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璩

本文原刊于《举目》第1期

一. 思潮的交锋

           人类的思潮和理念（idea）是主导历史，决定人类命运的动力。人类的文明史其实就是人类思潮交锋的历史轨迹。达尔文自然进化论的理念就是一个例子，它的影响不仅限于生物科学，即使在物理科学、心理学、社会科学、人类价值观，甚至在政治的制度和潮流上，都是非常深远的。

          基督徒思想家，监狱事工创办人寇尔森（Charles Colson）指出：“真的基督信仰不仅是个人与耶稣基督的关系……它也不仅是相信一组关于上帝的教条。真正的基督信仰是一套了解，透视所有真实 （reality）的思维方式，它是一种世界观。”（注1）换句话说，基督信仰不祇是一个私人灵修，或是感性的、经验层次的投入。它建筑在非常深厚、广 大、和谐，而且完整的理论基础上。这个信仰影响了我们思想、行为的每一个层次。不但如此，它也与人类的社会和文化的脉膊息息相关的。我们的信仰主导着我们 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态度。

           寇尔森并认为控制历史走向的，基本上就是两种世界观。一种是自然主义的世界观，一种是圣经所传达的神本的世界 观。寇尔森的这种观点虽然似乎很难理解，却包含至理。或许有人认为推动人类文明前进的是权力意志，有人认为是经济分配，有人认为是人类的贪心加上一只不能 看见的手，有人认为是爱心。但在这些理念的背后，却还有更深一层的主导思想，这种思想赋予了人生命的意义和活力。这种主导思想就是寇尔森所谓世界观的层 次。

           已故的《世界文明史》钜著的作者威尔杜兰也曾说：“这时代最大的问题不是共产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对立，不是欧洲与美洲的对立，也不是东方与西方的对立，它乃是人类是否可以离开上帝而生活。”

          代表自然主义世界观最贴切的，莫过于已故的天文学家卡尔塞根（Carl Sagan）。他在美国大众广播台“宇宙”节目的开场白便是：“这个宇宙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他并说：“从最深层的意义而言，我们都是这宇宙的儿 女。”自然主义事实上是一个排它的，独断的前提假设，它甚至神圣化了自然，拒绝了任何其它真理的可能性。由自然主义延伸的各种思想便深深影响着人类的观念 和行为。

           圣经《创世记》第一章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又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男造女。”这种从上帝赋予的高贵品质与地位，给 了人类清晰的道德秩序，也给予在生活中挣扎的人类肯定的目的感，并且给与人类以恩典和爱为出发点的生命泉源。在历史上，这种神本的世界观便成为带动人类文 明的另一种动力。这两种世界观的消长就决定了人类文明的走向。

           虽然并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完全遵照这种神本的世界观而生活，但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认清楚这个分野，否则我们就会永远活在一个分裂的价值系统底下而不自知。

二. 基督徒的文化使命

           我们都很熟悉耶稣基督吩咐门徒的大使命：要到普天下去，使万民作祂的门徒。这使命不是去作社会改革家，而是去改变人心。许多以社会改革，文化建设为第一职责的信徒，最后都走到失望之途。

          那么是否表示，信仰纯粹是个人的心路历程，是与社会道德无关的？不自觉地，许多的基督徒与教会都抱着这样的生活态度。例如，前纽约州长葛谟（Mario Cuomo），他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在1984年对圣母大学（University of Notre Dame）毕业生致词时说，他不希望用私人的信仰来影响他的公众政策（笔者认为这完全正确）。但他接着说，他也不愿意推动教会的道德立场（虽然他本人认为 这道德立场是正确的，是代表真理），或寻求公众的支持，除非有其它更谨慎的论点来支持这些立场。换句话说，他不愿负起领导的作用来推动他认为是对的道德立 场，他的信仰完全是他私人的事，与他人无关，也与他的公开立场无关（注2）。

           另一个例子是前美国总统卡特，他与他夫人凯萨琳，在2000 年10月宣布脱离美南浸信会，因为他们，认为该教会对妇女的立场过份保守，不符合圣经一般的教导与原则。这虽然是一个很有争论性的题目，教会内一定有不同 看法，但作为社会良心的基督徒，我为卡特勇敢地站出来而鼓掌，不论他批评的是教会还是社会。

          当年马丁路德的观念是，这世界是被撒但污染 的，基督徒应当弃如粪土。但加尔文却认为，这世界是上帝的创造，它还可能成为基督的国度，基督徒的责任便是尽量努力，使它成为遵守上帝法律的处所。他是继 奥古斯丁以来第一个注重文化使命的基督徒，他以圣经的真理作出发点，应用在世俗生活上。基督教虽然不是从事社会福音的宗教，但对时代与社会有深厚的责任感 与使命感（注3）。这种例子在历史上很多，例如英国的伟人韦伯佛斯（William Wilberforce），在信主以后穷毕生之力（四十五年之久），推动废奴运动，并其它社会公益，如寻求提高印度人的知识水平，与强势的既得利益者奋 战，不屈不挠，成为英国历史上一颗光辉的明星。

           美国第一次基督教大复兴是在十八世纪，当时以爱德华滋（Jonathan Edwards）为首的许多基督徒领袖都学识渊博，有些人还做了耶鲁与普林斯顿等大学的校长。这个运动深深地影响了美国大革命。美国第二次大复兴是在十九 世纪中期的北方，它影响了奴隶解放运动。第三次大复兴是在十九，二十世纪交替，它奠立了罗斯福总统新境界（New Deal）的道德基础（注1）。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基督信仰仍然是马丁路德金恩的道德力量源泉。这些都是基督徒文化使命的表彰。

           在思想 上，自加尔文以降，美国归正教会的荷兰改革宗开伯（Abraham Kuyper），牛津大学教授鲁益师（C. S. Lewis），基督教思想家薛福（Francis Schaeffer），以及监狱事工创办人寇尔森，都是认识到文化使命重要性的基督徒知识份子。文化使命是基督教的预工，更是基督徒信仰活出的影响。

           我们的信仰不祇是我们个人的私事，它也不仅是个人经验与感性层次的活动，它与我们生存的环境密切相关。我们的文化使命，第一便是在我们周围活出一个尊基督为 主的世界观，而且是建立在神的主权和基督爱的基础上，而不是站在高人一等“我比你好”的优势地位上。第二是建立沟通管道，让人认识，基督的信仰不但是合理 的，而且是符合人类需要的。第三是用这种信仰的道德规范为基础，改变我们的社会环境。

           寇尔森说，当他听到一个很受人尊敬的牧师告诉会众， 教会的使命就是“祷告，查经，崇拜，交通与见证，以预备基督的再来”的时候，他推动文化使命的意念便更为坚决了。寇氏申明，并非这些训练有什么不对，但是 如果信徒只注重这些，就必然忽略了拯救周围文化环境的责任，信仰与道德感便局限于私人的范围，与公开的生活无关。使得我们在学校、公司的所做所为呈现出一 种生活方式，而礼拜天上教堂，又呈现出另一种生活方式。他认为，基督教近年来最大的错误便是没有认识到，基督信仰是一个全面性的生活体系，它掌握一个人生 活的每一部份（注1）。

           “基督与文化”是一个非常有争论性的题目。从圣经和历史来看，基督告诉人祂的国不属于这世界。祂似乎否定了整个犹 太的宗教与文明。基督徒当时也鄙视罗马文明，而只向往天国。神学家尼布尔（Richard Niebuhr）早年曾对基督与文化的关系做了很仔细的分析（注4）。其实，基督信仰与文化并不一定是对立的，基督信仰可以成为文化转换的动力。

三. 前景

           这几年，福音派的确从“社会边缘人物”的观感中开始走了出来，从偏颇、论断、不合理性，甚至反理性的大众印象中走了出来，寻求将我们所信仰的真理，应用到价 值观混乱的多元文化社会里，以给予人类新的盼望，新的方向。有些基督教思想家非常乐观地指出，这廿多年来福音派运动，已经开始认识心（heart）与脑 （mind）的并重。麦格拉（Alister McGraph）称这个新潮流为“福音派的文艺复兴”（注5）。

          在科学的领域，也有一批推 动“智慧设计”的学者摆脱了早年创造论者的死胡同，在学术界造成了强有力的震波。我们因此期望看到文化使命能更加从开放的和多角度的方向前进，使得基督的 真理更广、更有效地影响这个知识（knowledge）挂帅的时代。作为中国基督徒知识份子，面对着广大无神论者的园地，这文化使命应该也是我们的责任。

         《举目》杂志将借着这个“思潮交锋”的系列，从社会制度、教育、法律、对生命的态度、科学主义、心理学、政治学、福音派的心理转换等角度，分析和检讨这些主要 思潮的历史轨迹，其世界观的交锋，和对社会的冲击。我们希望，第一，能够洞察历史的教训，第二，能改变我们的态度，并能影响我们所处的社会文化。这或许也 是所有讨论“文化救国”的人不可忽视的课题。

注1：”How Now Shall We Live,” Charles Colson & Nancy Pearcey, Tyndale House Publishers, Inc., Sept. 1999
注2：”Kingdom in Conflict,” Charles Colson, Zondervan Book, 1987
注3：Encyclopedia Britannica, on Calvin’s Intellectual Formation and Spirituality
注4：”Christ and Culture,” H. Richard Niebuhr, Harper Torchbooks, 1951
注5：”Evangelicalism and the Future of Christianity,” Alister McGraph, InterVarsity Press, 1995

本文原刊于《举目》第一期，2001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