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元宇宙基督徒中文團契——另類跨國界、跨教會、跨文化的宣教嘗試(黃秀麗)2023.01.14
元宇宙裡的教會和團契,不會是實體教會的替代品,而應該是與實體教會並行的福音輔助平臺,對像是元宇宙裡的用戶,並希望最終能轉介福音朋友參加當地的實體教會。虛擬,但不虛假,因此鼓勵教會牧者領袖先探討和體驗,而後再評估和討論。 […]
元宇宙裡的教會和團契,不會是實體教會的替代品,而應該是與實體教會並行的福音輔助平臺,對像是元宇宙裡的用戶,並希望最終能轉介福音朋友參加當地的實體教會。虛擬,但不虛假,因此鼓勵教會牧者領袖先探討和體驗,而後再評估和討論。 […]
萬民在哪裡,基督徒就應該去哪裡,因為主耶穌所頒佈的大使命提醒我們: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這是基督徒參與網路宣教的核心原因。 […]
新媒體成為人們認識我們信仰的重要途經,當然也就成為一個重要的宣教工場。 […]
1901-1949年之間,中國教會處於風雲巨變的時局中,最嚴重的挑戰來自學界。許多人質問:新中國還需要宗教嗎?科學與宗教可以並存嗎?基督教與帝國主義是否掛鉤? […]
臥病的兩年中,她的肉體雖然痛苦,靈命卻健壯,文思也最豐沛。她奮力寫作,將自己的信仰歷程與宣教經驗,坦誠地與人分享。單是在1956年,她就寫完3本書,質量俱佳。她一生總共寫了8本書,其中最具自傳性的《尋》與《我成了一台戲》,早就有中譯本,感動過無數的讀者。 […]
戴德生所代表的宣教路線和李提摩太所代表的路線,各有其優點和限制。這兩種宣教路線,都屬改造的策略。兩者必須相輔相成,各教會和各個宣教團體各按神所賜負擔和專長,彼此配搭合作,並互相尊重。 […]
本文原刊於《舉目》14期 魏外揚 19世紀及20世紀初年出版的宣教史冊上,保留了一些極為珍貴的老照片,其中我最喜愛的,就是一張3位老人的合影。拍攝日期是1905年4月底,地點在漢口。相片中的3位老人,中間站立的是楊格非(Griffith John,1831-1912),左邊坐的是丁韙良(William A. P. Martin,1827-1916),右邊坐的是戴德生(Hudson Taylor,1832-1905)。這時候他們3位的年齡加起來是225歲,丁韙良最長(78),楊格非其次(74),戴德生殿後(73)。不料1個多月後,戴德生在長沙去世,反倒是在後的在前了。 我喜愛這張照片的原因,除了緬懷宣教先賢之外,也因為這3位資深的來華宣教士,正好代表3種不同的宣教路線與典範,值得我們學習與省思。丁韙良年紀最長、來華最早、在華也最久。 一、寧波10年 丁韙良是美國長老會一位牧師的兒子,大學與神學院畢業後,帶著新婚夫人來到中國。寧波是美國長老會在中國的第一個傳教區,由麥嘉締醫師(Dr. Divie B. McCartee)在1844年所建立。1850年丁韙良夫婦來此時,已粗具規模,不但有教堂,還有學校與印刷設備。 丁韙良學習語言的能力很強,很快就學會寧波話,而且可以用流利的寧波話講道。聽眾對他的講道,反應熱烈,常在離去時發出“聽道比看戲還有趣”的讚嘆。後來他將講稿匯 集而成《天道溯源》一書,廣受歡迎,從1854至1912年,該書以中文、日文和韓文,印行了30餘版。在1907年“廣學會”舉辦的一次投票評選活動中,《天道溯源》被選為最佳中文著作。 寧波時期最令丁韙良難過的事,或許就是與資深同工麥嘉締之間,因年齡、性格及宣教策略上的歧異,無法同心配搭。例如,丁韙良十分看重以拼音方式書寫寧波話,麥嘉締則認為此事無關緊要;對于要求受洗者的考核,丁韙良較寬鬆,麥嘉締極嚴格;丁韙良主張重用本地信徒為助手,麥嘉締對此則頗感疑慮;又如,對于God一字的中文譯法,丁韙良主張用“神”字,麥嘉締則主張用“上帝”。 這場來華宣教史上,爭辯多年而最終無法統一的論戰,也在寧波同一個差會的弟兄中造成隔閡。還有,對于太平天國的興起,丁韙良寄以厚望,並曾私下前往訪問,但中途遇到阻礙而折返。麥嘉締與太平天國雖也有接觸,但持保留態度。 凡事起頭難,宣教事工尤其如此。美國長老會在寧波最初20年的努力,先後參與的男女宣教士共計24人,結果受洗的中國成年信徒,正好也是24位,進展緩慢可以想見。而在教會墓園中,宣教士及其子女的墓碑,卻一塊塊豎立起來。 雖有這些遺憾,寧波10年對丁韙良而言,仍然是充滿祝福與值得回憶的經歷。雖然後來他住在北方的時間比南方長得多,但在晚年所寫的回憶錄中,他花在回憶南方時期的篇幅,竟與北方時期不相上下,可見他多麼珍惜這最初的10年。不過在此同時,他也看見中國的需要,不僅在於領受基督信仰,也在於培養一種新的世界觀,而介紹國際公法、科學新知,以及投身教育工作,就成為他此後努力的方向。 二、譯介國際公法及西學 丁韙良首次參與的外交工作,就是擔任美國使團的翻譯人員,參與簽訂英法聯軍之役後的天津條約。中美天津條約第29條,所謂的宗教容忍條款,就是丁韙良與衛三畏(S. Wells Williams)兩位宣教士,悉心斟酌字句下的結果。 英法聯軍之役後,丁韙良開始翻譯國際公法為中文,他選用惠頓(Henry Wheaton)的原著,是當時最新和最通用的國際法名著。惠頓是美國著名律師,後來被派往歐洲擔任外交官達20年,回國後任哈佛大學國際法教授。 《萬國公法》譯出後,丁韙良透過美國駐華外交官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引介,將其上呈清廷。恰巧1864年,普魯士在中國領海內,截獲丹麥商船,發生爭執,總理衙門援引《萬國公法》中有關則例,據理力爭,終使普魯士將所截獲船隻移交中國。於是總理衙門資助大量刊印,頒發各省督撫官員備用。 除翻譯最新的西文著作外,丁韙良也到中國古籍中,挖掘類似國際法運作的事例,編成英文的《中國古世公法論略》(International Law in Ancient […]
這段時期的宣教方式,新增街頭佈道、設教堂、社會關懷、賑災、禁煙局等。許多宣教團體在馬禮遜等宣教先驅建立的基礎上,優化擴大醫療、學校、翻譯聖經及文字工作的質量。 […]
葛理翰在為蒲樂克(John Pollock)寫的鍾愛華傳作序時指出,鍾愛華的一生經歷4段生涯,就是職棒球員、醫療宣教士、期刊編者以及葛理翰的顧問,而且他的每一段生涯都表現得可圈可點,精采無比。 […]
景教初次入華,過份的依附(Adaptation)本地語言文化,結果失去了福音特色,被本地文化同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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