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风

本文原刊于《举目》57期

       2012年4月21日，监狱事工创办人查理斯．寇尔森（Charles Colson，朋友暱称Chuck Colson， 1931-2012），因脑溢血辞世，让世界顿失一盏明灯。

        寇尔森早年在白宫作总统的特别助理，因为做事不择手段，被冠以“尼克森总统的刀斧手”，后因“水门案”入狱。入狱前，他因鲁益士的《返璞归真》信主。出狱后，他开创并投入受刑人事工逾35年，直到去世。

世界观的大师

        寇尔森不仅在全世界创办“监狱事工”，还写作：从《重生》开始，他前后写了不下30本书，共计销售2,500万本以上！他每天的“中断点” （Breakpoint）广播节目，有1200家电台转播，并且内容同步贴在网上。听众每天至少有800万人。此外，他还开展了“百夫长查经计划”，以及 “寇尔森世界观中心”等等活动。

        一个人精力有限，他怎么可能这么多产呢？一个原因，是他吸收了一批非常优秀的代笔高手。其中有些写手，后来也成为名作家或评论家。然而他一切作品都是以第一人称叙述，我相信主要的思路还是他的，寇尔森是这些作品的灵魂。

        寇尔森工作的主轴，那就是体现“世界观对人类的影响”。他深知“理念”对人的重要性。他强调：“理念（观念）极其重要，它会发生作用。”这“理念”（idea），就是“世界观”背后的思想。

        他整个事工的目的，是要推动“基督教的世界观”。世界观之争是大问题。从近年“巴拿研究所”的民调看出，并非上教堂的基督徒就有“基督教的世界观”。往往，不是人拥有世界观，而是世界观拥有人，因为世界观已经内化了。

        那么，什么是世界观呢？简言之，世界观就是个人对所处世界的全视野的认知和信念。这种认知和信念，决定了人的选择、行动和价值。

       世界观影响我们的价值判断。让笔者印象最深刻的，是2000年读到的寇尔森《世界观的故事》里面的一个故事。寇尔森是讲故事的高手，这个故事让我真正意识到世界观对人的影响：

        1996年的时侯，有一批东正教徒受到寇尔森监狱事工的影响，在保加利亚的一所监狱，修建了教堂和医院。寇尔森应邀前去参加医院的开幕式。没想到，司法部长也来参加盛会。当时，保加利亚还是马克思主义体制，司法部长则是忠实的马克思主义信徒。

        司法部长对监狱事工为这所医院所提供的大量捐助，诚挚地表示了感谢。

       寇尔森在致词时说，犯罪是个道德问题，监狱事工协助修建的医院，只能医治身体。人还需要道德上的更新，教堂就是为医治心灵而准备的。

       这些话，让那位马克思主义的信徒非常困惑，也非常不安。第二天，他邀请寇尔森到他的办公室。他坐在桌首，抽著烟，开门见山地问：“寇尔森先生，你昨天说，犯罪是个道德的问题，那是什么意思？你是说，那是个社会学的问题吗？”

        “不，犯罪是个人选择去做错事，所以是个人道德上的失败。”

       部长很礼貌地表示反对：“在我看来，犯罪是社会与经济因素造成的，是个人对环境所做的回应。”

       寇尔森也很客气地反驳：“道德层面的东西，超越社会上的各种力量。人是道德的动物，他要做道德上的抉择。”

       寇尔森知道，在马克思的唯物思想架构里，经济是一切力量的基础，文化、艺术、道德、宗教，这些都是上层建筑，用来反映统治阶层的经济利益，这位部长也因此无法了解所谓的“个人做道德选择”。

       部长说：“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明明知法，却故意犯法。”他认为：“只有惧怕，才可以吓阻人去犯法。”

       寇尔森回答：“先生，如果惧怕可以拦阻人的话，那么就没有人抽烟了。”这句话让部长有点紧张地挪动烟盒。

       之后，两人相视一笑。寇尔森接着说：“只有爱可以改变人类的行为。我如果爱一个人，我会做出让他高兴的事。如果我爱上帝，我会做出讨祂喜悦的事。只有爱可以让我们胜过有罪的自我中心。”

       部长满面困惑。寇尔森意识到，他们两人的世界观，有着巨大的鸿沟，就是薛华所谓“福音预工”的领域。在世界观问题没有厘清之前，两个人无法对话。因此，必须首先讨论部长的世界观。于是他就从柏拉图开始，与部长对话……

       这段描写，让我第一次认识到，原来“论理”、“讲理”并不简单。大家的“理”不一定相同。在不同“理”的情况下，去传福音的“理”是很难的。我开始认识到厘清世界观的重要性，这是寇尔森给我的启发。

       2007 年，专研“成长中的成年期”（Emerging Adult）的盖博．里昂斯（Gabe Lyons）采访了寇尔森。寇尔森表示，基督教就是“建立个人与耶稣基督的关系”的想法太狭窄了。他并不喜欢普遍使用的“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他认为应 当用“向耶稣基督降服”──基督教的中心是“用上帝的眼光来看待人生、世间一切的真实”。基督教就是一种世界观，是一种思想系统和生活。

       他认为，基督徒不是只坐在礼拜堂里拍拍手，唱唱诗歌，基督徒要走出教堂。他呼吁基督徒以基督教的世界观进入世界、影响世界、改变世界。基督教不仅仅要人得救，也把公平、正义带入社会。

        他希望后人给他的评价为：那位传扬“普遍恩典”和“文化使命”的人。“普遍恩典”让大家在道德议题上有交集，“文化使命”把这个世界改变得更好。他以成为今日的威廉．威伯大众为自我期许。我想，他做到了。

寇尔森与宗教右派

       寇尔森过目不忘。加尔文、凯伯尔、爱德华兹、尼克拉斯‧沃特斯托夫（Nicholas Wolterstorff）、斯普尔（R. C. Sproul）、卡尔．亨利、薛华、理查德．拉夫勒斯（Richard Lovelace，教会史学家）等人，对他影响甚深，扩展了他对福音的视野，开阔了他的心胸。他能接纳不同的宗派，尤其是天主教。

2009年，有鉴于基督教的几个基本信念受到挑战，寇尔森与一批基督徒领袖，共同发表了《曼哈坦宣言》，支持和肯定基督教的“生命神圣”、“传统婚姻”和“宗教自由”。这个宣言是他们在公共领域的表态。

       宣言自然也有政治上的含意，人们不免猜测寇尔森在效法早年的薛华，加入“宗教右派”的行列（寇尔森确实是共和党忠实的支持者）。依我看，这个观点并不正确。他的出发点是世界观，不是政治。

       几乎在发布《曼哈坦宣言》的同时，《纽约时报》因为“寇尔森世界观中心”开幕，采访了他。寇尔森借此机会，表明了他对宗教右派的看法：

       “我们在80年代，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把福音政治化了。作为好公民，我们应当参与政治，我们应当关心社会的公平、正义。但是，我们应当小心，不要与党派划等号。我们当时以为，只要选出好人，就可以挽救道德的恶化。那简直是胡扯﹗……

       “今天许多人说，让我们回到教会，把教会照顾好就行了。这种想法也有问题。不过，除非我们把教会搞好，我们无力改善政治，或文化。今天社会的现状，说明教会失败了。”
寇尔森认为，18-19世纪约翰．卫斯理与威伯大众的模式最为理想。对今天基督徒在党派间的切割，他表示非常懊恼：“太可怕了！（基督信仰）远比政治伟大得 多。耶稣如果生在今天，祂会把这批站在党派立场高举基督教旗帜的人，不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统统都看作‘圣殿里兑换银钱’的。这些人总是不明白这分野……

       “民主党做了很多好事，我们应当给予支持。我是从保守分子的角度说话。”换句话说，在政治上，他是针对议题，在议题上作全盘考量，不是针对党派。

       一般基督徒有个强有力的说辞：我们要不计代价，选出一位共和党员作总统。总统指定的大法官，可以改变那些有争议性的决定。寇尔森认为，这是本末倒置。法律 （包括对宪法的解释），反映社会道德的大环境。大法官不能改变文化环境，文化环境却决定大法官的立场。改变道德大环境，才是根本。

到底哪一样意义最大

       在水门案20周年纪念的时候，寇尔森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60分钟》节目的采访，说了一句让采访者麦克．华勒斯大吃一惊的话：“我为水门案感谢上帝！”

       这不是戏言，牢狱整个改变了寇尔森的人生。在《人生观的故事》（2005）里，他分享追求美好的人生有4个要点：

       1.生命本身就是礼物。成功往往是从苦难和失败中得来的。

       2.我们只有失去“生命”（放下自我），才能得到（美好的）生命。

       3.自由不是从遵照世界的期望或是实现自己的渴望中得到的。自由是在顺从自己的召命（使命）中得到。

       4.我们必须深刻认识自我内在的邪恶，才能拥抱美好的人生。

      《人生观的故事》里，有一段感言：“我最近想到，自己一生所有的成就，到底哪一样意义最大──当我临终的时候，哪些事最能给我安慰？”他接下来提到：1993 年，他与葛培理牧师、德蕾莎修女和索尔仁尼琴同时获得了“邓普顿宗教促进奖”！这可能是宗教界被社会认可的最高荣誉。奖金是100万美元！

       得奖后，他捐了全数奖金，奖牌也交给了秘书。

       但在他的公事包里有一封信，是3年前从西伯利亚的乌拉尔山脚下，监狱里的政治犯写来的。那批被世界遗忘的人告诉他，他们3,000个囚犯，共读一本他寄来的 《爱主你的上帝》。每个晚上，都有人在囚室里朗诵书中的一段，给15-20个犯人听。他们都读过了。这书是他们黑暗中的希望。

       寇尔森在读到此信的那个冬天，即在严寒中赶赴西伯利亚──那是一个让他永难忘怀的相聚。

       拿着这封信，他问自己，到底是邓普顿奖，还是西伯利亚那3,000囚犯，对他更有意义？他说：“我连那个奖牌现在放在哪里，都不知道。但是，我把这封信放在 我的公事包里。每当我极度疲倦、沮丧，或是心灰意懒的时候，我就把信拿出来，重新读一遍。如果临终前还有时间的话，我会把信放在我的床头。”

       笔者并不认为“基督教的世界观”就是基督教的中心──天国才是基督信仰的中心。让我最向往的就是天国的实现，能够与基督永远同在。其实，寇尔森在写《世界观 的故事》的时候，也意识到了，把世界观搞对了，不见得就会有信心。上帝如果是用理性认知就可以完全了解的，我们就不需要信心了。

       不过，天国的世界观，确实是我们处世的准则。寇尔森推行了这个世界观，完成自己的使命。就像为他写传记的约拿单‧艾肯（Jonathan Aitken）在2005年所写的：寇尔森虽不完美，但他是福音界的重量级人物，是美国“仅次于葛培理牧师的基督教领袖”。他领导福音界走出窠臼，身体力 行地从事“文化使命”。在这点上，他是我们的楷模。

作者为本刊特约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