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保守与避世－浅析王明道早期的神学思想》（《举目》60期）的回应
拜读了贵刊的《保守与避世－浅析王明道早期的神学思想》一文，让人深觉不平。
虽然作者用相当的篇幅介绍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社会和教会，但却似乎仍对当时的状况视而不见。当时教会所处的状况，实在该用初期教会在希腊文化和罗马政治等多重逼迫和挑战下的局面来比较。王明道所代表的纯正教会是极少数，且其中又多是“无知的小民”。而当时教会里的中上层社会人士，多深受西洋文化影响（最突出的代表，当为基督教青年会），很多并不是真正的基督门徒。更严峻的是，教会还要面对打着“科学”和“现代”旗号的“不信派”在教会中盛行。
“消极避世”、“未尽社会责任”的标签，实在不该贴到王明道身上。无论是在北京的教会，还是在山西的监狱，王明道一生忠心完成了上帝在他身上的托付，为真道“打了那美好的仗”。王明道等前辈分别为圣的坚贞榜样，当为现今的我们努力效法，而不能照着在加尔文的日内瓦或清教徒的新大陆里的社会与教会关系去责难他们。
——姚红阳
对《当青春无敌遇上老谋深算 ──90后事工的阵痛》（《举目》61期）的回应
感谢作者深刻的分享！作者身为教会长老，作出这样的反思，实属不易。作为年轻传道人，我特别珍惜像作者这样的长辈。
文中谭长老的盲点在于他的“地盘主义”，以及自认为“站在真理一方”。然而，这并不代表谭长老的神学认知、事工理念一定是错的。
从我的牧会经验来看，谭长老无法得到90后年轻人的心，似乎主要是因为他的人格特质、沟通方式，而不是因为他所坚持的聚会内容。例如，我从前的教会中，主任牧师很喜欢把与文化大革命相关的事作为他讲道、查经的例子，对于50后至70后的大陆知识份子，非常见效，但对于80后、90后的年轻人，却很难消化。同样的，当我拿周杰伦的歌来举例时，就换作是教会里年长的一辈，无法体会我所要表达的了。
另外，我过去牧养90后的年轻人时，发现他们其实会问很多有深度的问题，也需要带领他们的人有很深的神学功底。
他们在教会中并不是只求“好玩”，说实在的，教会活动再怎么有趣，也不可能比外面的世界更好玩，若要只靠活动留住年轻人，是不可能的！
作者笔下的郭弟兄也并非主张要使教会变得更“好玩” ，只是想用更适合90后的沟通方式，来表达谭长老多年教导的内容。90后的年轻人，其实很渴慕上帝的道。只要表达方式、沟通方式，能够抓住他们的注意力，他们很愿意参加查经班、进行护教性的思辨、阅读神学著作。
——曾绍恺
我想说的是，这个故事显示出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即，华人基督徒向来缺乏教会合一观。
这首先表现在两种文化的张力上：华人基督徒生活在教会文化中，但同时又生长于中国文化之下。因此，一方面注重弟兄姐妹式的平等，一方面又受到长幼之分的传统牵制。如此，在教会治理上，究竟是按照人人平等的原则，还是按照后辈听长辈的传统习惯呢？
我看到的一般情况是，如果某个教会中，大家都差不多是同龄人，那就人人平等；如果教会有明显的年龄和身份之别，那就按传统规矩。结果，晚辈要是哪一天忍受不了“又长又老又慢”之辈的掌控，就欣然举起“顺服上帝不顺服人” 的旗号，另起炉灶了。
其次还表现在爱放马后炮。教会里发生不愉快的事之后，大家最常做的事，就是放“马后炮”——以后果来评论谁是谁非。
这样，怎么可能避免下次不会出现同样的问题呢？除非我们自己升格当上帝，未卜先知，才可避免一切不良后果。
然而，我们不是上帝。所以，有没有可能，一个人的判断和决定，虽然在结果上看起来是错了，但实际上，他已发于他最有可能基于的纯洁动机，尽了他最有可能尽到的努力？
在这篇文章中，谭长老所坚持的原则和路线最后失败了，所以我们便说他不对；但如果是换作郭组长的前卫行动最后走偏了呢？那时，我们还会指责老一辈吗？恐怕不会了。那时我们很可能会提出另一套勉励、告诫：“年轻人当省察自己，不要骄傲，不要搞个人英雄主义，不要与世界为友，不要以市场需要来定位事工……” 对不？
因此，除非我们能认识到教会的事工是属于整个教会的，否则这种最终分道扬镳的局面，一定会是没完没了，并且解决不了问题。
我们在反思教会领袖的个人品格时，也应该把注意力转移到华人教会的合一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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