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教

事奉篇

由上而下的來華宣教士——丁韙良（魏外揚）2021.10.21

October 20, 2021 BH_Editor 0

本文原刊於《舉目》14期 魏外揚   19世紀及20世紀初年出版的宣教史冊上，保留了一些極為珍貴的老照片，其中我最喜愛的，就是一張3位老人的合影。拍攝日期是1905年4月底，地點在漢口。相片中的3位老人，中間站立的是楊格非（Griffith John，1831-1912），左邊坐的是丁韙良（William A. P. Martin，1827-1916），右邊坐的是戴德生（Hudson Taylor，1832-1905）。這時候他們3位的年齡加起來是225歲，丁韙良最長（78），楊格非其次（74），戴德生殿後（73）。不料1個多月後，戴德生在長沙去世，反倒是在後的在前了。 我喜愛這張照片的原因，除了緬懷宣教先賢之外，也因為這3位資深的來華宣教士，正好代表3種不同的宣教路線與典範，值得我們學習與省思。丁韙良年紀最長、來華最早、在華也最久。   一、寧波10年 丁韙良是美國長老會一位牧師的兒子，大學與神學院畢業後，帶著新婚夫人來到中國。寧波是美國長老會在中國的第一個傳教區，由麥嘉締醫師（Dr. Divie B. McCartee）在1844年所建立。1850年丁韙良夫婦來此時，已粗具規模，不但有教堂，還有學校與印刷設備。 丁韙良學習語言的能力很強，很快就學會寧波話，而且可以用流利的寧波話講道。聽眾對他的講道，反應熱烈，常在離去時發出“聽道比看戲還有趣”的讚嘆。後來他將講稿匯 集而成《天道溯源》一書，廣受歡迎，從1854至1912年，該書以中文、日文和韓文，印行了30餘版。在1907年“廣學會”舉辦的一次投票評選活動中，《天道溯源》被選為最佳中文著作。 寧波時期最令丁韙良難過的事，或許就是與資深同工麥嘉締之間，因年齡、性格及宣教策略上的歧異，無法同心配搭。例如，丁韙良十分看重以拼音方式書寫寧波話，麥嘉締則認為此事無關緊要；對于要求受洗者的考核，丁韙良較寬鬆，麥嘉締極嚴格；丁韙良主張重用本地信徒為助手，麥嘉締對此則頗感疑慮；又如，對于God一字的中文譯法，丁韙良主張用“神”字，麥嘉締則主張用“上帝”。 這場來華宣教史上，爭辯多年而最終無法統一的論戰，也在寧波同一個差會的弟兄中造成隔閡。還有，對于太平天國的興起，丁韙良寄以厚望，並曾私下前往訪問，但中途遇到阻礙而折返。麥嘉締與太平天國雖也有接觸，但持保留態度。 凡事起頭難，宣教事工尤其如此。美國長老會在寧波最初20年的努力，先後參與的男女宣教士共計24人，結果受洗的中國成年信徒，正好也是24位，進展緩慢可以想見。而在教會墓園中，宣教士及其子女的墓碑，卻一塊塊豎立起來。 雖有這些遺憾，寧波10年對丁韙良而言，仍然是充滿祝福與值得回憶的經歷。雖然後來他住在北方的時間比南方長得多，但在晚年所寫的回憶錄中，他花在回憶南方時期的篇幅，竟與北方時期不相上下，可見他多麼珍惜這最初的10年。不過在此同時，他也看見中國的需要，不僅在於領受基督信仰，也在於培養一種新的世界觀，而介紹國際公法、科學新知，以及投身教育工作，就成為他此後努力的方向。   二、譯介國際公法及西學 丁韙良首次參與的外交工作，就是擔任美國使團的翻譯人員，參與簽訂英法聯軍之役後的天津條約。中美天津條約第29條，所謂的宗教容忍條款，就是丁韙良與衛三畏（S. Wells Williams）兩位宣教士，悉心斟酌字句下的結果。 英法聯軍之役後，丁韙良開始翻譯國際公法為中文，他選用惠頓（Henry Wheaton）的原著，是當時最新和最通用的國際法名著。惠頓是美國著名律師，後來被派往歐洲擔任外交官達20年，回國後任哈佛大學國際法教授。 《萬國公法》譯出後，丁韙良透過美國駐華外交官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引介，將其上呈清廷。恰巧1864年，普魯士在中國領海內，截獲丹麥商船，發生爭執，總理衙門援引《萬國公法》中有關則例，據理力爭，終使普魯士將所截獲船隻移交中國。於是總理衙門資助大量刊印，頒發各省督撫官員備用。 除翻譯最新的西文著作外，丁韙良也到中國古籍中，挖掘類似國際法運作的事例，編成英文的《中國古世公法論略》（International Law in Anci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