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長篇

由上而下的來華宣教士——丁韙良(魏外揚)2021.10.21

本文原刊於《舉目》14期 魏外揚   19世紀及20世紀初年出版的宣教史冊上,保留了一些極為珍貴的老照片,其中我最喜愛的,就是一張3位老人的合影。拍攝日期是1905年4月底,地點在漢口。相片中的3位老人,中間站立的是楊格非(Griffith John,1831-1912),左邊坐的是丁韙良(William A. P. Martin,1827-1916),右邊坐的是戴德生(Hudson Taylor,1832-1905)。這時候他們3位的年齡加起來是225歲,丁韙良最長(78),楊格非其次(74),戴德生殿後(73)。不料1個多月後,戴德生在長沙去世,反倒是在後的在前了。 我喜愛這張照片的原因,除了緬懷宣教先賢之外,也因為這3位資深的來華宣教士,正好代表3種不同的宣教路線與典範,值得我們學習與省思。丁韙良年紀最長、來華最早、在華也最久。   一、寧波10年 丁韙良是美國長老會一位牧師的兒子,大學與神學院畢業後,帶著新婚夫人來到中國。寧波是美國長老會在中國的第一個傳教區,由麥嘉締醫師(Dr. Divie B. McCartee)在1844年所建立。1850年丁韙良夫婦來此時,已粗具規模,不但有教堂,還有學校與印刷設備。 丁韙良學習語言的能力很強,很快就學會寧波話,而且可以用流利的寧波話講道。聽眾對他的講道,反應熱烈,常在離去時發出“聽道比看戲還有趣”的讚嘆。後來他將講稿匯 集而成《天道溯源》一書,廣受歡迎,從1854至1912年,該書以中文、日文和韓文,印行了30餘版。在1907年“廣學會”舉辦的一次投票評選活動中,《天道溯源》被選為最佳中文著作。 寧波時期最令丁韙良難過的事,或許就是與資深同工麥嘉締之間,因年齡、性格及宣教策略上的歧異,無法同心配搭。例如,丁韙良十分看重以拼音方式書寫寧波話,麥嘉締則認為此事無關緊要;對于要求受洗者的考核,丁韙良較寬鬆,麥嘉締極嚴格;丁韙良主張重用本地信徒為助手,麥嘉締對此則頗感疑慮;又如,對于God一字的中文譯法,丁韙良主張用“神”字,麥嘉締則主張用“上帝”。 這場來華宣教史上,爭辯多年而最終無法統一的論戰,也在寧波同一個差會的弟兄中造成隔閡。還有,對于太平天國的興起,丁韙良寄以厚望,並曾私下前往訪問,但中途遇到阻礙而折返。麥嘉締與太平天國雖也有接觸,但持保留態度。 凡事起頭難,宣教事工尤其如此。美國長老會在寧波最初20年的努力,先後參與的男女宣教士共計24人,結果受洗的中國成年信徒,正好也是24位,進展緩慢可以想見。而在教會墓園中,宣教士及其子女的墓碑,卻一塊塊豎立起來。 雖有這些遺憾,寧波10年對丁韙良而言,仍然是充滿祝福與值得回憶的經歷。雖然後來他住在北方的時間比南方長得多,但在晚年所寫的回憶錄中,他花在回憶南方時期的篇幅,竟與北方時期不相上下,可見他多麼珍惜這最初的10年。不過在此同時,他也看見中國的需要,不僅在於領受基督信仰,也在於培養一種新的世界觀,而介紹國際公法、科學新知,以及投身教育工作,就成為他此後努力的方向。   二、譯介國際公法及西學 丁韙良首次參與的外交工作,就是擔任美國使團的翻譯人員,參與簽訂英法聯軍之役後的天津條約。中美天津條約第29條,所謂的宗教容忍條款,就是丁韙良與衛三畏(S. Wells Williams)兩位宣教士,悉心斟酌字句下的結果。 英法聯軍之役後,丁韙良開始翻譯國際公法為中文,他選用惠頓(Henry Wheaton)的原著,是當時最新和最通用的國際法名著。惠頓是美國著名律師,後來被派往歐洲擔任外交官達20年,回國後任哈佛大學國際法教授。 《萬國公法》譯出後,丁韙良透過美國駐華外交官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引介,將其上呈清廷。恰巧1864年,普魯士在中國領海內,截獲丹麥商船,發生爭執,總理衙門援引《萬國公法》中有關則例,據理力爭,終使普魯士將所截獲船隻移交中國。於是總理衙門資助大量刊印,頒發各省督撫官員備用。 除翻譯最新的西文著作外,丁韙良也到中國古籍中,挖掘類似國際法運作的事例,編成英文的《中國古世公法論略》(International Law in Ancient […]

古今人物

華中使徒——楊格非(Griffith John)(魏外揚)2021.10.19

本文原刊於《舉目》20期 魏外揚   楊格非,為區域路線的代表。因為他在華57年中,除了開頭五、六年在上海外,以後的歲月都立足於武漢,專心耕耘這個區域的福音禾場。同時對於鄰近的省份,像人口眾多的四川,以及最為排外的湖南,也多次多方前往,嘗試打開福音的通路。由於他來到華中的時間最早,駐留的時間很長,帶來的影響非常之大,因此被稱為“華中的使徒”。遺憾的是有關他的中文著述極少,希望透過這篇略傳,我們對他能有較多的認識。   一、在家鄉的準備 楊格非生在英國威爾斯的斯溫西城(Swansea),才8個月大就失去了母親,由敬虔愛主的姑媽撫養長大。18歲喪父,幸而得到親友的支持,才能完成高等教育。在教會生活方面,因一位主日學老師的用心鼓勵,他不但背誦了許多聖經,而且培養出膽量和口才。十六、七歲時,他已是威爾斯一個頗有名望的講員,經常接受邀請到各禮拜堂講道,人稱他為“那個講道的孩子”。 後來他決志獻身海外宣教,就入神學院接受裝備,並加入著名的倫敦傳道會,等候差派。不過他最初的目標不是中國,而是位於非洲東南方的馬達加斯加島,因他的岳父就是前往該島拓荒的宣教士,他的妻子也出生在那裡。不料此時島上發生動亂,宣教之門暫時關閉,而中國正有急切的需要,因此差會就將他們夫婦改派來中國。 楊格非身材相當矮小,為此在倫敦會舉辦的歡送會上發生一件趣事。與他同往中國而身材高大的韋廉臣(A. Williamson)走在前面,楊格非跟在後面,不料門警以為他是個來湊熱鬧的小孩子,於是將他攔住,不許他進入會場。在楊格非表明身分後,門警才放他通行,卻忍不住在背後質疑說:“他們怎麼派個小孩子到中國去呢?”這位魯莽的門警當然不會料到,這個“小孩子”將會成為中國宣教史上的“小巨人”呢!   二、在上海的學習 經過4個多月的航程,楊格非夫婦與韋廉臣夫婦在1855年9月24日抵達上海。韋廉臣後來離開倫敦會,轉任蘇格蘭聖經會駐中國的代表,並遷往煙台。1850年代的上海,匯集了一批極為優秀的年輕宣教士,他們在此一面學習,一面等候。 在他們中間領袖群倫的,是資深而博學的麥都思(Walter H. Medhurst)牧師。麥都思常這樣禱告:“主啊!求你在中國打開更多門戶,好分散你的眾僕人。”他的禱告留給楊格非深刻的印象,也提醒他要積極尋求將來的方向。 到了1860年代,第二次英法聯軍之役結束,太平天國動亂也漸趨平息,中國門戶果然更加開放,上海宣教士們分散的時機真的來到。有些北上發展,丁韙良從寧波北上京城就是一個例子,楊格非則選擇溯長江而上,去華中開闢新的工場。遺憾的是麥都思已經在1857年離世,來不及看見他的禱告終於實現。 在上海期間,楊格非也像戴德生一樣,常到附近地區遊歷佈道。有一回與同屬倫敦會的慕維廉(William Muirhead)結伴而行,在蘇州被民眾誤認為是太平軍的間諜而遭受攻擊。多年後慕維廉在回憶這件事時,很幽默地指出,楊格非因為假辮子綁得不牢,所以一經暴徒拉扯就脫落,人也得以脫逃,他自己則因為假辮子綁得太牢而受了較多折磨。   三、在武漢的耕耘 1861年6月間,楊格非與偉禮遜(Robert Wilson)一起搭船前往漢口,楊格非在興奮與感恩中發出讚嘆:“這一條美麗而宏偉的河流,已經成為福音使者們的大道!”可惜偉禮遜到漢口後1年多就病逝,使得楊格非單獨挑起拓荒的擔子,幾年後才有新同工來到。 楊格非是一個有眼光有策略的宣教領袖,在漢口、武昌、漢陽三鎮都建立教會後,就開始向周圍城鄉發展。下鄉佈道難免會遇到危險,1876年的孝感之行,就是一次難忘的經歷。這1年過年後,楊格非與馬根濟醫生(John Kenneth Mackenzie)二人,接受一位孝感信徒的邀請前往訪問,不料卻遭到一場幾乎致命的攻擊。 數以百計的群眾一路尾隨,並逐漸由好奇轉為敵視,對他們大聲吼道:“滾回漢口去!殺死洋鬼子!”堅硬的泥塊像驟雨般打在他們身上,使他們血流滿面,幸而在幾名中國信徒的護衛下,才得以脫身。回程途中,馬醫生繼續為人治病,楊格非也繼續對人講道,並不因為遭受迫害而灰心。後來孝感教會十分興旺,成為倫敦會在武漢以外的一大重鎮,可見迫害往往成為教會的種子,古今皆然。 楊格非最看重講道,他在家鄉就以講道著名,到中國後雖轉換語言,仍不減其講道的威力與魅力。無論是知識分子或販夫走卒,都被他響亮的聲音與活潑的手勢所吸引,很少有人因不耐而中途離席。 他也重視文字的力量,因此撰寫許多書刊,並成立名為“漢口聖教書會”的出版社。此外,辦學校、設醫院、培育教會同工等事工一一開展,稱得上是全方位宣教的典範。而楊格非時代創辦的機構,如博學中學、仁濟醫院等,在湖北省現代化過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已為今日歷史學家所肯定。 翻譯聖經也是楊格非投注許多心力的事工。楊格非認為文言文對一般大眾而言過於艱深,而官話又具有地域性的限制,因此他主張採用淺文理這種文體來翻譯聖經。在中國同工的協助下,淺文理的新約譯本在1885年出版,得到很高的評價。後來他又將這個淺文理譯本,轉譯為一種較適合南方人閱讀的官話譯本。1899年愛丁堡大學頒贈博士學位給他,主要原因也是肯定他在聖經中譯方面的卓著貢獻。 在淺文理版新約聖經的序言中,楊格非向中國人推薦聖經的價值:“聖書所載之道,極其長闊高深,有威權可定人之本分,有智慧可解人之疑惑,有光耀可破人之蒙昧,有勸慰可釋人之愁煩,有應許可起人之奮勉。深語之,雖賢哲莫能窮;淺語之,雖愚魯亦可及。至於萬有之原、生死之理、善惡之報、肉身靈魂之別、天堂地獄之分,並救靈魂之法,此書記之詳明。”句句珠璣,特抄錄於此。   四、對湖南的期待 雖立足於武漢,以湖北為優先,但楊格非也期待福音能普及中國全地,特別是與湖北為鄰的四川、湖南兩省。1868年,楊格非與老友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結伴完成一次壯遊,溯長江過三峽而入四川,轉由陜西漢中回到武漢,路程8千里,歷時5個月,實地考察風土民情,作為擬定宣教策略的參考。途經成都時,楊格非得了重病而奄奄一息,但他並不灰心,反倒表示:“若我死在這裡,就葬我在這裡,只要我的墳墓能激動別人來此宣教,則我死也甘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