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玫珊

本文原刊於《進深特刊》第8期

         十九、二十世紀之交，老大的中國正痛苦地要擺脫沉重的歷史包袱，進入一個新的時代，竟發生了令舉世震驚的庚子年“義和團”事件。根據教會和西方差會的歷史記錄，於動亂中約有四萬九千名中國基督徒、一百八十一名西方宣教士及其子女殉道。在各駐華差會中，以“中國內地會”的損失為最大──犧牲了五十八位宣教士及二十一名孩童。

         創立於1865年的“中國內地會”，是英國宣教士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以自己當時僅有的十英鎊為第一筆奉獻基金而開始的。他在乘船前往中國的途中，曾慨然道：“我若有一千英鎊，我願意為中國完全獻給神；我若有一千條生命，我也願意為了中國完全獻給神。”由於痛感遠在中國內地省份的數萬萬百姓沒有機會聽到福音，他為“中國內地會”的第一個禱告，就是求神預備“二十四位幹練、願意奉獻的同工”，以便兩人一組，分別去到當時中國內地每一個尚未有宣教士的省份及蒙古，開始拓荒的工作。

          時至1900年，“中國內地會”的成員已從當初的戴德生一人，發展為六百多人（另有六百多名中國本地同工），分佈於中國十五個省份，仍堅持其創立的宗旨，派遣宣教士深入到內陸、交通不便的邊遠地區，穿中國衣服、學說中文，長住當地，特別要將基督的福音帶給那些原本不容易接觸到福音的民眾。

         《神蹟千里》（One Thousand Miles of Miracle in China）的作者Archibald E. Glover先生（註一），就是這批前仆後繼的福音使者之一。他畢業於英國牛津大學，曾在本國任牧職九年，於1896年離開英國到中國，加入“中國內地會”，被派駐當時的山西省潞安府，協助“劍橋七傑”（註二）之一的司米德（Stanley Smith）於當地宣教站的工作。其妻則於一年後，帶著年幼的兒子和襁褓中的女兒，到中國與丈夫團聚。

           不料才三年，打著“扶清滅洋”旗號的義和團運動在華北地區迅速蔓延，嚴重威脅到各地宣教站和西方宣教士的人身安全。Glover先生不得不冒著各種危險，在1900年那格外炎熱的夏季，帶著重孕在身的妻子舉家逃難。

          最初的計劃是北上到天津沿海地區；然而，歷經難以言傳的艱辛跋涉，沿途不斷遭到群情沸騰之暴民的圍堵威脅，好不容易來到直隸省順德府（今河北省邢台），才知道那一帶暴亂的情況更為嚴重，根本寸步難行，只得再次冒險，經過許多磨難，折回山西潞安。

          可是回潞安後不久，愈演愈烈的形勢，迫使Glover一家人再次走上逃亡之路。在逃離當時由毓賢（後有“山西屠夫”之稱）所管制的山西，經河南、往湖北去的途中，除了擔驚受怕、忍饑捱渴、與乞丐為伍，並多次被搜身、奪去一切所有，隨時準備受死；甚至有兩度遭到暴民私刑，被剝去衣衫，赤身露体，當眾受辱……

          當Glover先生帶著奄奄一息的妻小終於到達了漢口，簡直不敢相信他們怎麼可能活著走過來：“不可能的事難道竟成了事實？神真已將我們從死亡的閘門中救拔出來，將我們的千里險情化作祂的千里奇蹟？”

        《神蹟千里》這段逃難敘事，原由倖存的當事人寫於二十世紀初，講的是當時剛發生於中國的真實情況、真人真事。而今，一個世紀之後，為了要把這本英文記錄“還原”到中國當年的處境中，我就想先在心中為這本書搭起一個歷史舞台，以入情入境，才好具体拿捏。

         翻看有關的歷史圖文資料時，真像在看舊報紙，深感那個年代實在距我們不遠。閱讀當初流傳下來的各種個人日誌信柬雜抄，還有後世學者們《義和團運動的起源》之類的書，於我彷彿是一小趟“尋根”之旅，從地理形勢、到民生經濟，從歷史傳統、到人文風貌……探訪了一百多年前的華北，甚至到了魯西南──我父親回憶中的故鄉。其間印象最為深刻的是──那片古老、貧瘠土地上經常鬧饑荒的農民百姓。

         Glover先生不辭萬里來到中國，為了要將那超越苦難的“福音”傳給當時看不見任何盼望的中國百姓，卻被捲入一場不由分說的暴亂中。

         清末，由於少數西方傳教士對神的認識和信心不足，竟強行借重人為勢力，來達到其在華傳教的目的，使基督教傳教事業蒙上“西方列強侵華活動”之羞，反成了世人的絆腳石。這是歷史事實，如今回顧，徒令人扼腕歎息。

         如果說，荒年中貧苦百姓所受的，是日復一日的慢性煎熬；Glover一家人性命危在旦夕的逃亡，則是另一種水深火熱的苦難。

         無論一個人的出身、教養、能力……如何，一旦撤去所有的依恃，即來到凡是“人”都“無轍”的盡頭。

         當舉世都公認西方列強船堅炮利之時，絕非偶然的，那曾經選擇降生在馬槽裡的耶穌基督，就選擇藉著一位落難的西方宣教士，在人的卑微和軟弱上，彰顯祂自己。

         在世人面前，Glover一家人“成了一台戲”，不再是用口舌傳講，而以自己的血肉之軀見證自己所相信的──那天地間的主宰──正是他們一心想要介紹給中國百姓的。

         今天，重新在中文地圖上尋認那一家大小一百年前沿著一個個村、鎮、縣、州、府所留下的足跡，似乎也逐漸找回了一段我們佚散的歷史。

編者按：《神蹟千里》中譯本已於2000年由“海外基督使團”（前“中國內地會”）在香港出版。

（註一）Archibald E. Glover先生當年所用的中國名字：蓋落窪。
（註二）十九世紀後半葉，有七位曾就讀英國劍橋大學的傑出青年先後到中國傳福音。中國內地會在山西省潞安的宣教站最初即由“劍橋七傑”中的施達德（C. T. Studd）和司米德（Stanley Smith）所設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