笼中的狮子

本文原刊于《举目》59期

刘志远

            维真大学的神学教授约翰‧史塔克豪斯(John Stackhouse Jr.),在他的近作Making the Best of It: Following Christ in the Real World里,引用了潘霍华的话:“对今日的我们而言,主耶稣到底是谁?”

          这句话很值得我们反省。潘霍华当时的教会,正面对黑暗──希特勒的掌权。对今日信徒面对的不同挑战,史塔克豪斯延续潘霍华的思路,接着问:“为主,我们今日当成为何样人?”
         这是两个相连的问题:当我们真认识到主耶稣是谁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不认真去思考第二个问题。

所谓“后基督文化”

          我们必须承认,很不幸的,今日的教会有很多人为的墙。这些墙拦阻了福音国度的建造,让教会失去时代的见证。上帝终极的旨意是必然成就的。当人亏负了上帝的使命时,损伤的只是人自己。

          教会普遍存在着无形的墙,有意无意地隔断了上帝与人的关系,也成为社会敌视福音的原因之一,形成了所谓“后基督文化”。

          什么是“后基督文化”?“后基督文化”意味着基督教对社会影响力式微。在一些圈子里面,基督教已经成为众人揶揄,甚至攻击的对象。北美很多主流教会的聚会人数不断下降,就是其现象之一。

          当然,也有人指出,北美华人教会不断增长、欣欣向荣。这纵然是可喜的,但这增长毕竟掺杂着政治、经济、移民和留学潮等因素。我们不要因此忽略后基督文化潮流带来的警示,要提高警惕,汲取教训,不要步一些北美主流教会的后尘。

“墙”的负面效果

          要打破这些墙,首先需要了解它们。笔者就自己的观察,举出其中几类,让读者有些概念。

第一类

          第一类墙,就是教会、信徒与社会、文化脱节。杨凤岗曾如此描绘北美华人信徒:

          “中国基督徒中,总的说来开放主义者不多,基要主义者不少,而福音主义者仍基本停留在教会的围墙之内,没有发挥多少社会作用……他们不关心社会、不参与政治, 拯救灵魂和属灵生活是教会活动的全部。然而,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福音主义者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而是自限于教会之内。”(编注:参杨凤岗,《现代 性、民族主义和传统文化──基督教在中国所面对的重大挑战》)

           信徒躲在教会围墙以内,享受团契生活。除了上班和日常家庭生活,不问世事。 教会也不与社会或社区有什么交流,独善其身。之所以如此,或是归咎于生活忙碌:非不想也,乃力不从心耳;或认为教会以外的东西都是属魔鬼的,必须步步提 防,拒绝、排斥,免受污染。就这样把无形的墙建立起来,以保持教会整体和信徒个人的纯洁。

         这是圣俗分明,甚至割裂的世界观。教会的一些措 施、传统,就是要维持这个圣俗分野。在某种程度上,这个分界线是好的:教会和信徒的确需要对世界分别为圣,让人看到我们属上帝的生命,就归荣耀给上帝。不 过,如果信徒因此有意、无意地产生属灵骄傲,让人觉得是自认高人一等的圣人,就拦阻了福音的传播。这种分割,也会使信徒、教会越趋内向,传福音缺乏动力。

第二类

         第二类是建立在教会、派系之间的墙。自从宗教改革以来,新教宗派林立。这些宗派基本教义大致相同,差异多在次要的教义上,像灵恩的表现,洗礼的仪式,崇拜音 乐的风格,妇女在教会的领导地位等。其实这些问题,并非福音的核心。若能开广胸襟,彼此尊重,互相欣赏,这些差异不会构成问题,反而增加教会的多样性,反 映出上帝的多元创造力。
若是从狭窄的角度看这些事情,把这类议题的重要性无限提升,扩大到几与核心教义同等,就会在信徒、教会、宗派之间树起高墙,轻则自以为义,彼此排斥,不能合作,重则互相挞伐,破坏教会合一,成为世人不信主的借口。

         相信教会里的墙还有很多,但这里的简述,已经让我们看到“墙”的负面效果。 这些墙,有时候还穿着漂亮的外衣,例如坚守信仰,忠于圣经,把自己扮成忠贞之士,其实是固步自封,误导信徒,拦阻福音的发展,破坏神国的建造,成为后基督文化的帮凶。

缺乏整体性认识

          当年以色列,以及部分初期教会,也有同样的问题。

          作为上帝的百姓,以色列人认为自己高人一等,视外邦人如狗。他们不仅树起墙来,与外邦人隔断,还认为自己是笃守律法,是卫道者(见《马太福音》23章)。

          信从福音的犹太人,把这些作风带到基督教会,把福音与实际生活切割 (见《雅各书》)。主耶稣、主的兄弟雅各,以及使徒保罗等,在圣经里都谈到过这类问题。
今 天很多牧者、传道人、神学家,皆就此问题著书撰文,发出提醒和呼吁。例如Chuck Colson的How Now Shall We Live?,Nancy Pearcey的Total Truth,Stanley Grenz 和John Franke的Beyond Foundationalism。

         这些人为的墙,是源于信徒对福音和圣经支离破碎的理解。使徒雅各批评犹太信徒信心与行为分割──犹太基 督徒一边相信福音, 一边以“貌”取人(编注:是否穿衣华美、带金戒指……),一嘴两舌。这种信仰与行为的不协调,据雅各的诊断,是信徒对真理、福音缺乏整体性认识的结果。

         所以,雅各说:“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众条。 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仍是成了犯律法的。 ”(《雅》2:10,11)

          先知以赛亚对以色列人也有同样的看见,“所以耶和华向他们说的话是: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例上加例,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以至他们前行仰面跌倒,而且跌碎,并陷入网罗被缠住。” (《赛》 28:13 )这也是说,以色列人对上帝话语的理解是破碎的。

         雅各提供的解决方案,就是遵守“全律法”。上帝的真理、福音是整全的,我们却把福音分割了,这里一点,那里一点,这是由于我们对福音缺乏整体的、系统性的认 识。在支离破碎的信仰里,容易产生与信仰不协调的行为,甚至心灵扭曲,在上帝与人之间树立起隔断的墙, 还以为自己在虔诚事奉上帝呢﹗

不是只传递知识

          要帮助信众走出这样的高墙,当务之急是帮助信徒对福音有整全的认识。法兰西斯‧薛华说得好:“合乎圣经的基督教,是关乎整个现实的真理。”

          Nancy Pearcey在Total Truth秉承了薛华的观念,强调:“今日的基督教是一头猛狮,锁在囚笼里面,这个囚笼就是我们对圣俗的过分分离,以致我们甘心让基督教被逐出公共平台, 限制在私人信仰的范畴里。要突破这个囚笼,我们要像薛华所说,基督教不只是局限在宗教层面的真理,而是关乎整个现实的全面真理。”

         Nancy Pearcey后来又称基督的全面真理(Total Truth)为“纯全的基督徒世界观”。支离破碎、残缺不全的世界观,是今日教会固步自封的一个主要原因。我们需要走出禁锢教会的囚笼,传达一个整体性的,有系统的基督徒世界观。

          这个世界观的内容是什么呢?我们要怎样传达呢?简单地说,这个世界观必须包含上帝的创造和创造的上帝;纯全的人观──上帝创造人的目的、给人的异象和使命; 上帝与人的盟约、盟约的破坏(罪)与重建──主耶稣的救赎、圣灵的工作、整个创造的得赎、国度的建立和主的再来,等等。

         建造世界观,不是 光传递知识(我相信大部分信徒都有些神学知识了),更要建造对世界的视角──我们人生大小的决定,都是从这个视角而来。所以,世界观的建立是根本性的,必 须是智慧、有系统的建造,而且能落实到生命中的。信徒不能够只停留在得救上。信徒的成熟,在于世界观的建立, 在于能否回答史塔克豪斯教授所提的问题:“为主,我们今日当成为何样人?”

方法背后的讯息

        教育学告诉我们,传授的方法也带着重要的、隐藏的信息。这些信息,我们若不注意,可能与我们要传授的背道而驰。解经式讲道不应停在解释经文的层面,要有相当 的篇幅,讲述经文意义在今日生活与社会议题中的运用。如果教导只着重解经,却缺乏生活运用,那会间接传递一个讯息︰信徒灵命成长是知识的累积。这是致命性 的错误﹗然而许多的传道人就是如此,导致今日的信徒,只懂片面性的圣经知识,属灵生命贫乏且与社会脱节。

         教会的运作,当然也传递著讯息,影响着信徒世界观的建立。笔者认为,教会错误的运作和教导,间接导致了很多信徒错误的世界观(例如,认为儿童事工是成人事工的附属品)。媒介间接传递的讯息,往往比我们直接的讯息更加有力。所谓身教更重于言教,就是这个意思。

结语

         如果要帮助教会突破自我禁锢的囚笼,如果真的要让教会这雄狮从囚禁的牢笼释放出来,我们必须诚实检讨、更新,更需要存谦卑无尽地祷告,求上帝引领。

参考资料

1.John G. Stackhouse Jr., Making the Best of It: Following Christ in the Real Worl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2.Nancy Pearcey, Total Truth: Liberating Christianity from Its Cultural Captivity, (Crossway Books, 2004).

3.Stanley Grenz and John Franke, Beyond Foundationalism: Shaping Theology in a Postmodern Context,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2000).

4.Charles Colson, Nancy Pearcey and Harold Fickett, How Now Shall We Live? (Tyndale House Publishers, Inc., 2004).

5.Doug Pagitt and Tony Jones, Emergent Manifesto of Hope, (Baker Books, 2007).

作者来自香港,英国爱丁堡大学博士,现在加州牧会,并在神学院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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