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國服事,你準備好了嗎?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言與思專欄
飛機經停多倫多後,快速地離開陸地,向一望無垠的白色冰原極地飛去。人們很快對窗外單調的景色感到乏味,放下了窗板。嘈嘈人聲也漸漸改為微酣後的沉寂。我在椅背後忽明忽暗的螢屏裡看見自己的臉,帶著即將被冷凍的過往記憶,等待進入那片熟悉卻又陌生的土地。
艙內掙扎
看著不能入睡的人,開始津津有味地回味彼岸生活的趣味和尷尬。如候鳥般在兩地暫居的爺叔大媽們,在機艙內完成著現實版BBS上的自黑和踢館,全然沒有遷徙的擔憂和疲憊……去國不過三年半,如今伴著學成回國赴牧職的丈夫難以安眠的我,卻無法在他們的閒談中,擷取任何一瓢歡樂。
對一個居住了30幾年的城市和國家,我竟然無法確認內心的歸屬——不是因為習慣了西方自由民主的環境,不是因為得到的身份認同,和無處不在的安全感。只是因為那確定的呼召,在我這個常因罪而失信的人的內心,造成了恐懼和戰兢。
這不是一場說走就走的旅行,不是計劃周密的工作之約,這是一場心意決絕赴神恩的戰爭。
今天,中國家庭教會的領袖和有志神學研究的信徒走出國門、接受神學教育,已經不是新鮮事。三、四年正兒八經的神學裝備,真槍實戰的西方本土華人教會的實踐觀察,到頭來就是個去留問題。
八、九十年代去國大潮中,重生基督徒裡心念國內信徒和教會的,不乏其人。幾十年的異鄉生活,雖早已把他鄉當故鄉,但不少人仍響應呼召,踏上了那條危機四伏的道路。
他們以為自己獨到的事奉經驗、豐富的聖經知識,甚或強健的體魄,以及沒有後顧之憂,足以使他們在這片迷霧重重的土地上大施拳腳。然而我所常見的,卻是那精疲力盡的跨洋“候鳥”,和國內對牧人“望穿秋水”的羊群。
撇開短期和帶職的服事不說,對定意長期回國服事的人而言,預期與現實的落差,究竟在哪裡呢?
諜影重重的內心
據安永諮詢公司2014年的中國留學市場報告顯示,僅2013年,中國出國留學人數就達41.39萬。雖然同比增長放緩,也比2012年增加了1.43萬。其中,將近20%的人留學是為移民做準備。
留學學科日益多元化,神學教育雖然是其中很小的門類(可能在留學大潮中不足0.1%),但歸國人數的比例,和其他學科仍相較偏低。這雖然和學生歸信的背景、海外華人教會的邀約和支持等因素有關,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有的神學生在大量的聖經和神學知識裝備後,覺得自己已經很難再服事本土的教會。
這並不令人驚訝。
我們暢遊了神學的書山文海,便覺得自己生命的成熟度已與之等量齊觀。無論是去還是留,我們都在尋找一個更配得上“我如今的學識”(而非“我這個人”)的事奉。因此,當我們做出歸國服事的決定時,我們不僅期待人們以學位來看待我們屬靈的成熟度,更錯誤地將這種自以為的“成熟”,帶入教牧的事奉中。
頭腦中知識的成熟,偽裝了我們脆弱而驕傲的內心。
對學位和海歸身份的一味高看,更使得我們在自己的生活和理性的認知上不停轉換角色,卻全然不曾察覺背後罪的引誘。有人陷在長久與配偶的冷戰和言語暴力中,有人無法持守婚姻的承諾,沉溺在網絡或現實的情欲中,有人長久地坐在電視機或電腦前放鬆疲憊的身心,而更多的人在被人推崇的服事後卻無法面對自己內心的虛偽和懼怕。
神學知識的累積,常以屬靈操練的怠惰為代價——在頭腦中神學體系的重整,無法帶來內心真實的改變。國內的服事,常以無法想像的強度,重壓在事奉者的身上。每一處的需要,都成了無可逃避的召喚。
有人因為承受不起如此的消耗,選擇再次出國,追求更高的學位。其實,消耗的不是在神學上有限的所知,而是我們日益忽視的屬靈操練。
慕安德烈(Andrew Murray)說:“花在禱告上的時間結出的果子比做工還多。禱告本身賦予做工價值和成功。禱告開啟了上帝自己在我們裡面和通過我們做工的路徑。我們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成為上帝代求的信使;在其中我們確信上帝的同在和能力與我們同行。”(參http://hopefaithprayer.com/prayernew/prayer-quotes/。)
我們毫無疑問地宣稱愛慕上帝,甚至被自己捨下舒適環境歸國決定感動,但屬靈的不成熟終會在長久的事奉中顯明出來,並損害我們內心對上帝管教的敏感。
海外神學學習所帶來的眼界開闊是必然的,不管是神學院中所結的友誼之果,還是多元種族文化的洗禮,都使得服事的人心中有個大圖景。在海外,似乎只要事工掛上“中國”或“國際”的頭銜,即便其接觸對象僅限於一兩個城市或幾間教會,也足以吸引對那片土地心嚮往之的人。
擁有國際視野和國度的遠見,對今日的中國教會來說絕對必要,但一個國際化的事工有時卻成了我們的身份。所以,我們參與的事工常掛著“中國”或“國際”的頭銜,我們談論著舉世聞名的神學家和牧者,我們的日程緊隨國際航線的班次,我們的內心鄙夷某些人格局太小、沒有眼界。我們聽到基督徒或團體興奮地對我們說“你就是我們要找的人”,覺得受之無愧……
然而,我們忘了我們在基督裡真實的身份——我們是上帝的兒女!
沒有上帝每日的恩典,任何一種國際化的對話都無法帶來救恩和改變;沒有與本土教會肢體緊密的相交和相磨,我們就錯失了上帝賜予我們的超越國度的連結,忘記了祂叫“百節各安其職,照著各體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體漸漸增長,在愛中建立自己。”(《弗》4:16)
國際化事工拉伸了事奉的觸角,卻也拉薄了我們的謙卑和敬畏!
保羅·區普(Paul Tripp)說:“認知上帝話語的最終目的是‘敬拜’。”(見《危機四伏呼召——教牧事奉獨特而艱巨的挑戰》,p.46。)事奉作為認知上帝話語的手段,也不例外。
內心所產生的真敬拜,不會因為教會過於“本土”而沮喪,不會因為缺乏與外界的連接而覺得匱乏,更不會因為無法在短時間內卓有成效地建立事工而懷疑所召——因為,所召來的,“又稱他們為義;所稱為義的人又叫他們得榮耀。”(《羅》8:30)
稱義的選手在場上奔跑,所得的獎賞不在於事工所帶來的身份,而在於如今被恢復的恩典。
不少回國服事的人,都把神學教育和培訓作為事工的方向(在北美的神學院裡,殫精竭慮要拿博士學位的,多半是為了能以後從事神學教育)。短期的集訓,確實給國內的教會領袖帶來耳目一新的感受。神學教育的資源相對好配給,覆蓋的面也較為廣泛,成效雖然有待評估,但只要建立口碑,影響必能持久。
然而,神學教育對教會信徒究竟能產生多少影響?甚至,對現今家庭教會的發展有多大幫助?都是值得我們考慮的問題。我毫不否認教育所帶來的影響是在若干年、甚至幾十年後才能看到的。可與之相比,教會的弟兄姐妹翹首以盼的牧會服事,是否成了寡人問津的“次好”選擇?
中國家庭教會的反智也好,對聖經的教條化應用也好,或多或少,和這些回國服事的方向有關。狄馬可寫道:“教會是上帝計畫的中心,教會存於祂的救贖計畫中。教會同樣也是此後祂所繼續掛念的。”(參:http://cn.9marks.org。)
當我們一再地把教會解讀為大公性的教會,而忽視在一地一方的地方教會中的委身,或者,用“神學教育”替換“教會”時,我們忽略的不僅是國內教會的需要,也使自己如同消費教會的迷羊一般。
教牧事奉將人置於會眾或長老的權柄、眼目之下。教牧事奉也因為薪資的拮据,帶給家庭不少的壓力。更可預見的是,政府會繼續轄管和逼迫教會。這都使得許多有心選擇回國牧會的人望而卻步。
不過,當我回國之後和教會的弟兄姐妹並肩而行,且看到他們對福音的大能充滿熱情時,當我因著福音週複一週被宣講,自己的生命與眾人一同改變時,我感謝上帝將我們放置在一間不完美的地方教會中間。
海外的神學學習通常耗資不菲。就投資回報而言,投資在一個大的事工上,一定有更顯著的回報。然而,對個體生命的投資,有時更像“天國的法則”——“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約》12:24)。
我們總以為,微信、臉書、推特足以維持我們屬靈夥伴間的關係,但當你的“好友”人數超過100,你已經很難辨別閃爍的頭像和資訊後屬靈的需要。
我相信每一個重生得救的信徒,都對親密、坦誠的屬靈關係充滿期待。我曾在一個不足百名成員的教會中,徵詢是否有人願意加入與我一對一的門徒造就關係。不少人在短短的時間內,即回覆表明意向。
在與他們的交往中,這種彼此委身的、有目標的關係,更深地建造我們對上帝的敬拜和信靠。
不管你回國長期服事的呼召為何,不要忽視在個體生命上的投資。那樣不僅造就教會,也造就你自己。
幾項可以預備的
如果有什麼良藥可以檢視信仰,回國服事無疑是其中最有效的一種。長途搬遷、孩子就學、工作交接、關係磨合,都是不可避免的挑戰。回國半年來所經歷的“文化衝擊”,更多的是撞碎心裡的偽飾和敗壞。
對於內心還猶疑不決,或剛剛踏上這片穹頂之下的沃土(回國服事這條路)的弟兄姐妹,我想有幾項是可以預備的:
1. 重新檢視你內心的呼召,面對、反省自己屬靈的盲點。
2. 持之以恆地操練靈修的生活,在靈命上多做準備,重過在生活上做準備。
3. 尋求長期代禱的夥伴,陪伴你,在事奉的潮起潮落中不致迷失和孤單。
4. 委身於一間地方教會,與教會成員建立親密、彼此監督的關係。
5. 暫時刪除你在國外慣常流覽的網站、放棄國際會議的邀約,與你所在的城市和社區建立聯繫。
6. 請求家人隨時監督,花時間在家人的屬靈關係的成長上。
7. 放下你心中的恐懼,堅信落在上帝的救恩裡,你已安穩無虞。
結語
望著機外,飛躍一片可能這輩子都沒有機會踏足的極地,是件讓人嚮往的事。而飛向一片曾經熟識、如今又陌生的土地,觀看上帝的恩典和榮耀的作為,是更令人心生敬畏!
作者現居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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