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建

本文原刊于《进深特刊》第5期

    几乎每个星期天都去教堂做主日崇拜，听讲道，这已经成了我们全家来北美八九年的习惯。从加拿大东部的安大略省，到西部的卑诗省，我去过大大小小的教堂，听过林林总总语言的讲道，有英语，广东话，国语。

    我到安大略省的第一个初春，一群年轻的香港留学生热情地带我到郊外参加一次冬令会。那是一所可爱的木头房子，房间又大又亮，小窗临着一片湖水，湖水蓝得像天空一般。远处是树林和白雪覆蓋的山峦。Peter告诉我，他是房主人，是个医生，免费提供这个场所供我们聚会。三天的冬令会，这帮香港的小疯子又跳又唱，听完讲道还一直兴奋地围着牧师问这问那，就像我们当年上大学在每次考试前缠住老师探考题一样。

    我心事重重，苦涩涩的，唱不出，也跳不动。虽说离秋季开学还有五、六个月，可是我那天文数字般的学费，还有生活费，到哪儿去筹集呢？我曾骑着自行车，冒着零下30度的彻骨严寒，三天跑遍了这湖畔小城的每一家餐馆，可是没有一家要我。口袋里仅有的几百美元，用一文少一文。我怨爹娘没有远见，当年不逃到香港把我生下来。我试探著问牧师能否帮我找到一份工作，可是我失望了，那不可能。我尝到了中国人民在生存权上的挣扎，觉得“道”离我的生活还很远。

    来到卑诗省后，我们到一家以讲广东话为主的教堂听道。每次进教堂，我都很关心单张上打印的讲员的名字。只要一看到是余老弟兄，我就泄了气。因为我知道，他的讲道像一杯寡淡无味的白开水。（当然别的讲员也不行，只有外来的还有点新鲜）。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听余老弟兄讲糊涂道。以其昏昏，使人昏昏。读几段经文，讲两个老掉牙的见証，干巴巴的一个小时就过去了。我只好叹气。不想来，但又不能不来，若赖在家里，太太一定和我吵架，说是以后在天堂见不到我了。

    听久了，渐渐地也就习惯了这种干巴巴的讲道。将就点罢，在温哥华，这座美丽的、最适于居住的城市里，我们六亲没有。圈在一幢“世界人民大团结”的公寓里，七十二家房客，音响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星期天不来教堂换换气，又能上哪儿去呢？况且不用做饭，洗碗，教堂的饭怪好吃，特别是王伯母做的我最爱吃的酸菜炒辣椒。

     几年后，我们又换到一家以国语为主的教堂，牧师还是一位和我一样背景的大陆留学生。这里没有饭吃，可是我太太坚持要来，说是国语讲道对于我灵命长进帮助大。起初我蛮当一回事，几个月下来，也不过如此。悠扬的琴声、歌声回荡结束在大厅中时，我也评选完了前排诗班中哪位姑娘长得最漂亮。当俊逸洒脱、气质不俗的牧师登上讲台，还未待他开口，我就知道他的开场白是什么了：“感谢诗班给我们这么美好的诗歌。”然后读二节《约翰福音》，《马太福音》，来一段五饼二鱼。生不逢时，误人子弟哪！

      我真愿亲爱的天父让我早生六十年，我会去福建莆田，看看大布道家宋尚节博士讲道前不喝茶水，光喝鸡汤的气派，听听“宋疯子”拼著命，在台前蹦上跳下地宣讲生命之道，那才解灵里的饥渴呢！我的灵命也一定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我又有点不服气、怀才不遇和不平。“大道如青天，我犹不得出。”（李白〈行路难〉）圣灵怎么不来充满我呢？去读它个神学院，我上去讲一定比牧师精彩。虽然我觉得乏味，但坐在我左边的太太却身子挺得笔直，兴奋地伸长了脖子听，并认真查考那百查不厌的五饼二鱼。我太了解我这位Honey（蜜糖），只要来到这圣堂，即使没有人讲道，只要一唱圣歌，她也会这么亢奋，这么圣灵充满。我自叹不如，人说当代大陆作家贾平凹“江郎才尽”，“废人”写《废都》。我们这些灵命不长进的海外迷失羔羊就凑合著“糊涂人”听“糊涂道”。

    我发现坐在我后排还有两个“小糊涂”，那是我儿子和牧师的儿子。两人年纪相仿，喜欢用英语交谈。牧师的儿子兴奋地窃窃私语，抱怨不喜欢听daddy讲道，喜欢看旁边人头一点一点打瞌睡。可怜的小家伙，一大清早跟父亲出门，这个团契，那个主日学，折腾得也够累了。我儿子则一脸正经，蛮虔诚地说，一定是他国语太差，要是用英语讲道他就会听懂。我渐渐有点走神，瞌睡难耐，忽然脚尖被我太太踩了一下。霍然惊醒，片时春梦过去。朦胧中我想起了少年时在家乡上初中的情形，有时听活学活用“老三篇”的报告时，也会打瞌睡，若是被坐在我旁边的小团支部书记发现了，她就会瞪我，用脚尖踩我。

    于是我扭了扭身子，强打起精神。牧师的讲道仍然像催眠曲一样，令人昏昏入睡。终于曲终，听到“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才彻底清醒过来。

     这么些年来，我觉得我没有听过一次非常满意的讲道。后来我渐渐有点明白了，也许是我心中还没有生命之道。

作者来自安徽，现住美国洛杉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