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奉篇

边疆之爱的来华宣教士——杨宓贵灵(魏外扬)2021.10.22

本文原刊于《举目》15期 魏外扬   中国是多元民族的国家,除了占绝大部分的汉族外,还有数十种少数民族存在,他们大多数分布在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常常也是具有艺术禀赋的族群,当他们归信基督以后,就将艺术表现在赞美称颂真神上,令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2001年秋天,一位研究艺术史的专家来到云南西部的大峡谷,登上一个叫做里吾底的高海拔栗僳村落,聆听一场高山教堂里的音乐会。当数百位表情真挚而庄严的栗僳农民,唱出著名的哈利路亚大合唱,雄伟的声浪回荡在峡谷的夜空中,这位艺术史专家的泪水早已流满面颊。 此曲只应天上有,边疆峡谷却得闻。这信仰、这歌声,不是属于少数人的,而是属于大部分村民的,不是仅属于里吾底的,而是属于大部分栗僳村落的。究竟他们是从哪里学来的呢?答案就在近百年来,上帝将边疆之爱放在许多宣教士心中,他们把这片大峡谷开辟成福音谷,改变了一个族群的命运。 本文介绍的杨宓贵灵(Isobel Kuhn,1901-1957)有“栗僳女使徒”之称,她从听见栗僳人开始,就梦想有一天要住进大峡谷,好将上帝的爱告诉他们。不过在前往大峡谷之前,我们会先在怀疑谷中看见她。   一、滑入怀疑谷 杨宓贵灵是爱尔兰裔的加拿大人,出生于多伦多,她后来取的中文名字,宓是娘家的姓(Miller),嫁给美国人杨志英(John Kuhn),所以冠夫姓成为杨宓贵灵。至于Kuhn为什么不采音译而姓孔或姓康,却成为姓杨,我想这就是使徒保罗所说的,“向什么样的人,就作什么样的人”的原则,因为栗僳人中姓杨的很普遍,所以“向姓杨的人,就作姓杨的人”。另一个来到大峡谷的宣教士杨思慧(Allyn Cooke)也一样,明明可以取姓古或姓柯等近音的字,他也宁可姓杨,因为他们都以姓杨为荣。 宓贵灵的父母都是相当热心的基督徒,因此,她从小就熟读圣经,笃信上帝。不料在进大学以后,接触到五光十色的流行文化,她的信心开始动摇。尤其是有一位博学的文学教授,公然在课堂上嘲笑她的信仰,更使主修文学的她开始怀疑圣经与上帝。从此她课余沉迷在演戏、打牌、跳舞、看电影等娱乐上,不再关心灵魂的需要。然而表面上风光耀眼、自由自在,她的内心却失去平安,一场失恋更使她差一点走上自杀的绝路。 幸而在大学毕业前,她挣脱了“黑暗中的滑地”(参《耶》23:12),一步步重返信心的 道路。这背后当然有亲友们为她代祷,但有趣的是,当时最触动她心弦的,不是圣经的话,而是中古时代欧洲诗人但丁的一句话:“遵行祂的旨意,我们才有平安。”当初一位不信上帝的文学教授引她走进怀疑谷,如今一位笃信上帝的中古诗人引她脱离,难怪宓贵灵后来要透过文学与写作来帮助许多人。   二、梦想大峡谷 大学毕业后,宓贵灵担任小学老师,过著安舒平静的生活,直到1924年在夏令会里见到从云南怒江峡谷回来的富能仁(James O. Fraser,1886-1938)牧师,一切都改变了。贵灵坐在森林营地的教堂里,聆听富牧师详细介绍栗僳族的村寨景色、奇风异俗和信仰需要,一阵剧烈的感动充满她,当富牧师询问有没有肯吃苦的弟兄愿意去向栗僳人传福音时,唯一举手回应的却是宓贵灵姊妹。从此,到大峡谷去成为她清楚的呼召与梦想。 然而要经过整整10年的磨练与等待,贵灵才能进入大峡谷。第一个反对者居然是母亲,教会妇女宣教部的部长,经常鼓励别人的儿女出去宣教的人。而且反对的理由,“在国内找不到工作的人才去国外宣教”,“靠别人的救济过日子是一件丢脸的事”,完全不是一个基督徒领袖应有的想法。她总是威胁女儿说:“你休想到中国去,我死也不会同意!”结果贵灵还没去中国,她的母亲就因癌症丧命在手术台上。不过在手术前夕,她母亲写信给一位朋友时,坦承自己做的都是草木的工作,女儿选择的才是上好的。 慕迪圣经学院毕业后,贵灵加入内地会,于1928年10月从温哥华启程来华。1929年底与杨志英在昆明结婚,后来育有一女一子。两人是慕迪圣经学院的同学,但由于个性差异颇大,因此婚后常发生冲突,甚至发生过两次贵灵离家出走的事件,经过双方努力学习反省与包容的功课,他们的婚姻才渐入佳境。 婚后贵灵一心只想赶快进入大峡谷,没想到差会当局另有安排,多年来一直将他们派在澄江、大理、永平等汉人为主的地方,直到1934年底,才让他们正式进驻大峡谷中叫做麻栗坪的栗僳村落。从开始梦想到美梦成真,中间经过10年的耽延,但是在贵灵心中,对栗僳人的爱却仍像10年前一样鲜活热烈。   三、开辟福音谷 最早来到大峡谷的宣教士就是富能仁牧师,他单枪匹马在栗僳族中事奉多年,还设计了一套拼音文字,为栗僳人翻译圣经。身为伦敦大学毕业的工程师,出生于富裕的家庭,又是业余的钢琴演奏家,这样的一个文明人,却甘愿为基督来到远离文明的角落。1938年9月,这位可敬的“栗僳使徒”,因恶性脑疟疾病逝于云南保山,年仅52岁。 杨思慧夫妇是另一对献身大峡谷的宣教士,他们发现栗僳人热爱唱歌,于是教他们许多世界名曲。本文开头提到的里吾底教会,就是他们长期所牧养的教会之一,难怪可以将哈利路亚大合唱唱得那么动人。杨思慧相当长寿,1990年以94高龄于美国去世。90岁的时候,他每天还坐在特制的栗僳文打字机前,为栗僳教会编制圣经讲义呢! 杨宓贵灵居住的麻栗坪,距里吾底约有6天的路程。其实两地相距并不很远,但在大峡谷中旅行,经常要爬上爬下,行程就变得非常遥远。有一次贵灵为了医治牙痛,从大峡谷出发,费了9天的时间才到达昆明,医生说病毒已开始向脑部蔓延,如果再晚来一天,恐怕性命就难保。而这次就医还是在滇缅公路开通以后发生的,若在此之前,去昆明大约要花1个月的时间,医疗的协助就更难获得了。 杨宓贵灵最富创意也最有效果的宣教策略,就是举办一年一度的“雨季圣经学校”,利用6、7、8月的雨季农闲时期,分批召聚栗僳信徒,进行密集的圣经研习和各种造就课程,借此装备本地同工,可以承担向本族及外族传福音的使命。 第一次雨季圣经学校在1938年5月底举行,来了20多位学员,成果丰硕。结业礼拜是在哈利路亚大合唱中结束的,可见麻栗坪教会与里吾底教会一样,也是一个充满赞美歌声的教会。 由于杨志英经常出差,所以雨季圣经学校主要是由贵灵负责,也成为她最重视的一项事工。无论气候如何恶劣、教师如何不足、文具如何欠缺、局势如何不安、外人如何干扰,贵灵都借着祷告一一克服,雨季圣经学校培训出一批批的基督精兵,为栗僳教会储备许多领袖人才。今天怒江大峡谷被人称为福音谷,栗僳村落村村都有教会,雨季圣经学校的毕业生一定在其间扮演重要的角色。   四、行过死荫谷 1950年3月,贵灵带着7岁的儿子冒着风雪翻过高山进入缅甸,然后辗转回到美国,与正在惠顿学院就读的女儿团聚。这个女儿才六、七岁大就与父母分离,被送到烟台的内地会子弟学校去,战时也进了山东潍县的日军集中营,战后才与父母在美国见面。那时已有六、七年不见,女儿接电话却听不出妈妈的声音,真令贵灵感到痛心。这次又是几年不见,但女儿已经长大,可以体谅妈妈的奉献与牺牲。更难得的是,这个女儿后来也加入海外基督使团,成为第二代的宣教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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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而下的来华宣教士——丁韪良(魏外扬)2021.10.21

本文原刊于《举目》14期 魏外扬   19世纪及20世纪初年出版的宣教史册上,保留了一些极为珍贵的老照片,其中我最喜爱的,就是一张3位老人的合影。拍摄日期是1905年4月底,地点在汉口。相片中的3位老人,中间站立的是杨格非(Griffith John,1831-1912),左边坐的是丁韪良(William A. P. Martin,1827-1916),右边坐的是戴德生(Hudson Taylor,1832-1905)。这时候他们3位的年龄加起来是225岁,丁韪良最长(78),杨格非其次(74),戴德生殿后(73)。不料1个多月后,戴德生在长沙去世,反倒是在后的在前了。 我喜爱这张照片的原因,除了缅怀宣教先贤之外,也因为这3位资深的来华宣教士,正好代表3种不同的宣教路线与典范,值得我们学习与省思。丁韪良年纪最长、来华最早、在华也最久。   一、宁波10年 丁韪良是美国长老会一位牧师的儿子,大学与神学院毕业后,带着新婚夫人来到中国。宁波是美国长老会在中国的第一个传教区,由麦嘉缔医师(Dr. Divie B. McCartee)在1844年所建立。1850年丁韪良夫妇来此时,已粗具规模,不但有教堂,还有学校与印刷设备。 丁韪良学习语言的能力很强,很快就学会宁波话,而且可以用流利的宁波话讲道。听众对他的讲道,反应热烈,常在离去时发出“听道比看戏还有趣”的赞叹。后来他将讲稿汇 集而成《天道溯源》一书,广受欢迎,从1854至1912年,该书以中文、日文和韩文,印行了30余版。在1907年“广学会”举办的一次投票评选活动中,《天道溯源》被选为最佳中文著作。 宁波时期最令丁韪良难过的事,或许就是与资深同工麦嘉缔之间,因年龄、性格及宣教策略上的歧异,无法同心配搭。例如,丁韪良十分看重以拼音方式书写宁波话,麦嘉缔则认为此事无关紧要;对于要求受洗者的考核,丁韪良较宽松,麦嘉缔极严格;丁韪良主张重用本地信徒为助手,麦嘉缔对此则颇感疑虑;又如,对于God一字的中文译法,丁韪良主张用“神”字,麦嘉缔则主张用“上帝”。 这场来华宣教史上,争辩多年而最终无法统一的论战,也在宁波同一个差会的弟兄中造成隔阂。还有,对于太平天国的兴起,丁韪良寄以厚望,并曾私下前往访问,但中途遇到阻碍而折返。麦嘉缔与太平天国虽也有接触,但持保留态度。 凡事起头难,宣教事工尤其如此。美国长老会在宁波最初20年的努力,先后参与的男女宣教士共计24人,结果受洗的中国成年信徒,正好也是24位,进展缓慢可以想见。而在教会墓园中,宣教士及其子女的墓碑,却一块块竖立起来。 虽有这些遗憾,宁波10年对丁韪良而言,仍然是充满祝福与值得回忆的经历。虽然后来他住在北方的时间比南方长得多,但在晚年所写的回忆录中,他花在回忆南方时期的篇幅,竟与北方时期不相上下,可见他多么珍惜这最初的10年。不过在此同时,他也看见中国的需要,不仅在于领受基督信仰,也在于培养一种新的世界观,而介绍国际公法、科学新知,以及投身教育工作,就成为他此后努力的方向。   二、译介国际公法及西学 丁韪良首次参与的外交工作,就是担任美国使团的翻译人员,参与签订英法联军之役后的天津条约。中美天津条约第29条,所谓的宗教容忍条款,就是丁韪良与卫三畏(S. Wells Williams)两位宣教士,悉心斟酌字句下的结果。 英法联军之役后,丁韪良开始翻译国际公法为中文,他选用惠顿(Henry Wheaton)的原著,是当时最新和最通用的国际法名著。惠顿是美国著名律师,后来被派往欧洲担任外交官达20年,回国后任哈佛大学国际法教授。 《万国公法》译出后,丁韪良透过美国驻华外交官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引介,将其上呈清廷。恰巧1864年,普鲁士在中国领海内,截获丹麦商船,发生争执,总理衙门援引《万国公法》中有关则例,据理力争,终使普鲁士将所截获船只移交中国。于是总理衙门资助大量刊印,颁发各省督抚官员备用。 除翻译最新的西文著作外,丁韪良也到中国古籍中,挖掘类似国际法运作的事例,编成英文的《中国古世公法论略》(International Law in Anci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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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使徒——杨格非(Griffith John)(魏外扬)2021.10.19

本文原刊于《举目》20期 魏外扬   杨格非,为区域路线的代表。因为他在华57年中,除了开头五、六年在上海外,以后的岁月都立足于武汉,专心耕耘这个区域的福音禾场。同时对于邻近的省份,像人口众多的四川,以及最为排外的湖南,也多次多方前往,尝试打开福音的通路。由于他来到华中的时间最早,驻留的时间很长,带来的影响非常之大,因此被称为“华中的使徒”。遗憾的是有关他的中文著述极少,希望透过这篇略传,我们对他能有较多的认识。   一、在家乡的准备 杨格非生在英国威尔斯的斯温西城(Swansea),才8个月大就失去了母亲,由敬虔爱主的姑妈抚养长大。18岁丧父,幸而得到亲友的支持,才能完成高等教育。在教会生活方面,因一位主日学老师的用心鼓励,他不但背诵了许多圣经,而且培养出胆量和口才。十六、七岁时,他已是威尔斯一个颇有名望的讲员,经常接受邀请到各礼拜堂讲道,人称他为“那个讲道的孩子”。 后来他决志献身海外宣教,就入神学院接受装备,并加入著名的伦敦传道会,等候差派。不过他最初的目标不是中国,而是位于非洲东南方的马达加斯加岛,因他的岳父就是前往该岛拓荒的宣教士,他的妻子也出生在那里。不料此时岛上发生动乱,宣教之门暂时关闭,而中国正有急切的需要,因此差会就将他们夫妇改派来中国。 杨格非身材相当矮小,为此在伦敦会举办的欢送会上发生一件趣事。与他同往中国而身材高大的韦廉臣(A. Williamson)走在前面,杨格非跟在后面,不料门警以为他是个来凑热闹的小孩子,于是将他拦住,不许他进入会场。在杨格非表明身分后,门警才放他通行,却忍不住在背后质疑说:“他们怎么派个小孩子到中国去呢?”这位鲁莽的门警当然不会料到,这个“小孩子”将会成为中国宣教史上的“小巨人”呢!   二、在上海的学习 经过4个多月的航程,杨格非夫妇与韦廉臣夫妇在1855年9月24日抵达上海。韦廉臣后来离开伦敦会,转任苏格兰圣经会驻中国的代表,并迁往烟台。1850年代的上海,汇集了一批极为优秀的年轻宣教士,他们在此一面学习,一面等候。 在他们中间领袖群伦的,是资深而博学的麦都思(Walter H. Medhurst)牧师。麦都思常这样祷告:“主啊!求你在中国打开更多门户,好分散你的众仆人。”他的祷告留给杨格非深刻的印象,也提醒他要积极寻求将来的方向。 到了1860年代,第二次英法联军之役结束,太平天国动乱也渐趋平息,中国门户果然更加开放,上海宣教士们分散的时机真的来到。有些北上发展,丁韪良从宁波北上京城就是一个例子,杨格非则选择溯长江而上,去华中开辟新的工场。遗憾的是麦都思已经在1857年离世,来不及看见他的祷告终于实现。 在上海期间,杨格非也像戴德生一样,常到附近地区游历布道。有一回与同属伦敦会的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结伴而行,在苏州被民众误认为是太平军的间谍而遭受攻击。多年后慕维廉在回忆这件事时,很幽默地指出,杨格非因为假辫子绑得不牢,所以一经暴徒拉扯就脱落,人也得以脱逃,他自己则因为假辫子绑得太牢而受了较多折磨。   三、在武汉的耕耘 1861年6月间,杨格非与伟礼逊(Robert Wilson)一起搭船前往汉口,杨格非在兴奋与感恩中发出赞叹:“这一条美丽而宏伟的河流,已经成为福音使者们的大道!”可惜伟礼逊到汉口后1年多就病逝,使得杨格非单独挑起拓荒的担子,几年后才有新同工来到。 杨格非是一个有眼光有策略的宣教领袖,在汉口、武昌、汉阳三镇都建立教会后,就开始向周围城乡发展。下乡布道难免会遇到危险,1876年的孝感之行,就是一次难忘的经历。这1年过年后,杨格非与马根济医生(John Kenneth Mackenzie)二人,接受一位孝感信徒的邀请前往访问,不料却遭到一场几乎致命的攻击。 数以百计的群众一路尾随,并逐渐由好奇转为敌视,对他们大声吼道:“滚回汉口去!杀死洋鬼子!”坚硬的泥块像骤雨般打在他们身上,使他们血流满面,幸而在几名中国信徒的护卫下,才得以脱身。回程途中,马医生继续为人治病,杨格非也继续对人讲道,并不因为遭受迫害而灰心。后来孝感教会十分兴旺,成为伦敦会在武汉以外的一大重镇,可见迫害往往成为教会的种子,古今皆然。 杨格非最看重讲道,他在家乡就以讲道著名,到中国后虽转换语言,仍不减其讲道的威力与魅力。无论是知识分子或贩夫走卒,都被他响亮的声音与活泼的手势所吸引,很少有人因不耐而中途离席。 他也重视文字的力量,因此撰写许多书刊,并成立名为“汉口圣教书会”的出版社。此外,办学校、设医院、培育教会同工等事工一一开展,称得上是全方位宣教的典范。而杨格非时代创办的机构,如博学中学、仁济医院等,在湖北省现代化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已为今日历史学家所肯定。 翻译圣经也是杨格非投注许多心力的事工。杨格非认为文言文对一般大众而言过于艰深,而官话又具有地域性的限制,因此他主张采用浅文理这种文体来翻译圣经。在中国同工的协助下,浅文理的新约译本在1885年出版,得到很高的评价。后来他又将这个浅文理译本,转译为一种较适合南方人阅读的官话译本。1899年爱丁堡大学颁赠博士学位给他,主要原因也是肯定他在圣经中译方面的卓著贡献。 在浅文理版新约圣经的序言中,杨格非向中国人推荐圣经的价值:“圣书所载之道,极其长阔高深,有威权可定人之本分,有智慧可解人之疑惑,有光耀可破人之蒙昧,有劝慰可释人之愁烦,有应许可起人之奋勉。深语之,虽贤哲莫能穷;浅语之,虽愚鲁亦可及。至于万有之原、生死之理、善恶之报、肉身灵魂之别、天堂地狱之分,并救灵魂之法,此书记之详明。”句句珠玑,特抄录于此。   四、对湖南的期待 虽立足于武汉,以湖北为优先,但杨格非也期待福音能普及中国全地,特别是与湖北为邻的四川、湖南两省。1868年,杨格非与老友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结伴完成一次壮游,溯长江过三峡而入四川,转由陜西汉中回到武汉,路程8千里,历时5个月,实地考察风土民情,作为拟定宣教策略的参考。途经成都时,杨格非得了重病而奄奄一息,但他并不灰心,反倒表示:“若我死在这里,就葬我在这里,只要我的坟墓能激动别人来此宣教,则我死也甘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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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而下的来华宣教士——丁韪良(魏外扬)2021.08.04

基督教在华宣教策略,向来有两条路线的说法,就是以“内地会”戴德生为代表的大众路线,也就是以最快的方法,在最短时间内,让最多中国人信主,一切只为抢救灵魂,其余皆无关紧要。

另一条是以“广学会”李提摩太为代表的精英路线,也就是透过教育、出版等长期性的经营,赢得中国的知识份子,改变他们的世界观,为接受福音铺路。丁韪良所选择的,当然也是这种由上而下的宣教路线,而且表现得可圈可点,成就非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