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于《举目》66期 施玮 一个基督徒要让自己的属灵生命活着,并活得越来越丰盛,越来越滋润,当然离不开吃“灵粮”——读上帝的话,读圣经。但如何能“乐”读圣经,而不是“苦”读圣经呢?每个基督徒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生活、生命状态中,以及按著个人不同的性格,都能够找到各种不同的读经方法。 文学性读经法能帮助具有文学阅读经验和习惯的人,在理性逻辑上更明白经文,在感性认知上也更好地体会天父的心意。不论是个人读经,还是准备带领查经、分享等,这种读经法都能提供帮助,让我们享受“灵粮”的美味。 中国人读经现状 从唐朝景教到1919年出版的《国语和合译本》,再到今天由中国人翻译出版的各种汉语圣经译本,这中间包括了语言处境化和诠释处境化的不同。其中马礼逊翻译出版的圣经全书《神天圣书》,是目前能看到的第一部新旧约全书译本,所使用的文字语言具有古汉语特征,其中的叙事体具有中国传统章回小说的叙述风格。以此为例,我们可以看到先贤们在圣经的语言和释读上,所做的汉语处境化的努力,以求让中国人能读懂圣经、并乐读圣经。 经过漫长的年月之后,母语为汉语的基督徒已逾一亿,而以汉语阅读圣经的人更是数倍于此。表面上看读圣经已经完全没有问题,然而在汉语语境中的人对圣经的阅读,似乎仍与我们在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中的阅读记忆,难以对话、相通、共鸣。 我在北美华人教会的服事中,特别是在中国大陆宣教和教导中发现:圣经对于教会内弟兄姊妹来说,偏重于当作“经文”来读和背;急难之时翻经文、抓应许、求安慰;平时更多是因为基督徒的责任、甚至只是为了完成教会读经任务来读经;大多数基督徒依赖听道来了解上帝的话,自己较难读懂、读出滋味来。 “释经学”原是为帮助人读懂圣经的,但却被归于神学范畴的“高深”专业学问,忽略了释经学的基础部分,是阅读和分析文章的基础语文常识。更堪忧的是,因为只将圣经当作“经文”读、背、听,以至常易形成断章取义,教条式的应用与争论。 圣经对于一般中国民众来说,是“天书”,是宗教的书。虽然大部分人认为它是一本教导人做好人的书,但不太会以欣赏文本的心态打开阅读,因为心理暗示就是“天书”,是看不懂的。 更重要的是,一般中国社会大众认为圣经与中国人的传统文化没有共通性,与中国人的审美,也没有共通性,是一本西方教会的经书。而我们传福音者除了讲见证,也大多只会按照西方语言体系的神学逻辑,来讲解基督信仰,这就很难引发中国读者在文化记忆中的共鸣。由此产生的结果就是,仿佛只能彻底否认、抛弃中国传统文化,才能成为一个基督徒;读圣经与过去的阅读习惯、阅读记忆和文学审美完全隔断,这难免让人有“多一个基督徒就少一个中国人”的隐忧! 文学读经的合理性 圣经不是神秘难懂的“天书”,而是上帝选用祂忠心的仆人,以他们所熟悉的语文,把圣灵的启示忠实地记录下来,成了一部用人类的文字,向人类启示上帝的书。 从较宽泛的意义上说,文学是一切口头或书面语言行为和作品的统称。狭义则定义“文学是指以语言文字为工具,形象化地反映客观与现实的艺术,包括戏剧、诗歌、小说、散文等,是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以不同的形式(称作体裁)表现内心情感,再现一定时期和一定地域的社会生活。” (维基百科)。 无论从广义还是狭义的文学定义看,圣经不但为历史、神学,更是一部文学典籍。因此,以文学阅读的方式来读圣经是一件很正常的事,不需要有“圣俗之分”的紧张。 读圣经首先必须依靠圣灵的带引,要有基督教教义与传统的光照,要有听道而行道的信仰体验,还必然要使用并遵循语言文学的规律和元素。只需我们粗略了解释经学的发展和原则,就可以看到圣经在其诠释、翻译、评鉴中涉及到大量文学研究的元素。 一方面,全书的形成、结构、文学体裁;全文中心思想、段落大意;句子的语法分析和字意;上下文关系;创作语境(语言和文化的环境,如地理、服饰等);作者和作者心目中的写作对象等,这些现代语言文学研究中基本关注的元素,也是读经者所不能忽略的阅读基本规律。否则,就有可能“乐”读的不是圣经本身,而是自己的思想在只言词组的“经句”上的投射。 另一方面,在对作者原意的理解中,不可能排除阅读者的再创性,共鸣以及应用。这更是阅读圣经的意义。阅读、查经的目的不是对古文献的考古,所谓读经、研经,都是为了更明白上帝的心意,好让上帝活泼长存的话来指导、并改变读者的生活和思想,建造上帝的教会。 当我们意识到圣经的阅读也是一种语言文学性阅读时,我们会警醒自己的理解和教义都不能代替圣经文本,都无法避免片面性和时空性;同时我们也能够更主动、更放松地对圣经中的人物与事件,进行情感投入,从而产生共鸣与应用。 […]
Be the first to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