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淨
王明道先生（1900 -1991），是20世紀中國基要派神學的代表人物。他重視聖經的教導和基督徒生活，反對自由派神學，大膽斥責教會與世界中的種種罪惡。同時，他的保守思想，使教會與社會脫節，失去了集體見證的動力。
本文欲通過對王明道所處時代的歷史、神學背景的分析，重點闡釋王明道早期（1949年前）代表性的神學思想，為當前中國教會的神學思考和牧養事工提供一些啟發。
一、王明道所處時代的神學背景
1. 自由主義神學在中國的蔓延
中國教會是西方宣教運動的成果，沒有宣教運動就沒有中國教會。不過，自然地，西方宣教士承接了什麼，就會把什麼移植到中國教會。
自由主義神學（Liberal Protestantism）於19世紀在歐美教會興起，是為了使基督信仰能為受理性主義影響的知識界接受，而對其重新架構。持此種神學思想的人，“既要 求在基督教教義的傳承上有某種程度的自由，又要求在聖經的傳統解釋法上能有自由。如果傳統對聖經的解釋，或是對信仰的看法，和人類知識的進展有不符之處， 就必須拋棄或重新詮釋，以使這些部分與現今對世界的認識配合。”（註1）
一些國外傳教士在就讀神學院時，深受自由主義神學的影響，赴華後，自然把這些思想帶到了中國。
中國部分教會領袖和基督徒知識分子，也推動了自由主義神學的傳播。進入20世紀後，中國本土教會逐漸壯大，不再過分依賴國外傳教機構。很多基督徒留學生學成 回國（劉廷芳、趙紫宸等），有的擔任教會領袖，有的成為頗具影響力的學者。他們的海外求學生涯大都受到自由主義思潮的影響，自然成為自由主義神學的傳播 者。
此時，國外自由派思想家的著作大量譯成中文、引進中國，也為自由主義神學在中國的傳播，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當時威廉‧克拉克 （William Newton Clarke, 1841-1912）和富司迪（Harry Emerson Fosdick, 1878-1969）等北美著名自由派人物的作品，都被介紹進來，並在傳教士群體和主要城市的教會中廣泛流傳，影響頗大。”（註2）
2. 動盪的時局催生出的政治神學
王明道的年代，正是中國經歷沉重民族災難的時期。西方列強的不斷入侵和一系列不平等條約，把中國推向了民族危亡的關頭。“救亡的局勢、國家的利益、人們的饑 餓痛苦，壓倒了一切，壓倒了知識者或知識群對自由、平等、民主、民權和各種美妙理想的追求和需要，壓倒了對個體尊嚴、個人權利的注視和尊重……五卅運動、 北伐戰爭，然後是10年內戰、抗日戰爭，好幾代知識青年紛紛投入這個救亡的革命潮流中，都在由愛國而革命這條道路上貢獻出自己，並且長期是處在軍事鬥爭和 戰爭形勢下。”（註3）
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教會的社會使命開始引起中國基督徒的重視。1921年夏天，華北學生夏令會草擬了《基督徒的社會信條》，鼓勵全國信徒討論信仰與社會的關係。《社會信條》提出，改造中國社會是福音的重要使命。
一些教會人士主張，基督徒應該參與政治，將信仰與政治結合，加入救國的行列。民國政要、聖公會信徒徐謙，發起“基督教救國會”。徐氏提倡在神權統治下，建立基督教無政府主義社會。他認為，當人民在上帝的統治之下，人間一切虛偽的制度都將消失。
深受中國傳統文化薰陶的吳雷川，試圖將基督教信仰與中國文化融合，進而發揮其社會作用。吳氏提倡積極入世的思想，反對將信仰定位為對靈魂的拯救和對彼岸世界 的期盼。吳氏認為，基督教追求的天國，就是理想的人間社會。“天國並不是在這世界之外另有一個世界，更不是像教會所常講的死後升天堂，乃是將這世界上所有 不合仁愛和公義的事全部除去，叫這世界上充滿了上帝的仁愛和公義，這就是天國降臨。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改造舊社會，成為新社會。”（註4）
3. 中國基督教本色化運動
“神學本色化是福音工作的基本問題，在傳教史上本色化的問題一直存在。”（註5）當西方傳教士把基督福音帶到中國時，神學本色化就成了無法迴避的問題。
五四運動之前，中國教會如同嬰孩一般，在各方面依賴西方教會，沒有能力走本色化的道路。在五四運動以後，逐漸成長起來的中國教會，開始普遍關注本色化問題。
1919 年5月4日，北京的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發起示威遊行活動，抗議巴黎和會（即巴黎“和平會議”。編註）對中國的不公正裁決，由此開始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反帝國 主義、反封建主義的新文化運動。新文化運動鼓吹“民主”、“科學”，反對一切宗教信仰。基督教由於其特殊的外國背景，成為此次運動攻擊的主要目標之一。
因此，當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第11次大會，決定於1922年4月在北京國立清華大學召開，即引起全國的大學生抗議，各地先後成立反基督教組織，形成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全國性非基督教運動。1925年的“五卅”慘案，更是把非基督教運動推向高潮。
這些反基督教運動，促使教會人士開始探索中國基督教的本色化。推動中國教會本色化的重要人物誠靜怡指出，中國基督教本色化，第一要擺脫外國差會的干涉，使中 國教會在行政、體制、工作方法上獨立。第二，要肯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地位。第三，基督教應該在完善和豐富中國人的文化生活中，起到先鋒作用。誠氏希望在 本色化的基礎上，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相互融合，最後達到中國文化基督化。
本色化運動推動中國各地紛紛建立起自立教會。“在20世紀40年代，形形色色的獨立中國新教徒大致占全部新教徒的20%-25%，即有20萬人甚至更多。”（註6）
二、王明道的神學思想
瞭解了王明道的時代神學背景之後，我們來看看王明道的神學思想。
1.保守的基要派神學
王明道被稱為中國基要派神學的代表人物。
王氏在剛走上傳道事奉道路時，就表現出持守基要真理、駁斥自由主義神學的立場和勇氣。他對於自由主義神學的攻擊是不遺餘力的。他稱那些“新神學”、“現代 派”是混入教會中的假信徒傳播的。“他們是假信徒、假先知、是為害於教會的。他們以敬虔為得利的門路，只要他們自己能得利益，他們不惜作任何事，說任何 話。”（註7）王氏認為，自己有責任警告教會防備這些假先知。
王明道的釋經，注重字面的意義和聖靈的光照。他說：“我不曾讀過聖經注釋， 我最不欣賞那種書籍。我今日講道和治理教會都以聖經為唯一的準則。我不願意接受一點教會的遺傳和人所制定的規則。”（註8）“我學習真道的時候不但未曾入 神學，也未曾讀什麼神學的書籍，只是反復誦讀一部新舊約聖經。”（註9）
王氏對聖經的尊重和對真理的執著，值得我們學習。今日教會同樣面臨異端邪說的擾亂，需要更多像王明道這樣的傳道人，“為從前一次交付聖徒的真道，竭力的爭辯”（參《猶》1：3）。但他的釋經觀，陷入了我們稱為“聖經主 義”的極端裡。誠然，原文釋經是明白聖經真理最有效、最直接的途徑，但，並不是唯一的途徑。“上帝的靈通常會運用群體的互動，去光照我們的心並堅定我們的 確信。直接的聖經詮釋不是我們所需要的、唯一在神學上的影響。我們同時也需要一般啟示，特別是與其他人的互動作用。實際上，沒有在群體之內的直接釋經是非 常危險的。”（註10）
2. 消極避世的屬靈神學
王明道在年輕的時候，就表現出與世 俗生活截然對立的屬靈觀。王氏回憶自己年輕時，在直隸（今河北）保定教會學校教書，極力反對唱詩班參加教會以外的演出，並憤而退出唱詩班。“唱讚美詩是為 歌頌上帝，如何能到一個普通演劇集會的場所，為娛世人的耳目而演唱？那與作優伶唱戲有什麼分別。”（註11）
王明道持基督教與文化對立的 態度，他認為教會與世界是對立的。王氏認為世界文明因罪的污染而失去價值，是要被上帝毀滅的。“自從亞當犯罪以來，世界便逐漸敗壞，世上的列國在人的眼中 看，是有文明的，有野蠻的……但是在上帝的眼中看，卻無一不是充滿了強暴罪惡。上帝不要修理這敗壞的世界，祂乃是早已定意毀壞這悖逆神命的列國，建立公義 永存的國。 ”（註12）
20世紀前葉中國時局動盪，外有列強的干涉，內有軍閥的割據、混戰，還有學生運動風起雲湧。作為中國基督徒，如何面對複雜的時局？基督徒要不要參政？王明道以保守派的立場，反對基督徒參政。王氏認為罪惡已經普遍滲入各個民族、各個國家，人沒有能力改善。
“現在世界上一切人所建設的國，有哪一個在上帝面前是可蒙悅納的呢？野蠻的民族中有許多的惡風陋俗，固然不用提；就是那些自命為文明先進的世界列強，有哪一個 在上帝的眼中看，不是充滿了不信、悖逆、詭詐、謊言、自利、淫亂、污穢、嫉妒、惱恨、強暴、兇殺呢？……如果人真能建設天國，他們所建設的也絕不會比現代 這些地上的國更好。”（註13）
王氏嚴厲批評基督徒以“建造天國”為口號，參與社會改良。王氏消極地認為，聖徒是世上的少數，無法在邪惡的世界有所建樹。
“請問真實悔改得救、離棄罪惡的基督徒，在世界上可占全世界人類的百分之幾？不必說世界上還有極多拜偶像的與不信有上帝的人。就是那些稱基督徒的人當中，大多 數也是打著基督的旗號，為魔鬼服役；‘外面披著羊皮，裡面卻是殘暴的狼’；‘有敬虔的外貌，卻背了敬虔的實意。’真實歸向基督、離棄罪惡的聖徒，不用說在 全世界人類中占最少數，就是在教會中也不過是‘小群’。他們因為屬基督的緣故，又多是遭遇世人的厭棄、藐視、逼迫、欺淩。因為他們的誠實與敬虔，邪惡詭詐 的世界絕不容他們居高位、掌大權，因此他們多是貧窮的、卑微的，不能制人，反受制於人的。請問這一小群貧窮卑微的聖徒，能否在這窮兇極惡的世界中建設一個 良好的國家？”（註14）
王明道與世俗分別的態度值得欽佩，教會一直與世俗爭戰，“你們務要從他們中間出來，與他們分別，不要沾不潔淨的 物，我就收納你們。”（參《林後》6：17）不過，與世俗分別，是離開罪惡，不是隔斷一切世間生活。基督徒在與世俗分別的同時，也要肩負社會責任。“眾人 以為美的事，要留心去作。”（參《羅》12：17）“你們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隱藏的。”（參《太》5：14）王氏消極避世的思想，使基督徒失 去了“做光做鹽”的社會功能。
就是在日軍佔領北京的國難當頭，王氏也沒有對如此重大的事件，做出任何信仰角度的評論。只是在日本人要求他的基督徒會堂加入傀儡組織時，才以殉道者的心態做出消極抵抗。這種做法，使中國基督徒不能與廣大民眾共患難，無形中在教會與國人之間造成隔閡。
3.教會本色化的實踐者
王明道回憶，他的父母都是倫敦會會友。王氏的母親曾經在北京倫敦會開辦的女校讀書。王明道在大約9歲時，被母親送到倫敦會開辦的萃文初等小學讀書，12歲時升入高等小學。
他從小就跟著母親去教堂聚會，及至上學住校後，聚會就更多了，每星期至少有10次聚會。王明道承認，如此頻繁的宗教活動，並沒有給他帶來生命的轉變。他在14歲悔改之前，“一直就是混混沌沌的過生活，沒有信仰，沒有目標，沒有希望，沒有軌道。”（註15）
王明道悔改歸正後，看到教會中種種背道的事，非常痛心。他在保定教會學校教書時，看見各教會的黑暗腐敗，便暗下決心改革教會。
他開始帶領幾個信徒在自己家裡聚會，後來人數漸漸增多，就租房子聚會。當聚會發展到一定規模，便購買土地，建造禮拜堂。這是一間完全本色化的中國教會，建堂的所有資金都來自本教會信徒的奉獻。教會取名為“基督徒會堂”，跟當時很多冠以外國差會名字的教會，形成鮮明對比。
王明道認為教會是屬靈的團契，非常重視信徒的重生。基督徒會堂對於接納新會友持非常嚴格的態度，“在未曾清楚知道一個人有真實悔改、信主、得救的經驗以前，我們絕不允許他受浸……我們接納聖徒是根據‘寧缺勿濫’的原則”（註16）。
王明道反對體制化的教會模式，反對教會流行的節期、禮儀。王氏認為教會大家庭人人平等，不需要有特定的神職人員的稱呼，以免形成教會中的不同等級。基督徒會 堂的工人沒有固定的薪金，生活需要完全由教會信徒個人憑感動奉獻。聚會講道時傳道人不穿特定的禮服，教會不設唱詩班。基督徒會堂裡面和外面都不懸掛十字 架，也不過聖誕節。
王明道的基督徒會堂是中國教會本色化的大膽嘗試，是中國本土傳道人思考教會建設、並付諸實踐的榜樣。不過，他的本色化之路走向了極端，基督徒會堂幾乎拒絕大公教會的一切傳統，使該會堂不免顯出唯我獨尊的傲慢氣勢。
筆者認為，我們應該拒絕僵化的“傳統主義”，但同時要珍惜優良的神學傳統。使徒保羅肯定了信仰的“傳承”作用：“我當日所領受又傳給你們的……”（參《林 前》15：3）神學家理查‧柏瑞特也告訴我們：“對神學傳統的覺察扮演了兩個重要的角色：第一，這覺察叫我們更瞭解自己；第二，這覺察幫助我們更瞭解其他 人。”（註17）
三、結語
王明道先生是近代中國教會的屬靈領袖。他不畏艱險、捍衛真 道的精神，至今影響著中國教會的傳道人和廣大信徒。今日中國教會，特別是廣大的基層教會，依然持有背十架、走窄路的心志，在世俗化浪潮的衝擊下屹立不動。 中國基層教會普遍持守著基要派信仰，並勇於捍衛真道，這無疑是來自王明道先生的屬靈傳承。
王明道先生消極避世的屬靈觀，也導致了教會與社會隔離，使教會失去了社會責任，產生了負面影響。時至今日，依然有部分教會以屬靈為理由，自動脫離社會公共生活領域，甚至盲目排斥一切世間文化，導致國人（特別是文化精英階層）對教會的蔑視。
當今中國社會面臨諸多問題，例如誠信、公義缺失，環境惡化，弱勢群體權益遭到侵害等等，中國教會是否當無動於衷、置身事外？不！教會應當是社會的良心，發出先知的聲音，用上帝託付的真道引導世人走義路。
註：
1. 麥葛福，《基督教神學手冊》，校園書房出版社，p.112。
2. 姚西伊，《為真道爭辯──在華基督新教傳教士基要主義運動(1920-1937)》，宣道出版社， p.43-44。
3. 李澤厚，《中國思想史論（下） 》，安徽文藝出版社，p.850。
4. 吳雷川，《基督教與中國文化》，63頁，轉引自卓新平，《當代亞非拉美神學》，上海三聯書店，p.50-51。
5. 林榮洪，《中華神學五十年》，p.209。
6. Bays，“Growth of the Independent Christianity，”p.310。轉引自姚西伊，《為真道爭辯──在華基督新教傳教士基要主義運動(1920-1937)》，宣道出版社，p.39。
7. 《王明道文庫》網路版《真理呢？毒素呢？》。
8. 王明道，《五十年來》，p.75。
9 同上，p.132。
10. 理查‧柏瑞特博士，《聖約福音神學院“神學導論”（上）建立你的神學第三課：依靠啟示》講義，p.16。
11. 王明道，《五十年來》，p.51。
12. 王明道，《耶穌是誰》（1927初版：香港弘道出版社，1962年再版），p.3。轉引自林榮洪，《中華神學五十年》p.219-220。
13. 《王明道文庫》網路版《人能建設天國麼？》。
14. 同上。
15. 王明道，《五十年來》，p.15。
16. 同上，p.144。
17. 理查‧柏瑞特博士，《聖約福音神學院“神學導論”（上）建立你的神學第二課：探討基督教神學》講義，p.9-10。
作者07年自南京金陵協和神學院畢業後，服事於河北保定市教會。2010年11月中旬辭職，現為保定市家庭教會傳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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