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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文郁 本文原刊于《举目》55期 文革与教会        1966年，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开始发动。这是一场以割裂传统、进入崭新社会为目的的革命。整个中国大陆被染成了红色。在中国人的传统审美中，红色是欢快、喜乐的颜色，但是，这个时期的红色则是血色。红旗是血染的，红宝书是血染的，红卫兵当然也是染了血的。         这一切，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下，视为理所当然──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暴动，是斗争，是必须流血的！ 浩劫之中的教会         在红色的渲染下，中国人都兴奋起来了。一方面，他们对未来充满美好盼望；另一方面，他们奋不顾身地要去打破和扫除一切在他们眼中的障碍。         教会显然跟不上这种政治形势的发展。         在政府的意识形态中，不但没有宗教的地位，反而认为宗教是不科学的、过时的，是阻碍社会发展的包袱，必须抛弃。因此，让宗教完全消失，这对于社会、国家、人民来说，乃是一件大大的好事。         三自运动，就其原始动机而言，就是要让基督教平稳地消失。有不少教会领袖在加入三自教会之初，以为可以在顺服政府的前提下，继续发展教会事业，后来终于发现，这不过是一厢情愿。          对此，王明道说：“从三自会成立的那一天起， 中国基督徒就完全失去了‘信仰自由’。你要‘信仰自由’么？ 可以，但是必须加入三自会。加入以后就把你化掉，化到无神那一边去了。他们不会逼着你、叫你说无神，你自己就不敢提到神了。”（《又四十年》，第7章）如 此清醒的王明道，是不见容于政府的，于是他在监狱呆了20余年。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五一六通知》，这便是文化大革命的开始。从此，中国人就掉进了一个大漩涡，任何人都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         很快地，红卫兵运动成为潮流，冲刷著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所有公开的三自教会及教堂，都首当其冲成了被攻击对象。红卫兵占领教堂，批斗神职人员，烧毁圣经和其他属灵书籍。于是，一个接一个，三自教会在公共视野中消失了。         当然，文化大革命并不是专门针对基督教的运动。红卫兵要攻击、摧毁一切“旧事物、旧传统、旧习俗”——基督教是宗教，一切宗教都是落后的、迷信的、陈旧的，必须扫除！         这岂是三自教会的领袖能够阻挡的？！我们来读一段曹圣洁牧师（中国基督教协会第五届会长）在2002年的回忆：         “我自1959年被借调到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为三自主席吴耀宗先生当秘书，1962年正式纳入全国三自编制，一直工作到1966年。在这段日子 里，我亲身体验到像吴耀宗这样的基督教人士切实爱国爱教的情怀。即使在上世纪60年代宗教陷于困难境地时，他仍坚持爱国，并相信基督教的真理核心终会被人 认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被安排去上海市直属机关五七干校，在嘉定外岗劳动……这个时期，我的思想极度困惑，看不到教会的前途，更无法理解基督教中的爱国力量为什么也要被打倒……”         文中的“爱国力量”，指的就是三自教会。字里行间似乎隐含了对非三自教会的指责，即认为他们是不爱国的──因为他们（倪柝声以及那些脱离三自教会的基督徒） 是在控诉美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略中国的运动（1950-54年）中，退出三自教会的。这里，我不是要追问这场控诉运动的是是非非。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 是，曹圣洁牧师的困惑，表达了三自教会的许多领袖在文革时期的困惑。 死亡线上的教会         70年代的中国，所有教堂都改作他用（工厂、仓库等），三自教会徒具虚名。在公开场合，我们看不到敬拜赞美、聚会祷告、福音团契等等。总之，看不到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宗教活动。三自教会名存实亡。         甚至，基督教这个词，也越来越少人提起。基督教几乎在中国社会的公开视野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作为外交需要的摆设，政府保留了一些与外交相关的宗教活动，如开放北京南堂天主教堂（1971年），和北京米市街教堂（1972年）等，供外交人员主日敬拜使用（但不允许中国信徒进入）。        出于同样的需要，政府也让一些宗教人士露面。丁光训因此作为基督教的代表，出面接待外宾。身为圣公会主教（浙江教区，1955年），丁光训必须和政府保持政 治上的统一口径。在70年代的涉外谈话中，他反复指出，基督教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文化工具。同时，他也实话实说：中国基督教日益衰落，并可能完全消失。 不过这样的话，是不会出现在中国公开的报刊上的。         中国教会哪去了？她真的已经衰落并消失了吗？         我们再来看看家庭教会。三自运动之后，一批基督徒不愿意加入三自教会。他们组成家庭教会，消失于公共视野。也许正因为家庭教会不具公开性，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也就没有受到红卫兵运动的直接冲击，而且在最狂热的时期，家庭教会也没有停止聚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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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于《举目》55期 读经 “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份，就是羡慕善工”（《提前》3：1） “你为自已图谋大事么？不要图谋！”（《耶》45：5） 思想        大部份基督徒对想当领袖的渴望，都有所保留。他们不能肯定想当领袖是否真的正确。毕竟被邀到一职位，不是总比毛遂自荐强吗？岂不是野心，引致几个教会中本来很伟大的领袖垮台，声名的诱惑，导致他们的失败？        毫无疑问，基督徒必须抗拒某种野心，不过我们也应该承认，有的雄心却是高尚、可敬，和有价值的。我们读的经文为这两种不同的野心，既提供了警惕，亦提供了鼓励。当我们的野心是为了有效地事奉上帝，发挥上帝赋予我们生命最高的潜质，我们便可以从这两节经文取得平衡。         保罗带领教会所得的回报是艰难困苦、被人蔑视和拒绝。领袖是在逼迫和苦难中首当其冲的人。从这方面看来，光为了在教会争取地位的人，似乎并不会误用保罗的劝 勉。伪君子不会对这样困难的任务有兴趣。在第一世纪盛行的危险情况下，甚至坚强勇敢的基督徒，也需要得到鼓励和动力，才愿意作领袖。保罗因此说愿意当领 袖，就是“羡慕善工”。         在保罗的时候，只有对基督深切的爱，还有真的关心教会，才会有当领袖的动力。然而在今天的众多文化中，基督教领袖享有威望和特权，大家会为了甚为可耻和自私的原因而想当领袖。          当耶利米对巴录说：“你为自己图谋大事么？不要图谋！”（《耶》45：5）他给了巴录很有智慧的劝告。先知并非认为所有野心都是邪恶的。他指出自私的动机， 使我们有错误的野心——“为自己图谋大事”。想成就大事并不是罪。我们的主，从来没有对成就大事的期望发出警告。衪揭露并且指责的是那可耻的动机。         上帝呼召基督徒，是要发展上帝给他们的天赋，善用他们的生命，尽量发挥上帝赐给他们的力量和能力。不过，耶稣教导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的野心是不对的，以上帝的荣耀和教会的好处为中心的抱负，却是成就好事的一股强大的力量。 ——孙德生（J. Oswald Sanders）节录于《属灵领袖》（Spiritual Leadership, Moody Press, 1994）蒙允使用。 讨论       1. 你是怎样决定，愿意成为教会领袖的？       2. 作领袖真正的回报是什么？       3. 上帝对你想当领袖的抱负，也许会怎么说呢？ 祷告         感谢上帝对你的呼召。求上帝帮助你带着谦卑和信心去事奉。         编按：此文编选自“建造教会领袖”系列训练材料。本系列英文原稿是由《今日基督教》出版。海外校园蒙允准编译为中文，在“建造教会领袖”网站（www.BCL-Chinese.net）出版，欢迎上网查阅已出版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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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年，正在惠妮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她宣布下嫁在乐坛上素有坏小子（吸毒又花心）之称的巴比布朗（Bobby Brown），这一段婚姻家人是反对的，舆论也不看好。虽然，惠妮说自己吸毒的事不该责怪巴比，全是因为她自己意志力薄弱的缘故，但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基督徒该选择一个能在生命上同负一轭的婚姻伴侣，否则一生都要受亏损；而婚姻的亏损，别人不能替你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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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是露营，我和儿子是在汽车里睡了一夜。凌晨4点，我醒著。望着车窗外一弯月牙，镶在深邃、明净的星空里，想起了昨晚独处原野时所发现的：一大片撒向四面八方的锗红色碎石，好像和星空遥相呼应。大地与天空在这里交汇，没有任何的视觉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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