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璩

本文原刊於《舉目》第1期

一. 思潮的交鋒

           人類的思潮和理念（idea）是主導歷史，決定人類命運的動力。人類的文明史其實就是人類思潮交鋒的歷史軌跡。達爾文自然進化論的理念就是一個例子，它的影響不僅限於生物科學，即使在物理科學、心理學、社會科學、人類價值觀，甚至在政治的制度和潮流上，都是非常深遠的。

          基督徒思想家，監獄事工創辦人寇爾森（Charles Colson）指出：“真的基督信仰不僅是個人與耶穌基督的關係……它也不僅是相信一組關於上帝的教條。真正的基督信仰是一套了解，透視所有真實 （reality）的思維方式，它是一種世界觀。”（註1）換句話說，基督信仰不祇是一個私人靈修，或是感性的、經驗層次的投入。它建築在非常深厚、廣 大、和諧，而且完整的理論基礎上。這個信仰影響了我們思想、行為的每一個層次。不但如此，它也與人類的社會和文化的脈膊息息相關的。我們的信仰主導著我們 的思維方式，和生活態度。

           寇爾森並認為控制歷史走向的，基本上就是兩種世界觀。一種是自然主義的世界觀，一種是聖經所傳達的神本的世界 觀。寇爾森的這種觀點雖然似乎很難理解，卻包含至理。或許有人認為推動人類文明前進的是權力意志，有人認為是經濟分配，有人認為是人類的貪心加上一隻不能 看見的手，有人認為是愛心。但在這些理念的背後，卻還有更深一層的主導思想，這種思想賦予了人生命的意義和活力。這種主導思想就是寇爾森所謂世界觀的層 次。

           已故的《世界文明史》鉅著的作者威爾杜蘭也曾說：“這時代最大的問題不是共產主義與個人主義的對立，不是歐洲與美洲的對立，也不是東方與西方的對立，它乃是人類是否可以離開上帝而生活。”

          代表自然主義世界觀最貼切的，莫過於已故的天文學家卡爾塞根（Carl Sagan）。他在美國大眾廣播台“宇宙”節目的開場白便是：“這個宇宙是昔在，今在，以後永在的。”他並說：“從最深層的意義而言，我們都是這宇宙的兒 女。”自然主義事實上是一個排它的，獨斷的前提假設，它甚至神聖化了自然，拒絕了任何其它真理的可能性。由自然主義延伸的各種思想便深深影響著人類的觀念 和行為。

           聖經《創世記》第一章說：“起初神創造天地。”又說：“神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男造女。”這種從上帝賦予的高貴品質與地位，給 了人類清晰的道德秩序，也給予在生活中掙扎的人類肯定的目的感，並且給與人類以恩典和愛為出發點的生命泉源。在歷史上，這種神本的世界觀便成為帶動人類文 明的另一種動力。這兩種世界觀的消長就決定了人類文明的走向。

           雖然並不是每一個基督徒都能完全遵照這種神本的世界觀而生活，但每一個基督徒都應該認清楚這個分野，否則我們就會永遠活在一個分裂的價值系統底下而不自知。

二. 基督徒的文化使命

           我們都很熟悉耶穌基督吩咐門徒的大使命：要到普天下去，使萬民作祂的門徒。這使命不是去作社會改革家，而是去改變人心。許多以社會改革，文化建設為第一職責的信徒，最後都走到失望之途。

          那麼是否表示，信仰純粹是個人的心路歷程，是與社會道德無關的？不自覺地，許多的基督徒與教會都抱著這樣的生活態度。例如，前紐約州長葛謨（Mario Cuomo），他是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他在1984年對聖母大學（University of Notre Dame）畢業生致詞時說，他不希望用私人的信仰來影響他的公眾政策（筆者認為這完全正確）。但他接著說，他也不願意推動教會的道德立場（雖然他本人認為 這道德立場是正確的，是代表真理），或尋求公眾的支持，除非有其它更謹慎的論點來支持這些立場。換句話說，他不願負起領導的作用來推動他認為是對的道德立 場，他的信仰完全是他私人的事，與他人無關，也與他的公開立場無關（註2）。

           另一個例子是前美國總統卡特，他與他夫人凱薩琳，在2000 年10月宣佈脫離美南浸信會，因為他們，認為該教會對婦女的立場過份保守，不符合聖經一般的教導與原則。這雖然是一個很有爭論性的題目，教會內一定有不同 看法，但作為社會良心的基督徒，我為卡特勇敢地站出來而鼓掌，不論他批評的是教會還是社會。

          當年馬丁路德的觀念是，這世界是被撒但污染 的，基督徒應當棄如糞土。但加爾文卻認為，這世界是上帝的創造，它還可能成為基督的國度，基督徒的責任便是盡量努力，使它成為遵守上帝法律的處所。他是繼 奧古斯丁以來第一個注重文化使命的基督徒，他以聖經的真理作出發點，應用在世俗生活上。基督教雖然不是從事社會福音的宗教，但對時代與社會有深厚的責任感 與使命感（註3）。這種例子在歷史上很多，例如英國的偉人韋伯佛斯（William Wilberforce），在信主以後窮畢生之力（四十五年之久），推動廢奴運動，並其它社會公益，如尋求提高印度人的知識水平，與強勢的既得利益者奮 戰，不屈不撓，成為英國歷史上一顆光輝的明星。

           美國第一次基督教大復興是在十八世紀，當時以愛德華滋（Jonathan Edwards）為首的許多基督徒領袖都學識淵博，有些人還做了耶魯與普林斯頓等大學的校長。這個運動深深地影響了美國大革命。美國第二次大復興是在十九 世紀中期的北方，它影響了奴隸解放運動。第三次大復興是在十九，二十世紀交替，它奠立了羅斯福總統新境界（New Deal）的道德基礎（註1）。六十年代的民權運動，基督信仰仍然是馬丁路德金恩的道德力量源泉。這些都是基督徒文化使命的表彰。

           在思想 上，自加爾文以降，美國歸正教會的荷蘭改革宗開伯（Abraham Kuyper），牛津大學教授魯益師（C. S. Lewis），基督教思想家薛福（Francis Schaeffer），以及監獄事工創辦人寇爾森，都是認識到文化使命重要性的基督徒知識份子。文化使命是基督教的預工，更是基督徒信仰活出的影響。

           我們的信仰不祇是我們個人的私事，它也不僅是個人經驗與感性層次的活動，它與我們生存的環境密切相關。我們的文化使命，第一便是在我們周圍活出一個尊基督為 主的世界觀，而且是建立在神的主權和基督愛的基礎上，而不是站在高人一等“我比你好”的優勢地位上。第二是建立溝通管道，讓人認識，基督的信仰不但是合理 的，而且是符合人類需要的。第三是用這種信仰的道德規範為基礎，改變我們的社會環境。

           寇爾森說，當他聽到一個很受人尊敬的牧師告訴會眾， 教會的使命就是“禱告，查經，崇拜，交通與見證，以預備基督的再來”的時候，他推動文化使命的意念便更為堅決了。寇氏申明，並非這些訓練有什麼不對，但是 如果信徒只注重這些，就必然忽略了拯救周圍文化環境的責任，信仰與道德感便局限於私人的範圍，與公開的生活無關。使得我們在學校、公司的所做所為呈現出一 種生活方式，而禮拜天上教堂，又呈現出另一種生活方式。他認為，基督教近年來最大的錯誤便是沒有認識到，基督信仰是一個全面性的生活体系，它掌握一個人生 活的每一部份（註1）。

           “基督與文化”是一個非常有爭論性的題目。從聖經和歷史來看，基督告訴人祂的國不屬於這世界。祂似乎否定了整個猶 太的宗教與文明。基督徒當時也鄙視羅馬文明，而只嚮往天國。神學家尼布爾（Richard Niebuhr）早年曾對基督與文化的關係做了很仔細的分析（註4）。其實，基督信仰與文化並不一定是對立的，基督信仰可以成為文化轉換的動力。

三. 前景

           這幾年，福音派的確從“社會邊緣人物”的觀感中開始走了出來，從偏頗、論斷、不合理性，甚至反理性的大眾印象中走了出來，尋求將我們所信仰的真理，應用到價 值觀混亂的多元文化社會裏，以給予人類新的盼望，新的方向。有些基督教思想家非常樂觀地指出，這廿多年來福音派運動，已經開始認識心（heart）與腦 （mind）的並重。麥格拉（Alister McGraph）稱這個新潮流為“福音派的文藝復興”（註5）。

          在科學的領域，也有一批推 動“智慧設計”的學者擺脫了早年創造論者的死胡同，在學術界造成了強有力的震波。我們因此期望看到文化使命能更加從開放的和多角度的方向前進，使得基督的 真理更廣、更有效地影響這個知識（knowledge）掛帥的時代。作為中國基督徒知識份子，面對著廣大無神論者的園地，這文化使命應該也是我們的責任。

         《舉目》雜誌將藉著這個“思潮交鋒”的系列，從社會制度、教育、法律、對生命的態度、科學主義、心理學、政治學、福音派的心理轉換等角度，分析和檢討這些主要 思潮的歷史軌跡，其世界觀的交鋒，和對社會的沖擊。我們希望，第一，能夠洞察歷史的教訓，第二，能改變我們的態度，並能影響我們所處的社會文化。這或許也 是所有討論“文化救國”的人不可忽視的課題。

註1：”How Now Shall We Live,” Charles Colson & Nancy Pearcey, Tyndale House Publishers, Inc., Sept. 1999
註2：”Kingdom in Conflict,” Charles Colson, Zondervan Book, 1987
註3：Encyclopedia Britannica, on Calvin’s Intellectual Formation and Spirituality
註4：”Christ and Culture,” H. Richard Niebuhr, Harper Torchbooks, 1951
註5：”Evangelicalism and the Future of Christianity,” Alister McGraph, InterVarsity Press, 1995

本文原刊于《舉目》第一期，2001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