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玫珊

本文原刊于《进深特刊》第8期

         十九、二十世纪之交，老大的中国正痛苦地要摆脱沉重的历史包袱，进入一个新的时代，竟发生了令举世震惊的庚子年“义和团”事件。根据教会和西方差会的历史记录，于动乱中约有四万九千名中国基督徒、一百八十一名西方宣教士及其子女殉道。在各驻华差会中，以“中国内地会”的损失为最大──牺牲了五十八位宣教士及二十一名孩童。

         创立于1865年的“中国内地会”，是英国宣教士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以自己当时仅有的十英镑为第一笔奉献基金而开始的。他在乘船前往中国的途中，曾慨然道：“我若有一千英镑，我愿意为中国完全献给神；我若有一千条生命，我也愿意为了中国完全献给神。”由于痛感远在中国内地省份的数万万百姓没有机会听到福音，他为“中国内地会”的第一个祷告，就是求神预备“二十四位干练、愿意奉献的同工”，以便两人一组，分别去到当时中国内地每一个尚未有宣教士的省份及蒙古，开始拓荒的工作。

          时至1900年，“中国内地会”的成员已从当初的戴德生一人，发展为六百多人（另有六百多名中国本地同工），分布于中国十五个省份，仍坚持其创立的宗旨，派遣宣教士深入到内陆、交通不便的边远地区，穿中国衣服、学说中文，长住当地，特别要将基督的福音带给那些原本不容易接触到福音的民众。

         《神蹟千里》（One Thousand Miles of Miracle in China）的作者Archibald E. Glover先生（注一），就是这批前仆后继的福音使者之一。他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曾在本国任牧职九年，于1896年离开英国到中国，加入“中国内地会”，被派驻当时的山西省潞安府，协助“剑桥七杰”（注二）之一的司米德（Stanley Smith）于当地宣教站的工作。其妻则于一年后，带着年幼的儿子和襁褓中的女儿，到中国与丈夫团聚。

           不料才三年，打着“扶清灭洋”旗号的义和团运动在华北地区迅速蔓延，严重威胁到各地宣教站和西方宣教士的人身安全。Glover先生不得不冒着各种危险，在1900年那格外炎热的夏季，带着重孕在身的妻子举家逃难。

          最初的计划是北上到天津沿海地区；然而，历经难以言传的艰辛跋涉，沿途不断遭到群情沸腾之暴民的围堵威胁，好不容易来到直隶省顺德府（今河北省邢台），才知道那一带暴乱的情况更为严重，根本寸步难行，只得再次冒险，经过许多磨难，折回山西潞安。

          可是回潞安后不久，愈演愈烈的形势，迫使Glover一家人再次走上逃亡之路。在逃离当时由毓贤（后有“山西屠夫”之称）所管制的山西，经河南、往湖北去的途中，除了担惊受怕、忍饥挨渴、与乞丐为伍，并多次被搜身、夺去一切所有，随时准备受死；甚至有两度遭到暴民私刑，被剥去衣衫，赤身露体，当众受辱……

          当Glover先生带着奄奄一息的妻小终于到达了汉口，简直不敢相信他们怎么可能活着走过来：“不可能的事难道竟成了事实？神真已将我们从死亡的闸门中救拔出来，将我们的千里险情化作祂的千里奇蹟？”

        《神蹟千里》这段逃难叙事，原由幸存的当事人写于二十世纪初，讲的是当时刚发生于中国的真实情况、真人真事。而今，一个世纪之后，为了要把这本英文记录“还原”到中国当年的处境中，我就想先在心中为这本书搭起一个历史舞台，以入情入境，才好具体拿捏。

         翻看有关的历史图文资料时，真像在看旧报纸，深感那个年代实在距我们不远。阅读当初流传下来的各种个人日志信柬杂抄，还有后世学者们《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之类的书，于我仿佛是一小趟“寻根”之旅，从地理形势、到民生经济，从历史传统、到人文风貌……探访了一百多年前的华北，甚至到了鲁西南──我父亲回忆中的故乡。其间印象最为深刻的是──那片古老、贫瘠土地上经常闹饥荒的农民百姓。

         Glover先生不辞万里来到中国，为了要将那超越苦难的“福音”传给当时看不见任何盼望的中国百姓，却被卷入一场不由分说的暴乱中。

         清末，由于少数西方传教士对神的认识和信心不足，竟强行借重人为势力，来达到其在华传教的目的，使基督教传教事业蒙上“西方列强侵华活动”之羞，反成了世人的绊脚石。这是历史事实，如今回顾，徒令人扼腕叹息。

         如果说，荒年中贫苦百姓所受的，是日复一日的慢性煎熬；Glover一家人性命危在旦夕的逃亡，则是另一种水深火热的苦难。

         无论一个人的出身、教养、能力……如何，一旦撤去所有的依恃，即来到凡是“人”都“无辙”的尽头。

         当举世都公认西方列强船坚炮利之时，绝非偶然的，那曾经选择降生在马槽里的耶稣基督，就选择借着一位落难的西方宣教士，在人的卑微和软弱上，彰显祂自己。

         在世人面前，Glover一家人“成了一台戏”，不再是用口舌传讲，而以自己的血肉之躯见证自己所相信的──那天地间的主宰──正是他们一心想要介绍给中国百姓的。

         今天，重新在中文地图上寻认那一家大小一百年前沿着一个个村、镇、县、州、府所留下的足迹，似乎也逐渐找回了一段我们佚散的历史。

编者按：《神蹟千里》中译本已于2000年由“海外基督使团”（前“中国内地会”）在香港出版。

（注一）Archibald E. Glover先生当年所用的中国名字：盖落洼。
（注二）十九世纪后半叶，有七位曾就读英国剑桥大学的杰出青年先后到中国传福音。中国内地会在山西省潞安的宣教站最初即由“剑桥七杰”中的施达德（C. T. Studd）和司米德（Stanley Smith）所设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