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觀的“使徒”寇爾森

臨風

本文原刊於《舉目》57期

       2012年4月21日,監獄事工創辦人查理斯.寇爾森(Charles Colson,朋友暱稱Chuck Colson, 1931-2012),因腦溢血辭世,讓世界頓失一盞明燈。

        寇爾森早年在白宮作總統的特別助理,因為做事不擇手段,被冠以“尼克森總統的刀斧手”,後因“水門案”入獄。入獄前,他因魯益士的《返璞歸真》信主。出獄後,他開創並投入受刑人事工逾35年,直到去世。

世界觀的大師

        寇爾森不僅在全世界創辦“監獄事工”,還寫作:從《重生》開始,他前後寫了不下30本書,共計銷售2,500萬本以上!他每天的“中斷點” (Breakpoint)廣播節目,有1200家電台轉播,並且內容同步貼在網上。聽眾每天至少有800萬人。此外,他還開展了“百夫長查經計劃”,以及 “寇爾森世界觀中心”等等活動。

        一個人精力有限,他怎麼可能這麼多產呢?一個原因,是他吸收了一批非常優秀的代筆高手。其中有些寫手,後來也成為名作家或評論家。然而他一切作品都是以第一人稱敘述,我相信主要的思路還是他的,寇爾森是這些作品的靈魂。

        寇爾森工作的主軸,那就是體現“世界觀對人類的影響”。他深知“理念”對人的重要性。他強調:“理念(觀念)極其重要,它會發生作用。”這“理念”(idea),就是“世界觀”背後的思想。

        他整個事工的目的,是要推動“基督教的世界觀”。世界觀之爭是大問題。從近年“巴拿研究所”的民調看出,並非上教堂的基督徒就有“基督教的世界觀”。往往,不是人擁有世界觀,而是世界觀擁有人,因為世界觀已經內化了。

        那麼,什麼是世界觀呢?簡言之,世界觀就是個人對所處世界的全視野的認知和信念。這種認知和信念,決定了人的選擇、行動和價值。

       世界觀影響我們的價值判斷。讓筆者印象最深刻的,是2000年讀到的寇爾森《世界觀的故事》裡面的一個故事。寇爾森是講故事的高手,這個故事讓我真正意識到世界觀對人的影響:

        1996年的時侯,有一批東正教徒受到寇爾森監獄事工的影響,在保加利亞的一所監獄,修建了教堂和醫院。寇爾森應邀前去參加醫院的開幕式。沒想到,司法部長也來參加盛會。當時,保加利亞還是馬克思主義體制,司法部長則是忠實的馬克思主義信徒。

        司法部長對監獄事工為這所醫院所提供的大量捐助,誠摯地表示了感謝。

       寇爾森在致詞時說,犯罪是個道德問題,監獄事工協助修建的醫院,只能醫治身體。人還需要道德上的更新,教堂就是為醫治心靈而準備的。

       這些話,讓那位馬克思主義的信徒非常困惑,也非常不安。第二天,他邀請寇爾森到他的辦公室。他坐在桌首,抽著煙,開門見山地問:“寇爾森先生,你昨天說,犯罪是個道德的問題,那是什麼意思?你是說,那是個社會學的問題嗎?”

        “不,犯罪是個人選擇去做錯事,所以是個人道德上的失敗。”

       部長很禮貌地表示反對:“在我看來,犯罪是社會與經濟因素造成的,是個人對環境所做的回應。”

       寇爾森也很客氣地反駁:“道德層面的東西,超越社會上的各種力量。人是道德的動物,他要做道德上的抉擇。”

       寇爾森知道,在馬克思的唯物思想架構裡,經濟是一切力量的基礎,文化、藝術、道德、宗教,這些都是上層建築,用來反映統治階層的經濟利益,這位部長也因此無法瞭解所謂的“個人做道德選擇”。

       部長說:“我不明白,為什麼有些人明明知法,卻故意犯法。”他認為:“只有懼怕,才可以嚇阻人去犯法。”

       寇爾森回答:“先生,如果懼怕可以攔阻人的話,那麼就沒有人抽煙了。”這句話讓部長有點緊張地挪動煙盒。

       之後,兩人相視一笑。寇爾森接著說:“只有愛可以改變人類的行為。我如果愛一個人,我會做出讓他高興的事。如果我愛上帝,我會做出討祂喜悅的事。只有愛可以讓我們勝過有罪的自我中心。”

       部長滿面困惑。寇爾森意識到,他們兩人的世界觀,有著巨大的鴻溝,就是薛華所謂“福音預工”的領域。在世界觀問題沒有釐清之前,兩個人無法對話。因此,必須首先討論部長的世界觀。於是他就從柏拉圖開始,與部長對話……

       這段描寫,讓我第一次認識到,原來“論理”、“講理”並不簡單。大家的“理”不一定相同。在不同“理”的情況下,去傳福音的“理”是很難的。我開始認識到釐清世界觀的重要性,這是寇爾森給我的啟發。

       2007 年,專研“成長中的成年期”(Emerging Adult)的蓋博.里昂斯(Gabe Lyons)採訪了寇爾森。寇爾森表示,基督教就是“建立個人與耶穌基督的關係”的想法太狹窄了。他並不喜歡普遍使用的“接受耶穌基督為救主”,他認為應 當用“向耶穌基督降服”──基督教的中心是“用上帝的眼光來看待人生、世間一切的真實”。基督教就是一種世界觀,是一種思想系統和生活。

       他認為,基督徒不是只坐在禮拜堂裡拍拍手,唱唱詩歌,基督徒要走出教堂。他呼籲基督徒以基督教的世界觀進入世界、影響世界、改變世界。基督教不僅僅要人得救,也把公平、正義帶入社會。

        他希望後人給他的評價為:那位傳揚“普遍恩典”和“文化使命”的人。“普遍恩典”讓大家在道德議題上有交集,“文化使命”把這個世界改變得更好。他以成為今日的威廉.威伯福斯為自我期許。我想,他做到了。

寇爾森與宗教右派

       寇爾森過目不忘。加爾文、凱伯爾、愛德華茲、尼克拉斯‧沃特斯托夫(Nicholas Wolterstorff)、斯普爾(R. C. Sproul)、卡爾.亨利、薛華、理查德.拉夫勒斯(Richard Lovelace,教會史學家)等人,對他影響甚深,擴展了他對福音的視野,開闊了他的心胸。他能接納不同的宗派,尤其是天主教。

2009年,有鑒於基督教的幾個基本信念受到挑戰,寇爾森與一批基督徒領袖,共同發表了《曼哈坦宣言》,支持和肯定基督教的“生命神聖”、“傳統婚姻”和“宗教自由”。這個宣言是他們在公共領域的表態。

       宣言自然也有政治上的含意,人們不免猜測寇爾森在效法早年的薛華,加入“宗教右派”的行列(寇爾森確實是共和黨忠實的支持者)。依我看,這個觀點並不正確。他的出發點是世界觀,不是政治。

       幾乎在發佈《曼哈坦宣言》的同時,《紐約時報》因為“寇爾森世界觀中心”開幕,採訪了他。寇爾森藉此機會,表明了他對宗教右派的看法:

       “我們在80年代,犯了一個很大的錯誤,把福音政治化了。作為好公民,我們應當參與政治,我們應當關心社會的公平、正義。但是,我們應當小心,不要與黨派劃等號。我們當時以為,只要選出好人,就可以挽救道德的惡化。那簡直是胡扯﹗……

       “今天許多人說,讓我們回到教會,把教會照顧好就行了。這種想法也有問題。不過,除非我們把教會搞好,我們無力改善政治,或文化。今天社會的現狀,說明教會失敗了。”
寇爾森認為,18-19世紀約翰.衛斯理與威伯福斯的模式最為理想。對今天基督徒在黨派間的切割,他表示非常懊惱:“太可怕了!(基督信仰)遠比政治偉大得 多。耶穌如果生在今天,祂會把這批站在黨派立場高舉基督教旗幟的人,不論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統統都看作‘聖殿裡兌換銀錢’的。這些人總是不明白這分野……

       “民主黨做了很多好事,我們應當給予支持。我是從保守分子的角度說話。”換句話說,在政治上,他是針對議題,在議題上作全盤考量,不是針對黨派。

       一般基督徒有個強有力的說辭:我們要不計代價,選出一位共和黨員作總統。總統指定的大法官,可以改變那些有爭議性的決定。寇爾森認為,這是本末倒置。法律 (包括對憲法的解釋),反映社會道德的大環境。大法官不能改變文化環境,文化環境卻決定大法官的立場。改變道德大環境,才是根本。

到底哪一樣意義最大

       在水門案20周年紀念的時候,寇爾森接受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60分鐘》節目的採訪,說了一句讓採訪者麥克.華勒斯大吃一驚的話:“我為水門案感謝上帝!”

       這不是戲言,牢獄整個改變了寇爾森的人生。在《人生觀的故事》(2005)裡,他分享追求美好的人生有4個要點:

       1.生命本身就是禮物。成功往往是從苦難和失敗中得來的。

       2.我們只有失去“生命”(放下自我),才能得到(美好的)生命。

       3.自由不是從遵照世界的期望或是實現自己的渴望中得到的。自由是在順從自己的召命(使命)中得到。

       4.我們必須深刻認識自我內在的邪惡,才能擁抱美好的人生。

      《人生觀的故事》裡,有一段感言:“我最近想到,自己一生所有的成就,到底哪一樣意義最大──當我臨終的時候,哪些事最能給我安慰?”他接下來提到:1993 年,他與葛培理牧師、德蕾莎修女和索爾仁尼琴同時獲得了“鄧普頓宗教促進獎”!這可能是宗教界被社會認可的最高榮譽。獎金是100萬美元!

       得獎後,他捐了全數獎金,獎牌也交給了秘書。

       但在他的公事包裡有一封信,是3年前從西伯利亞的烏拉爾山腳下,監獄裡的政治犯寫來的。那批被世界遺忘的人告訴他,他們3,000個囚犯,共讀一本他寄來的 《愛主你的上帝》。每個晚上,都有人在囚室裡朗誦書中的一段,給15-20個犯人聽。他們都讀過了。這書是他們黑暗中的希望。

       寇爾森在讀到此信的那個冬天,即在嚴寒中趕赴西伯利亞──那是一個讓他永難忘懷的相聚。

       拿著這封信,他問自己,到底是鄧普頓獎,還是西伯利亞那3,000囚犯,對他更有意義?他說:“我連那個獎牌現在放在哪裡,都不知道。但是,我把這封信放在 我的公事包裡。每當我極度疲倦、沮喪,或是心灰意懶的時候,我就把信拿出來,重新讀一遍。如果臨終前還有時間的話,我會把信放在我的床頭。”

       筆者並不認為“基督教的世界觀”就是基督教的中心──天國才是基督信仰的中心。讓我最嚮往的就是天國的實現,能夠與基督永遠同在。其實,寇爾森在寫《世界觀 的故事》的時候,也意識到了,把世界觀搞對了,不見得就會有信心。上帝如果是用理性認知就可以完全瞭解的,我們就不需要信心了。

       不過,天國的世界觀,確實是我們處世的準則。寇爾森推行了這個世界觀,完成自己的使命。就像為他寫傳記的約拿單‧艾肯(Jonathan Aitken)在2005年所寫的:寇爾森雖不完美,但他是福音界的重量級人物,是美國“僅次於葛培理牧師的基督教領袖”。他領導福音界走出窠臼,身體力 行地從事“文化使命”。在這點上,他是我們的楷模。

作者為本刊特約編輯。

Be the first to comment

Leave a Reply

Your email address will not be publish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