督教在华宣教策略,向来有两条路线的说法,就是以“内地会”戴德生为代表的大众路线,也就是以最快的方法,在最短时间内,让最多中国人信主,一切只为抢救灵魂,其余皆无关紧要。

另一条是以“广学会”李提摩太为代表的精英路线,也就是透过教育、出版等长期性的经营,赢得中国的知识份子,改变他们的世界观,为接受福音铺路。丁韪良所选择的,当然也是这种由上而下的宣教路线,而且表现得可圈可点,成就非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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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奉篇

理雅各与孔夫子(魏外扬)

魏外扬 本文原刊于《举目》51期        2011年初,天安门广场东侧国家历史博物馆门前,一座将近10公尺高的孔子塑像落成,引发了各界不同的解读。         对我而言,2011年重要之处还在于,这是来华宣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英译《中国经典》第一卷出版的150周年。广西师大出版社亦适时推出《朝觐东方:理雅各评传》(Norman J. Girardot著,段怀清、周俐玲合译),我得以参考并引用其中的一些论述,写出这篇浅谈理雅各与孔夫子的短文。         200年来,基督教 (新教)的来华宣教士中,不乏对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有深刻了解之人,如马礼逊、高大卫、伟烈亚力、湛约翰、艾约瑟、欧德理、花之安、丁韪良、傅兰雅、 苏慧廉、卫礼贤、李提摩太、李佳白等人,都有资格上榜。其中更有几位,如高大卫、理雅各、苏慧廉,先后将儒家首要的经典《论语》译成英文;花之安、卫礼 贤,则分别将其译成德文。        这些宣教士都是儒家的欣赏者,而理雅各是其中的佼佼者。这不但因为理雅各将四书五经全部译成英文,加上详尽的考证、注释,对儒家学说的发扬之功超越众人,而且他自己的生命历程,也与孔夫子最为相似。孔子自道:“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 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一段话,正好也适用于理雅各。 赤足登上天坛        理雅各生于苏格兰的亚伯丁,也是15岁时“志于学”。他获得一笔巨额的奖学金,进入亚伯丁大学就读,而且以最优秀的成绩毕业。        他的勤学精神持续一生之久。直到晚年在牛津大学担任汉学讲座教授时,仍然保持年轻时养成的生活习惯,每天凌晨三、四点钟起床,在书房工作几个小时后才进早餐。如此持续不断的努力,加上超乎常人的记忆力,自然使他在学术领域大放异彩。        理雅各译的《中国经典》第一卷,包括《论语》、《大学》与《中庸》,出版于1861年。这时候他大约45岁,介于“不惑”与“知天命”的阶段。         虽然不断有教会人士,质疑他的翻译工作是否具备宣教的价值,他总以坚定不惑的信心,攀登一座又一座的学术高峰。从四书到五经,从五经到十三经(《尔雅》除外),从儒家经典到道家经典,到法显的《佛国记》、屈原的《离骚》,他活到老译到老,成为沟通中西文化的一座大桥。         为了更多了解孔子,他特别安排过一次华北之旅,重在拜访中国的都城北京和孔子的故乡曲阜。在北京,他登上天坛,突然有感而发,脱下鞋子在天坛上唱诗赞美神。        这一份感动,多年后他仍津津乐道:“想到在过去近4000年中,中国历代帝王在他们的都城,敬拜唯一之上帝,这一事实真是让人感到奇妙而愉快。那天清晨,当我站在北京南郊的天坛之上,我的内心深处深深感受到了这一点。我脱了鞋,赤脚一步步登上天坛顶层。 在大理石铺就的中心墙周围,纤尘不染,上面是天蓝色的拱顶,我跟朋友们一行手牵着手,我们一直吟唱着赞美上帝的颂歌。”         登泰山,拜访孔子之乡,是理雅各多年的心愿。站立在孔子的墓旁,理雅各心中浮起一个问题:究竟孔子与拿破仑,谁更伟大?很快的,他有了答案,那就是孔子更伟 大,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对如此众多的国人、同胞,产生过如此持久而且深远的影响。而且孔子所阐述的道德和社会学说,永远也不会失去价值。 教授汉学不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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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奉篇

明恩溥——促成留美风气的宣教士

魏外扬 本文原刊于《举目》49期        几年前,国内有一家知名报纸,邀请学者、专家选出50位“对近代中国最有影响的外国人”。童话作家安徒生、肯德基炸鸡的创始人桑德斯、日本演员高仓健、美国职业篮球明星乔丹等人,都在候选名单上,可见选择的标准是相当多元的。         然而,在众多候选人如此激烈的竞争下,竟有4位来华宣教士上榜!他们是:嘉约翰(John Glasgow Kerr, 1824-1901)、丁韪良(W. A. P. Martin, 1827-1916)、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1845-1919),和明恩溥(Arthur H. Smith , 1845-1932)。该报对明恩溥的评语如下:         “美国公理会来华传教士。在明恩溥等人的推动下,1908年,美国正式宣布退还‘庚子赔款’的半数,计1160余万美元给中国,作为资助留美学生之用。随着时间的推移,明恩溥的明智和远见,愈加令人信服。        作为一个美国传教士,他熟悉中国的国情,了解中国民众的生存状况,因而他知道如何以恰当的方式影响中国的未来。1906年,当他向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建 议,将清王朝支付给美国的“庚子赔款”,用在中国兴学、资助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时,他大概已经意识到了实施这一计划所能具备的历史意义。清华留美预备学校 (后改名为清华大学)的成立,为中国留学生赴美打开了大门,一批又一批年轻学子,从封闭的国度走向世界。他们中间涌现出众多优秀人才,归国后成为不同领域 的精英。”         明恩溥的建议,不仅仅落实于教育方面,还影响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如今,在中国教育界和医学界,用庚子赔款办的清华大学和协和医院,仍是公认的佼佼者。 先冷落、后“狂译”         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于1845年出生于美国康乃狄克州的维农(Vernon)。这个至今居民不到3万人的小城,距离晚清幼童留学美国的重镇哈特福(Hartford)不远。         1867年,明恩溥从威斯康辛州的贝洛特学院(Beloi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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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奉篇

丛林凯歌 ──伊略吉姆(Jim Elliot, 1927-1956)(魏外扬)

魏外扬 本文原刊于《举目》23期             二十世纪后期以来,以少数族群为对 象的宣教模式受到重视,对一个宣教士而言,一生中能为一种族群翻译圣经,建立教会,然后功成身退,应该是最理想的生涯。或许有人会问:“为一个只有几百个 人的族群付出一生,是否值得呢?是不是傻子呢?”在伊略吉姆的日记中,他也问自己这个问题,而他的答案是:“为得到那不会失去的,而付出那不能保有的,这 人一点也不傻。”(He is no fool who gives what he cannot keep to gain what he cannot lose.) 一、翩翩美少年            吉姆出生在美国奥勒冈州的波特兰,有两个 哥哥和一个妹妹,父亲是农夫出身的传道人,家中常有宣教士出入,这使得吉姆从小就有作宣教士的愿望。在惠敦大学(Wheaton College)求学期间,吉姆一直保持宣教的负担,曾担任宣教团契的主席。他爱读贾艾梅的传记和著作,对于贾艾梅在印度的事工极为钦佩。            吉姆有一张英俊的脸孔,宽阔的胸脯,卷曲的头发,蓝色的眼珠,加上品学兼优,热心服事,当然成为许多姊妹心目中的白马王子。但因为他确知自己将来要走海外宣 教的道路,因此,对于儿女私情非常谨慎,虽然大三时,在希腊文班上,结识令他心仪的学姐贝蒂(Elisabeth Howard),但他们进一步的交往,要等到两人都成为宣教士后才开始。他们于1953年在厄瓜多尔结婚,婚后一起在印地安人中间传福音。 二、奥卡五人行            厄瓜多尔境内的印地安人,以分布在东部丛林地区的奥卡人最危险。几世纪来,他们与白种人的接触全是以悲剧收场,不是他们被屠杀,就是他们屠杀闯入的白人。 1940年代美国一家石油公司曾在附近设立据点,也因为员工屡遭奥卡人杀害而撤离。吉姆于1950年参加威克里夫圣经翻译会的暑期语文学校,第一次听到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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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奉篇

缅甸使徒 ——耶德逊(Adoniram Judson, 1788-1850)(魏外扬)

魏外扬 本文原刊于《举目》22期        十九世纪被教会史家称为“宣教大世纪”,而此时期宣教士的主力无疑是来自英国与美国。英国教会开其端,克里威廉赴印度、马礼逊赴中国,美国教会莫等闲,耶德逊前往缅甸,他们共同开创出东方宣教的新纪元。         前课叙述英国的第一个海外宣教差会,是由一批乡村牧师促成的,而本课中我们将看见,美国的第一个海外宣教差会,竟然是由一批年轻的神学生促成的。异曲同工,证明在神没有难成的事,祂常拣选微不足道的人来成就伟大的属灵事业。 一、旅店是他的醒悟之地         耶德逊生于美国历史名城波士顿附近的莫尔登(Malden),是一位公理会牧师的儿子。他自幼聪明过人,学习能力超越同侪。16岁入布朗大学,虽年纪较小, 却以第一名成绩毕业,并获得代表毕业生致词的殊荣。在学期间,他结识一位才华洋溢而不信神的同学,同时在这位同学的影响下,逐渐放弃自幼接受的基督信仰。 大学毕业从事短暂的教书工作后,他决定离乡背井,到外面的世界去历练一番。         有一天晚上,他投宿在一间旅店,半夜时邻室传来阵阵哀嚎与骚动声,令他心惊胆跳。天亮时他询问到底发生何事,人家告诉他有个年轻人在夜里去世了。再多问几句,他赫然发现死者正是自己所崇拜的那位无神论同学。一个自信 满满、通晓万事的年轻人,竟然在面对死亡时显得如此恐惧,耶德逊仿佛遭到当头棒喝,在经过一番思考后,决定立即返乡,并且以特别学生的身分,进入刚成立的 安多华(Andover)神学院就读。不久后,他不但恢复与基督的关系,更愿意将自己奉献在海外宣教的禾场上。         正好在这时候,几个年轻的 神学生从别的学校转来,他们都是“干草堆祷告会”(Haystack Prayer Meeting)的成员,对海外宣教极有负担,安多华神学院就在耶德逊和他们的影响下,成为一个推动海外宣教的重镇,而美国公理会的海外宣教差会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也在1810年正式成立。         接着在1812年2月初,一个寒流来袭的冬日,美国公理会在赛伦港(Salem)举行第一次的差派礼,将耶德逊等五名年轻人差往印度。前一天才完成婚礼的耶 德逊夫人安妮(Ann Hasseltine, 1789-1826)坐在会众席的第一排,她这时大概还想不到将来的道路竟是如此坎坷难行。 二、廊屋是他的宣讲之地         历时4个月的海上航行虽然辛苦,但也给耶德逊夫妇一段讨论洗礼问题的机会,最后他们决定接受浸信会的立场,反对为婴儿举行洗礼。出发时明明是公理会的牧师,抵达印度时却转为浸信会的立场,消息传回美国,公理会当然扼腕叹息,浸信会却意外惊喜,立刻表示愿意接纳并支持他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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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奉篇

恒爱光辉──贾艾梅(Amy Carmichael, 1867-1951)(魏外扬)

魏外扬 本文原刊于《举目》21期         如果以星星来形 容散布于天涯海角的宣教士,那么每一种星星都有她的光彩与价值。在前一课中,我们看到耶鲁毕业的年轻富翁波顿威廉,二十六岁就死于开罗,这是一颗耀眼的流星。我们也看到一生为回教世界奔走呼喊的史文模,这是一颗稳健的行星。在这一课中,我们要看见贾艾梅这颗悬挂于印度南端的恒星,五十多年没有离开过,她将 上帝的恒爱光辉投射出去,穿透印度社会的严密阶级与种种陋习,为印度的孩童带来极大的祝福。 一、棕眼珠的女孩 贾艾梅是一个棕色 眼珠的英国女孩子,但是她喜欢蓝色,于是她在很小的时候就向上帝祷告,希望换成蓝色的眼珠。上帝没有答应,小女孩觉得很失望。一直要到小女孩长大后来到印 度,为了抢救被卖给寺庙的小孩,常要冒充是印度人,她才明白上帝保留她的棕色眼珠,是为了让她看起来更像印度人。         艾梅成长于北爱尔兰的贝尔发斯特 (Belfast),父母都是敬虔的基督徒。父亲经营面粉工厂,在地方上深受敬重,却在艾梅十八岁的时候突然病逝。身为七个子女中的大姐,艾梅只好帮助母 亲挑起家计重担,以及教导弟妹们的责任。艾梅对教会的事工也很热心,尤其是关心工厂的女工们,为她们募款兴建可容五百人聚会的场地,命名为“欢迎厅”。这 里除了有查经班、祷告餐会、福音聚会之外,也有夜校、缝纫班等课程,后来艾梅在印度的事奉型态,可以说在这里已有了雏型。        当时英国兴起一个属灵运 动,渊源于在凯锡克(Keswick)举行的研经培灵会,强调基督徒生命的深化,过得胜的属灵生活。贾艾梅深受这个运动的影响,而且还是领导人之一魏若柏 (Robert Wilson)老先生的干女儿,难怪她后来会具有那么超越的生命品质。而当凯锡克基金会决定开始支持宣教士时,早就预备自己献身海外宣教的贾艾梅,也顺理 成章地成为他们的第一人选。倒是魏老先生有点不舍,因为他在失去亲生女儿后,已将所有关爱转移到这个干女儿身上,巴不得她能长期留在英国。 二、庙童的母亲         1893 年四月,贾艾梅抵达日本,开始在亚洲人中间的服事。比起后来的印度交响曲,日本时期只能算是短暂的序乐。她透过翻译与日人谈道,也经历一场从老人家身上赶 出狐灵的属灵争战,但经常性的神经痛使她不得不寻求转移服事的工场。终于在到达日本十五个月后,艾梅启程南行,途经中国上海,来到印度旁的锡兰。         这次行程连她的主要支持者凯锡克基金会事前都毫不知情,因而对她颇有微词,也可见艾梅早年我行我素的性格,很难与人共事。后来她在印度竟成为众望所归的大家 长,想必是上帝精心琢磨的结果。在锡兰时,艾梅接到干爹魏老先生中风的消息,于是赶回英国探望,然后再度东来,在1895年11月抵达印度。从此直到 1951年年初,贾艾梅五十多年未曾离开印度一步,留下宣教史上一项罕见的记录。         印度面积辽阔,贾艾梅事工的中心位在印度半岛南端的杜那瓦 (Dohnavur)小镇。当时这里和印度其他地方一样,有一种在宗教美名遮盖下的邪恶风俗,就是将小女孩卖给寺庙,让她从小学习歌舞才艺,然后还未成年 就被“嫁给神”当作童妓来践踏。从1901年三月间收容第一个庙童皮娜(Preena)开始,杜那瓦就成为印度庙童的希望之地,贾艾梅也成为许多获救庙童 的“阿玛”(Amma),这是坦米尔语对母亲的称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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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奉篇

华中使徒 ——杨格非(魏外扬)

魏外扬 本文原刊于《举目》20期            杨格非,为区域路线的代表。因 为他在华五十七年中,除了开头五、六年在上海外,以后的岁月都立足于武汉,专心耕耘这个区域的福音禾场。同时对于邻近的省份,像人口众多的四川,以及最为 排外的湖南,也多次多方前往,尝试打开福音的通路。由于他来到华中的时间最早,驻留的时间很长,带来的影响非常之大,因此被称为“华中的使徒”。遗憾的是 有关他的中文著述极少,希望透过这篇略传,我们对他能有较多的认识。 一、在家乡的准备             杨格非生在英国威尔斯的斯温西城 (Swansea),才八个月大就失去了母亲,由敬虔爱主的姑妈抚养长大。十八岁丧父,幸而得到亲友的支持,才能完成高等教育。在教会生活方面,因一位主 日学老师的用心鼓励,他不但背诵了许多圣经,而且培养出胆量和口才。十六、七岁时,他已是威尔斯一个颇有名望的讲员,经常接受邀请到各礼拜堂讲道,人称他 为“那个讲道的孩子”。            后来他决志献身海外宣教,就入神学院接受装备,并加入著名的伦敦传道会,等候差派。不过他最初的目标不是中国,而 是位于非洲东南方的马达加斯加岛,因他的岳父就是前往该岛拓荒的宣教士,他的妻子也出生在那里。不料此时岛上发生动乱,宣教之门暂时关闭,而中国正有急切 的需要,因此差会就将他们夫妇改派来中国。           杨格非身材相当矮小,为此在伦敦会举办的欢送会上发生一件趣事。与他同往中国而身材高大的韦廉 臣(A. Williamson)走在前面,杨格非跟在后面,不料门警以为他是个来凑热闹的小孩子,于是将他拦住,不许他进入会场。在杨格非表明身分后,门警才放他 通行,却忍不住在背后质疑说:“他们怎么派个小孩子到中国去呢?”这位鲁莽的门警当然不会料到,这个“小孩子”将会成为中国宣教史上的“小巨人”呢! 二、在上海的学习             经过四个多月的航程,杨格非夫妇与韦廉臣夫妇在1855年9月24日抵达上海。韦廉臣后来离开伦敦会,转任苏格兰圣经会驻中国的代表,并迁往烟台。1850 年代的上海,汇集了一批极为优秀的年轻宣教士,他们在此一面学习,一面等候。在他们中间领袖群伦的,是资深而博学的麦都思(Walter H. Medhurst)牧师。麦都思常这样祷告:“主啊!求你在中国打开更多门户,好分散你的众仆人。”他的祷告留给杨格非深刻的印象,也提醒他要积极寻求将 来的方向。到了1860年代,第二次英法联军之役结束,太平天国动乱也渐趋平息,中国门户果然更加开放,上海宣教士们分散的时机真的来到。有些北上发展, 丁韪良从宁波北上京城就是一个例子,杨格非则选择溯长江而上,去华中开辟新的工场。遗憾的是麦都思已经在1857年离世,来不及看见他的祷告终于实现。            在上海期间,杨格非也像戴德生一样,常到附近地区游历布道。有一回与同属伦敦会的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结伴而行,在苏州被民众误认为是太平军的间谍而遭受攻击。多年后慕维廉在回忆这件事时,很幽默地指出,杨格非因为假辫子绑得不牢,所以 一经暴徒拉扯就脱落,人也得以脱逃,他自己则因为假辫子绑得太牢而受了较多折磨。 三、在武汉的耕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