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道难(时建)

时建

本文原刊于《进深特刊》第5期

    几乎每个星期天都去教堂做主日崇拜,听讲道,这已经成了我们全家来北美八九年的习惯。从加拿大东部的安大略省,到西部的卑诗省,我去过大大小小的教堂,听过林林总总语言的讲道,有英语,广东话,国语。

    我到安大略省的第一个初春,一群年轻的香港留学生热情地带我到郊外参加一次冬令会。那是一所可爱的木头房子,房间又大又亮,小窗临着一片湖水,湖水蓝得像天空一般。远处是树林和白雪覆蓋的山峦。Peter告诉我,他是房主人,是个医生,免费提供这个场所供我们聚会。三天的冬令会,这帮香港的小疯子又跳又唱,听完讲道还一直兴奋地围着牧师问这问那,就像我们当年上大学在每次考试前缠住老师探考题一样。

    我心事重重,苦涩涩的,唱不出,也跳不动。虽说离秋季开学还有五、六个月,可是我那天文数字般的学费,还有生活费,到哪儿去筹集呢?我曾骑着自行车,冒着零下30度的彻骨严寒,三天跑遍了这湖畔小城的每一家餐馆,可是没有一家要我。口袋里仅有的几百美元,用一文少一文。我怨爹娘没有远见,当年不逃到香港把我生下来。我试探著问牧师能否帮我找到一份工作,可是我失望了,那不可能。我尝到了中国人民在生存权上的挣扎,觉得“道”离我的生活还很远。

    来到卑诗省后,我们到一家以讲广东话为主的教堂听道。每次进教堂,我都很关心单张上打印的讲员的名字。只要一看到是余老弟兄,我就泄了气。因为我知道,他的讲道像一杯寡淡无味的白开水。(当然别的讲员也不行,只有外来的还有点新鲜)。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听余老弟兄讲糊涂道。以其昏昏,使人昏昏。读几段经文,讲两个老掉牙的见証,干巴巴的一个小时就过去了。我只好叹气。不想来,但又不能不来,若赖在家里,太太一定和我吵架,说是以后在天堂见不到我了。

    听久了,渐渐地也就习惯了这种干巴巴的讲道。将就点罢,在温哥华,这座美丽的、最适于居住的城市里,我们六亲没有。圈在一幢“世界人民大团结”的公寓里,七十二家房客,音响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星期天不来教堂换换气,又能上哪儿去呢?况且不用做饭,洗碗,教堂的饭怪好吃,特别是王伯母做的我最爱吃的酸菜炒辣椒。

     几年后,我们又换到一家以国语为主的教堂,牧师还是一位和我一样背景的大陆留学生。这里没有饭吃,可是我太太坚持要来,说是国语讲道对于我灵命长进帮助大。起初我蛮当一回事,几个月下来,也不过如此。悠扬的琴声、歌声回荡结束在大厅中时,我也评选完了前排诗班中哪位姑娘长得最漂亮。当俊逸洒脱、气质不俗的牧师登上讲台,还未待他开口,我就知道他的开场白是什么了:“感谢诗班给我们这么美好的诗歌。”然后读二节《约翰福音》,《马太福音》,来一段五饼二鱼。生不逢时,误人子弟哪!

      我真愿亲爱的天父让我早生六十年,我会去福建莆田,看看大布道家宋尚节博士讲道前不喝茶水,光喝鸡汤的气派,听听“宋疯子”拼著命,在台前蹦上跳下地宣讲生命之道,那才解灵里的饥渴呢!我的灵命也一定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我又有点不服气、怀才不遇和不平。“大道如青天,我犹不得出。”(李白〈行路难〉)圣灵怎么不来充满我呢?去读它个神学院,我上去讲一定比牧师精彩。虽然我觉得乏味,但坐在我左边的太太却身子挺得笔直,兴奋地伸长了脖子听,并认真查考那百查不厌的五饼二鱼。我太了解我这位Honey(蜜糖),只要来到这圣堂,即使没有人讲道,只要一唱圣歌,她也会这么亢奋,这么圣灵充满。我自叹不如,人说当代大陆作家贾平凹“江郎才尽”,“废人”写《废都》。我们这些灵命不长进的海外迷失羔羊就凑合著“糊涂人”听“糊涂道”。

    我发现坐在我后排还有两个“小糊涂”,那是我儿子和牧师的儿子。两人年纪相仿,喜欢用英语交谈。牧师的儿子兴奋地窃窃私语,抱怨不喜欢听daddy讲道,喜欢看旁边人头一点一点打瞌睡。可怜的小家伙,一大清早跟父亲出门,这个团契,那个主日学,折腾得也够累了。我儿子则一脸正经,蛮虔诚地说,一定是他国语太差,要是用英语讲道他就会听懂。我渐渐有点走神,瞌睡难耐,忽然脚尖被我太太踩了一下。霍然惊醒,片时春梦过去。朦胧中我想起了少年时在家乡上初中的情形,有时听活学活用“老三篇”的报告时,也会打瞌睡,若是被坐在我旁边的小团支部书记发现了,她就会瞪我,用脚尖踩我。

    于是我扭了扭身子,强打起精神。牧师的讲道仍然像催眠曲一样,令人昏昏入睡。终于曲终,听到“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才彻底清醒过来。

     这么些年来,我觉得我没有听过一次非常满意的讲道。后来我渐渐有点明白了,也许是我心中还没有生命之道。

作者来自安徽,现住美国洛杉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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