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人物

华中使徒——杨格非(Griffith John)(魏外扬)2021.10.19

本文原刊于《举目》20期 魏外扬   杨格非,为区域路线的代表。因为他在华57年中,除了开头五、六年在上海外,以后的岁月都立足于武汉,专心耕耘这个区域的福音禾场。同时对于邻近的省份,像人口众多的四川,以及最为排外的湖南,也多次多方前往,尝试打开福音的通路。由于他来到华中的时间最早,驻留的时间很长,带来的影响非常之大,因此被称为“华中的使徒”。遗憾的是有关他的中文著述极少,希望透过这篇略传,我们对他能有较多的认识。   一、在家乡的准备 杨格非生在英国威尔斯的斯温西城(Swansea),才8个月大就失去了母亲,由敬虔爱主的姑妈抚养长大。18岁丧父,幸而得到亲友的支持,才能完成高等教育。在教会生活方面,因一位主日学老师的用心鼓励,他不但背诵了许多圣经,而且培养出胆量和口才。十六、七岁时,他已是威尔斯一个颇有名望的讲员,经常接受邀请到各礼拜堂讲道,人称他为“那个讲道的孩子”。 后来他决志献身海外宣教,就入神学院接受装备,并加入著名的伦敦传道会,等候差派。不过他最初的目标不是中国,而是位于非洲东南方的马达加斯加岛,因他的岳父就是前往该岛拓荒的宣教士,他的妻子也出生在那里。不料此时岛上发生动乱,宣教之门暂时关闭,而中国正有急切的需要,因此差会就将他们夫妇改派来中国。 杨格非身材相当矮小,为此在伦敦会举办的欢送会上发生一件趣事。与他同往中国而身材高大的韦廉臣(A. Williamson)走在前面,杨格非跟在后面,不料门警以为他是个来凑热闹的小孩子,于是将他拦住,不许他进入会场。在杨格非表明身分后,门警才放他通行,却忍不住在背后质疑说:“他们怎么派个小孩子到中国去呢?”这位鲁莽的门警当然不会料到,这个“小孩子”将会成为中国宣教史上的“小巨人”呢!   二、在上海的学习 经过4个多月的航程,杨格非夫妇与韦廉臣夫妇在1855年9月24日抵达上海。韦廉臣后来离开伦敦会,转任苏格兰圣经会驻中国的代表,并迁往烟台。1850年代的上海,汇集了一批极为优秀的年轻宣教士,他们在此一面学习,一面等候。 在他们中间领袖群伦的,是资深而博学的麦都思(Walter H. Medhurst)牧师。麦都思常这样祷告:“主啊!求你在中国打开更多门户,好分散你的众仆人。”他的祷告留给杨格非深刻的印象,也提醒他要积极寻求将来的方向。 到了1860年代,第二次英法联军之役结束,太平天国动乱也渐趋平息,中国门户果然更加开放,上海宣教士们分散的时机真的来到。有些北上发展,丁韪良从宁波北上京城就是一个例子,杨格非则选择溯长江而上,去华中开辟新的工场。遗憾的是麦都思已经在1857年离世,来不及看见他的祷告终于实现。 在上海期间,杨格非也像戴德生一样,常到附近地区游历布道。有一回与同属伦敦会的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结伴而行,在苏州被民众误认为是太平军的间谍而遭受攻击。多年后慕维廉在回忆这件事时,很幽默地指出,杨格非因为假辫子绑得不牢,所以一经暴徒拉扯就脱落,人也得以脱逃,他自己则因为假辫子绑得太牢而受了较多折磨。   三、在武汉的耕耘 1861年6月间,杨格非与伟礼逊(Robert Wilson)一起搭船前往汉口,杨格非在兴奋与感恩中发出赞叹:“这一条美丽而宏伟的河流,已经成为福音使者们的大道!”可惜伟礼逊到汉口后1年多就病逝,使得杨格非单独挑起拓荒的担子,几年后才有新同工来到。 杨格非是一个有眼光有策略的宣教领袖,在汉口、武昌、汉阳三镇都建立教会后,就开始向周围城乡发展。下乡布道难免会遇到危险,1876年的孝感之行,就是一次难忘的经历。这1年过年后,杨格非与马根济医生(John Kenneth Mackenzie)二人,接受一位孝感信徒的邀请前往访问,不料却遭到一场几乎致命的攻击。 数以百计的群众一路尾随,并逐渐由好奇转为敌视,对他们大声吼道:“滚回汉口去!杀死洋鬼子!”坚硬的泥块像骤雨般打在他们身上,使他们血流满面,幸而在几名中国信徒的护卫下,才得以脱身。回程途中,马医生继续为人治病,杨格非也继续对人讲道,并不因为遭受迫害而灰心。后来孝感教会十分兴旺,成为伦敦会在武汉以外的一大重镇,可见迫害往往成为教会的种子,古今皆然。 杨格非最看重讲道,他在家乡就以讲道著名,到中国后虽转换语言,仍不减其讲道的威力与魅力。无论是知识分子或贩夫走卒,都被他响亮的声音与活泼的手势所吸引,很少有人因不耐而中途离席。 他也重视文字的力量,因此撰写许多书刊,并成立名为“汉口圣教书会”的出版社。此外,办学校、设医院、培育教会同工等事工一一开展,称得上是全方位宣教的典范。而杨格非时代创办的机构,如博学中学、仁济医院等,在湖北省现代化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已为今日历史学家所肯定。 翻译圣经也是杨格非投注许多心力的事工。杨格非认为文言文对一般大众而言过于艰深,而官话又具有地域性的限制,因此他主张采用浅文理这种文体来翻译圣经。在中国同工的协助下,浅文理的新约译本在1885年出版,得到很高的评价。后来他又将这个浅文理译本,转译为一种较适合南方人阅读的官话译本。1899年爱丁堡大学颁赠博士学位给他,主要原因也是肯定他在圣经中译方面的卓著贡献。 在浅文理版新约圣经的序言中,杨格非向中国人推荐圣经的价值:“圣书所载之道,极其长阔高深,有威权可定人之本分,有智慧可解人之疑惑,有光耀可破人之蒙昧,有劝慰可释人之愁烦,有应许可起人之奋勉。深语之,虽贤哲莫能穷;浅语之,虽愚鲁亦可及。至于万有之原、生死之理、善恶之报、肉身灵魂之别、天堂地狱之分,并救灵魂之法,此书记之详明。”句句珠玑,特抄录于此。   四、对湖南的期待 虽立足于武汉,以湖北为优先,但杨格非也期待福音能普及中国全地,特别是与湖北为邻的四川、湖南两省。1868年,杨格非与老友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结伴完成一次壮游,溯长江过三峡而入四川,转由陜西汉中回到武汉,路程8千里,历时5个月,实地考察风土民情,作为拟定宣教策略的参考。途经成都时,杨格非得了重病而奄奄一息,但他并不灰心,反倒表示:“若我死在这里,就葬我在这里,只要我的坟墓能激动别人来此宣教,则我死也甘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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