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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奉篇

一封寄不出的信——给我第一个生命教练(林秋如)

林秋如 本文原刊于《举目》56期        他们说你病了。我惦念了一阵,想买张机票去看你。打电话到你办公室,那头传来低沈的声音,说你走了,回天家安息了。         我喉头一哽,涕泗纵横。我错过了最后和你说再见的机会! 有你陪跑         身为海外基督使团的单身女宣教士,你总是漂泊天涯,四海为家。甚至曾在马来西亚遭遇恶棍威胁。然而我何其有幸,在台中女中的3年,有你陪跑,担任我的第一个生命教练,让我体验到门徒带领的内涵。因你的潜移默化,“以生命影响生命”成为我一生的爱慕与使命。        你是家里唯一的基督徒,忍受着家人的奚落与不谅解,你放弃了安稳的英文教师工作,挥别恬静、优美的加拿大安大略湖,到芝加哥慕迪神学院进修,然后远赴重洋,来到台湾,为要寻找失丧的灵魂。        在窄如鸽笼的厨房里,你以幽默调侃自己生活条件的局限。你细心做出精美的西式午餐,让我这个小客人受宠若惊。我们每周的黄昏“约会”,你不仅倾听、解答我的 问题,也常拿着家人的相片,谈你的思乡情和对家人的牵挂。你怀念在安大略湖边露营的情趣,更忧心流行音乐对小侄女的不良影响……        只可惜年少的我,对宣教士的舍己与割爱,了解得太肤浅,也错把你潜藏的忧郁,诠释为内敛与含蓄。         出乎你我意料的是,后来神为我预备的夫家,竟然坐落在离你不远的密西根休伦湖边,而我也成为海外基督使团的宣教士。每当我漫步休伦湖畔,欣赏北国旖旎的风光,总会忆起当年的你,明白你所挥别的,不仅是亲情、友情,还有这一片美得不可思议的人间仙境。内向、好静的你,舍弃如诗如画的家园,长年住在拥挤、吵杂 的台湾,你所付出的代价,远超过了我年少时能理解的。 心灵花园         你鼓励我写灵修日记。两年多里,你每周读我的日记。我天真到忘记考量你的中文能力。那份无知倒成了宝贵的祝福。我兢兢业业,不敢懈怠,即使睡眼惺忪,也得挺著读经、写灵修日记,不是与星月赛跑,就是闻鸡起舞。        女中的岁月天昏地暗,我的生命像一团陶土,在窑匠手里,不断被破碎,不断被塑造。 你教我一套简明扼要的灵修读经法,让我一生受用。我从来没告诉你,我把这套方法取了个绰号,叫“心灵花园的地标图”。30几年来,我常津津乐道,与人分享这套随时随地可派上用场的灵修法 (附注)。         透过这套灵修读经法,我学习倾听圣灵的声音,学习与神对话,学习默想,学习渴慕神的话语。我深深体会到,我的生命是神的花园,每天需要这位园主浇灌、修剪。神散步其中,便会赏心悦目、怡然自得。         我把圣经拆了,包装成小册,方便随身携带、随时阅读。你每周在我的背经卡上签名,督促我积极与属灵同伴一起背经、分享、祷告。在成长的苦涩中,我浸润在良师益友的爱中,高中生涯因此丰富多彩又深刻。 请宽恕我        为了照顾年迈的父母,你带着伤感离开台湾。然而你对华人学生的爱从不稍减,你继续在多伦多的华人留学生中传福音。你对我的关心也没有停止。你慷慨赴约,担任我婚礼的贵宾。你的祝福,使我的婚礼像宣教士的差派礼。        成为海外宣教士从来就不是我的梦想,却成了我生命中最刻骨铭心的经历。10年在海外基督使团的事奉,让我的生命帆布,挥洒上油画般绚丽斑斓的色彩,和泼墨画里的张力与晦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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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篇

供其所需 ——回应朗基教授“白箴士讲座”(一)

曾思瀚 本文原刊于《举目》56期         2011 年8月,我有幸担任香港浸信会神学院“钻禧白箴士讲座”(Diamond Jubilee Belote Lectures,“钻禧”意指庆祝香港浸神60周年院庆)的主持,与朗基教授(Thomas Long)交流宣讲心得。朗氏是宣讲学教授,更是公认的现今最优秀的宣讲者之一。他曾任教于美国哥伦比亚神学院及普雷斯顿神学院,现任职于埃默瑞大学 (Emory University)的坎勒神学院(Candler School of Theology)。        我和朗氏都认为,宣讲者必须兼顾释经及修辞。无论是讲座信息,还是私底下的交流,我都从这位教牧前辈和学长身上获益良多。故此我撰文写出自己的收获与感受,盼引发更多讨论,或可解决一些困扰不少宣讲者的问题。        在进入讨论之前,我先概述朗氏是次讲座的内容,及我的回应。毫无疑问,朗氏宣讲技巧出众、熟谙圣经,且透彻理解经文的神学和属灵应用(这是我从他的作品及讲座以外的交流中观察到的)。        朗氏持守改革宗神学,但他从未强迫听众接受他的神学立场。他只是不断提醒听众,上帝是掌管万有的,祂的作为尽都公义。换言之,朗氏的宣讲从不避开“上帝是谁”这个基本神学问题。        在这次讲座中,朗氏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究竟听众需要什么才能明白宣讲?” (What does the audience need to understand?)        他以4个角度,回答了这个有趣却不容易回答的问题。 角度一:顾及听众能否听懂        第一,朗氏指出,有些人认为,我们根本不应该问这问题。部分保守的改革宗神学家,宣称讨论这问题只会钝化了那令人不安的尖锐信息。有些人则认为,这问题会篡改了福音的内容。虽然朗氏十分理解这些人的担忧,但他指出,这些人忽略了圣经具备复杂的文学特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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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奉篇

钟点工

荣子 本文原刊于《举目》56期        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大陆留学生自海外学成回国,形成一股“海归大潮”。然 而归国后,环境改变,又面临不少困难及挑战,有些人不太适应,甚至情绪不稳定。这包括在我们教会受洗的年轻海归,他们有同样的困扰。作为年长的朋友,我们 夫妻决定回中国看看他们,希望给他们一点安慰或帮助。而且,我们想念他们! “老土”        第一站是上海。我们借住的房子,是巴黎某教会的长老夫妇的。几天之后,他们夫妇也回到了上海。房子长期不住人,他们就全面检查了一下,发现洗手盆的下水道堵塞,需要疏通。师母(也就是长老的太太),带着我一起去小区的物业管理办公室,希望他们安排时间来修理。         办公室里有一位中年的主任,和一位年轻漂亮、打扮时尚的女书记。他们很热情、亲切地与师母交谈。一切都谈妥后,那位女书记眼睛斜瞟着我,问师母:“这是你家的钟点工吗?”师母忙说:“这是我们的客人,是我们在巴黎的朋友。”        回家后,我们就以“钟点工”为话题,谈论了起来。我讲述了3年前,我们大学同学聚会时的一件乐事──我当时一眼见到一位40年没见过面的男同学,脱口喊出了 他的名字,并去与他握手。他吓了一跳,“哎呀!哎呀! 哎呀”了半天,说出了一句让大家捧腹大笑的话:“你,你怎么比我老婆还土啊!”(其实他老婆一点也不土。)         不管“钟点工”,还是“老土”,都说明我在不少人心中就是这样的形象。我有一位朋友说,他只有一套名牌衣服,只带到国内穿,因为在国外没有人介意他如何打扮。而在国内,不少人会以貌取人。也许我穿的不是名牌,也没有化妆修饰,因而成了他人眼中的钟点工了!        我只是暂时回国,完全可以不介意别人的评价,但如果我是回国定居呢?        突然间,我感受到了“海归们”的心情。他们在海外多年,特别是认识耶稣之后,价值观有了很大改变,不再以外在的东西为荣。海外的基督徒之间,更不在意别人的打扮。回国之后,受到别人的另眼相看,自然会产生压力。        感谢神,让我们夫妻在见到“海归们”之前,就明白了:他们需要的,不是喋喋不休的教导和批评(当然也不是无原则的认同)。他们需要的是关爱,是有人听他们倾诉,与他们一起祷告,一起从神那里得到答案和力量。 姐妹         我们与一位姐妹见面。         第一次,是在一家咖啡馆,她泪湿两包纸巾。她告诉我们,她回国后,很长时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与父母的关系也一度紧张。         后来,她来到上海,找到一份别人认为很不错、自己也觉得很好的工作。她很想努力把工作做好,但4个月后,她还是把工作辞掉了。因为工作需要穿高跟鞋,而她的脚,穿上高跟鞋就疼,疼得受不了。        她说:“你们知道吗?那不是累,而是疼啊!假若只是累,我可以克服。假若老板允许我穿平底鞋,我也决不会辞职……我不是娇气,也不是好高骛远。大家都不理解我啊!”        后来,她又找了一份不太理想的工作,为了生存,努力地干……她的眼泪,簌簌不断。唯有我们的理解和祷告,让她露出了一丝微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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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会史上不可不知的六位玛利亚(亦文)

本文原刊于《举目》杂志56期 亦文         说到赴华宣教士,大多数人都会想 到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和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就如《约翰福音》3章16节被视作整本圣经的总结一样,马礼逊作为首位赴华宣教士、戴德生作为中国内地会创始人,两位先贤几乎成了整部在 华宣教史的“形象代言人”。         很多中国天主教史的著述上,都会提到:1552年,沙勿略因不能进入中国,含恨在广州某一离岛逝世。同年,利玛窦在意大利出生。两人虽未谋面,后者却继承了前者的意志,成功地进入中国,并撒下了福音的种子。        然而,很少有人会细究,马礼逊于1834年在广州夷馆去世,戴德生于1832年在英国邦士立(Barnsley)出生、1865年成立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这之间的数十年岁月中发生过什么事,涌现过什么人。         近年来,因瓦莱利亚‧格里菲斯师母(Valerie Griffiths,注1)的研究,和戴绍曾牧师与张陈一萍师母的考证,纷纭模糊的往事逐渐重现在我们眼前——填补马礼逊和戴德生之间那段历史空白的,竟然是6位名叫玛利亚(注2)的女子。 创办中文班         1824年至1826年,在广州、澳门两地生活了14年之久的马礼逊,首度,也是唯一一次返英述职。在英期间,他大力推广对华宣教的异象。但因为他的很多想法过于前瞻性,英国教会的反应并不强烈。         他在英国述职的短短两年期间,他创办了一项在当时看来微不足道的事工,却给后来的中国教会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他为有志到中国宣教的青年男女,开办了两个中 文班。男子班设在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总部,由4名受过神学培训的准宣教士组成。其中的3名,施约翰(John Smith,注3)、汤雅各(Jacob Tomlin,注4)和台约尔(Samuel Dyer,注5),后都加入伦敦会,投入新马两地的华人宣教事工(注6)。        女子班则设在马礼逊家中,学生是3位名不经传的普通女子:谭玛莉(Maria Tarn)、纽薇尔(Maria Newell)和艾迪绥(Mary Ann Aldersey),即那6位玛利亚中的3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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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歌”的春天

董荣璨        每当《雅歌音乐诗选》的旋律,在我耳边和心头流淌,每当我看到,《今生的唯一》歌声响起,很多弟兄姐妹落泪同唱……主不舍弃我、和我同在的经历,就浮现在我脑海中,随着那旋律流淌。 24岁初学钢琴        对童年几乎没有什么回忆的我,生长在非常普通的家庭。父母都是憨厚、勤俭的老实人,在风雨飘摇中苦苦支撑著家,把4个孩子拉扯大。        虽然我从小喜欢音乐,但是中学毕业后,却进入了上海滚动轴承厂,在热处理车间扛铁棒,工作了6年。1974年,因当时特殊的招生路线“工农兵也能学钢琴”,我用一双粗糙的工人大手,居然考入了上海音乐学院的钢琴系。         我算是从工人跻身于社会的上层了!同时也开始了常人难以想像的艰难的学习生涯。上海音乐学院,是业务决定一切的地方。初学钢琴的我,面对极大的考验和磨难。高强度的练琴,使得最弱的无名指关节发炎、红肿,要靠针灸才能维持练琴。         当时各个院系实行“开门办学”,我们学生常下农村、海港和部队参加劳动,上课不是很正常。再加上各种政治任务,比如调动我去北京,为钢琴伴唱的革命样板戏《红灯记》写总结文章等,当4年学业结束时,我真正学琴的时间最多2年半。        冥冥中有一个声音说:“你的学业未完!”我于是考入作曲系,重读本科。年龄大了,学习过程十分艰难,就不赘述了。3年后,我的管弦乐作品《山寨夜舞》,被上 海交响乐团指挥大师黄贻钧选中(我校作曲系十几位毕业生仅此一个名额),在上海大专院校巡演,1981年6月又在上海音乐厅公演。一时,我成了上音的高材 生,得到了各方面的注目。 进入上海乐团         毕业后,我进入上海乐团工作。        那些日子可不好过。管弦乐团里面,有上音的毕业生,也有来自“智取威虎山”、“海港”和“龙江颂”三个样板团的乐队,山头林立,人事关系极为复杂,也常常为难新来的人。后来,又有某首席向乐团的领导反映,说我骂该领导“傻瓜,不懂业务”。后面等待我的麻烦,就可想而知了。        在完成本职工作同时,我努力地为广播电台、音乐会以及电视台等写歌──我想通过社会的认可,求得自己乐团的认可。天道酬勤,1984年,上海大型电视剧《春 光好》,在影视作曲界开展主题歌甄选活动。我的歌在29位著名作曲家中脱颖而出。1985年,福建“海峡之声”广播电台,要为我撰写专题节目《勤奋创作, 勇于探索──记中国青年作曲家董荣璨》…… 试试看,灵不灵        为了摆脱复杂、压抑的人事关系,也渴求现代作曲技巧,我决定出国留学。         我的经济担保人,是早就退休的堂叔,他仅仅提供了一万元的银行证明和一份担保书,再没有任何其他文件。我能得到签证吗?我非常担忧。         在音乐学院门口,我碰到了一个来自华盛顿州的美国人。他用中文说:你有忧愁?我说,我第二天要去美国领事馆签证,可是担保文件、手续不全。他拿出新约,让我一起读:“神爱世人,甚至将祂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祂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3:16)。         接着,他按手在我头上祷告,求上帝让我得到签证,又把一本枣红色封面的新约圣经送了给我。我想,这管用吗?有上帝吗?不可能吧?我倒要试试看祷告灵不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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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选介

书林萃语

本文原刊于《举目》56期 ──“舍己”始于“识己”                 当我愈来愈诚实,就能承认自己汇聚一 身的矛盾。我既相信又怀疑,我既满怀希望又灰心沮丧,我既爱又恨,我为我自我感觉良好而不舒服,我为自己没有愧疚感而心怀愧疚。我既信任又猜疑。我诚实却 仍玩弄手段。亚里士多德(Aristotle)认为我是理性的动物;而我则认为我是拥有啤酒海量的天使。 ──曼宁,《衣衫褴褛的福音》,吴蔓玲译(台北:校园,2005),p.32。         十字架的团体,不但是欢颂的团体,也是自我了解的团体。……因为了解自我与舍己有关。如果一个人不知道自己拥有什么,如何能给予?由此观之,努力去认识自己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我们究竟是谁?应当怎样来看自己?对自我当采取什么态度?这些问题若不提十字架,便无法获得满意的答案。…… 我们如何能避免自我评估过高或过低,而听从保罗的劝告,“看得合乎中道”(参《罗》12:3)?基督的十字架能给我们答案,因为它既要求我们舍己,又要求 自我肯定。我们的新我虽然已蒙救赎,却仍有堕落的性情,所以需要双重态度,就是否定自我与肯定自我, 两者都可在十字架中得着光照。 ──斯托得,《当代基督十架》(台北:校园,1990),p.347-380。        舍己可能涵盖拒绝一些事物,但这并非耶稣所说的;祂也不是指否认你的自我价值。舍己不是否认你的各种感受。…… 不是要你抛弃理性。        舍己的真意,乃是舍去你的自我主权,意谓弃绝自我这个假神…… 有哪些迹象显明我们尚未迎向耶稣的挑战?今日教会中有很多现象正显出这个事实:嫉妒──因为不能拥有别人所拥有的;争竞──想要超过身旁之人的成就;好辩 论的心──一切要照我们自己的方式而行;过度敏感──当工作不被肯定,结果内心变得愤愤不平,或者想要别人注意我们为基督的缘故,已舍去所有。…… 我们用从神而得的恩赐,去提升自己的名望与声誉。        然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约》12:24)…… 死里复活的道路,乃是经过十字架的刑罚。耶稣呼召我们去走那条路,那一条祂已走过的路。 ──强森(Darnell Johnson),“献上全人”;欧格理,《合神心意的门徒》(美国:证主,二版,2011.5),p.3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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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选粹

西面‧耶路撒冷圣殿

张子翊 本文原刊于《举目》56期 沿着耶路撒冷古老的街巷,向圣殿 你缓缓走来。清晨的日光投你身影 在斑驳的城墙上,品读着人间的兴废与荣辱 目光穿透圣殿中进出的人群,只为了 未死以前,得见世人引颈盼望的 安慰者,主所立的基督 祭司们行礼如仪:献完了早祭,献晚祭 礼拜者行礼如仪:或斑鸠或雏鸽,或公牛或山羊 谁为头生的男孩称圣归主? 你祷告:就今天吗,主? 要看见所预备的救恩:是照亮 外邦人的光,也是以色列的荣耀 默祷中,受了圣灵感动,进入 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 进来,要按律法的规矩办理── 你双手接过婴孩耶稣。啊全宇宙加起来的 重量竟然如此…… (取自《路加福音》2:25-35) 作者来自台湾,现在波士顿一华人教会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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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奉篇

“家庭学校”的利弊

──对《举目》55期两篇“家庭学校”的回应 贺宗宁 本文原刊于《举目》56期         我在美国华人教会事奉多年,见过不少年轻夫妇决定将孩子留在家里上学,而不送进公立学校。为此,他们花了许多的时间,大多数的妻子都放弃在外工作的机会,专心留在家里教育子女。         这些家长之所以如此做,有他们的原则与理想,是非常值得钦佩的。《举目》55期,即刊登了两篇“家庭学校”的文章。一篇的作者是家长汪长如弟兄(编注:http://behold.oc.org/?p=2598),另外一篇是我在美国西方神学院的校友曾思瀚教授(编注:http://behold.oc.org/?p=2601)。         我想以我担任公立学校教育委员16年的经历,对这两篇文章做点回应。特别是对基督徒家庭的孩子是否应当摒弃公立学校,做一些分析。         首先,我观察到,家长选择“家庭学校”有两大主要原因:1. 信仰问题。因为公立学校不能教基督教信仰。2. 公立学校的教学程度问题。         公立学校在这两方面,的确让不少家长无法接受。但是,美国公立学校的教育,也不尽如汪文所讲的全然负面、一无可取。         诚然,公立学校的教育是偏向人文主义的,基本上也都是把进化论当作真理来教的。但是,从公立学校出来的,就没有基督徒了吗?我们这些基督徒,比如从大陆来的,当年受的不也是那样的教育吗?         所以,学校不能谈信仰,不代表就会让孩子离开上帝。更何况,在“家庭学校”毕业的孩子,将来也未必在信仰的路上有很好的追求。 美国的政教分离政策 美国的立国精神是政教分离。1792年的宪法修正案第一条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设立宗教或禁止信教自由……”         从英文原文(注)中可以看到,这条文有两个重要子句:         一、政府不得立法设立宗教。        二、政府不得立法禁止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         这两个子句,在法律界一般简称为“设立”子句,及“自由行使”子句。这两个子句相辅相成,构成美国宪法的“政教分离”的精神── 政府不得偏向任何一种宗教(或宗派),但是,也不得禁止人民的信仰自由。         我个人是赞成政教分离的。因为历史上,不论是宗教控制了政治,还是政治利用了宗教,其结果都是悲剧。        1971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宪法修正案第一条中所谓的“政府”,包括所有公立学校的成年教职员在内。他们都是政府的“膀臂”(延伸)。因此,在公立学校里,教师不能传讲自己的信仰,学校也不可以带领学生祷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