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于《举目》杂志56期

亦文

        说到赴华宣教士，大多数人都会想 到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和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就如《约翰福音》3章16节被视作整本圣经的总结一样，马礼逊作为首位赴华宣教士、戴德生作为中国内地会创始人，两位先贤几乎成了整部在 华宣教史的“形象代言人”。

        很多中国天主教史的著述上，都会提到：1552年，沙勿略因不能进入中国，含恨在广州某一离岛逝世。同年，利玛窦在意大利出生。两人虽未谋面，后者却继承了前者的意志，成功地进入中国，并撒下了福音的种子。

       然而，很少有人会细究，马礼逊于1834年在广州夷馆去世，戴德生于1832年在英国邦士立（Barnsley）出生、1865年成立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这之间的数十年岁月中发生过什么事，涌现过什么人。

        近年来，因瓦莱利亚‧格里菲斯师母（Valerie Griffiths，注1）的研究，和戴绍曾牧师与张陈一萍师母的考证，纷纭模糊的往事逐渐重现在我们眼前——填补马礼逊和戴德生之间那段历史空白的，竟然是6位名叫玛利亚（注2）的女子。

创办中文班

        1824年至1826年，在广州、澳门两地生活了14年之久的马礼逊，首度，也是唯一一次返英述职。在英期间，他大力推广对华宣教的异象。但因为他的很多想法过于前瞻性，英国教会的反应并不强烈。

        他在英国述职的短短两年期间，他创办了一项在当时看来微不足道的事工，却给后来的中国教会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他为有志到中国宣教的青年男女，开办了两个中 文班。男子班设在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总部，由4名受过神学培训的准宣教士组成。其中的3名，施约翰（John Smith，注3）、汤雅各（Jacob Tomlin，注4）和台约尔（Samuel Dyer，注5），后都加入伦敦会，投入新马两地的华人宣教事工（注6）。

       女子班则设在马礼逊家中，学生是3位名不经传的普通女子：谭玛莉（Maria Tarn）、纽薇尔（Maria Newell）和艾迪绥（Mary Ann Aldersey），即那6位玛利亚中的3位。
也就是说，20年内，7名学生中的6名，都成为了赴华宣教士。

第一位玛利亚：谭玛莉（Maria Tarn，1803－1846）

        马礼逊的语言学生中，男生班的台约尔和女生班的谭玛莉彼此倾心。谭玛莉的父亲谭约瑟（Joseph Tarn）先后出任过伦敦会理事、圣教书会（Religious Tract Society）司库，和圣经公会副总干事兼会计。而台约尔的父亲台约翰（John Dyer），也是伦敦会的理事。

        台约尔和谭玛莉新婚蜜月刚结束，二人便加入了前往远东的宣教团队。谭玛莉辅佐丈夫，在槟城、马六甲和新加坡等地宣教，同时也开办女校、领养孤儿。

       台约尔去世后，谭玛莉没有回国，而是继承丈夫的遗志，留在了槟城。

第二位玛利亚：纽薇尔（Maria Newell，1800－1831）

        1827年4月11日，与台约尔夫妇一同起航的，还有3对夫妇（注7）和一位单身女子。此乃伦敦会有史以来，在同一月中差派人数最多的一次。

        那位单身女子，便是谭玛莉的同班同学纽薇尔。由于当时的差会极少差派单身女子从事异国宣教工作，纽薇尔成为伦敦会宣教士名录上的首位女性成员（注8），也是首位前往东亚从事女子教育的西方基督徒女性（注9）。

       适时马六甲已有一所英华书院，由马礼逊倡议、米怜（William Milne）创建，专门培养欧裔和华裔的男童，被公认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家正规中文学校。纽薇尔抵达马六甲后，很快开办了一所相应的女子学校。纽薇尔针对 当地华侨、马来人、葡萄牙人和欧亚混血儿等不同族群的需求，聘用了当地的教师。1829年，女校增加到5所。

        一项事工开始之初，势必在经验、人手、资金方面皆极度缺乏。纽薇尔频频写信给伦敦会和圣经公会，请求增派人手。

第三位玛利亚：华乐斯（Mary Wallace，生卒不详）

        1829年5月，华乐斯抵达马六甲，协助纽薇尔办理女校。

        次年，纽薇尔与荷兰籍宣教士郭实腊（Karl Gutzlaff）结婚，离开了马六甲。一年后，因难产死于曼谷。

        华乐斯一个人，既没有前辈指点，也没有同工协助，没有资金来源，处境非常艰辛，而且女校已扩至10所（注10）。由于伦敦会始终不愿接受华乐斯为正式成员（反而表示，可以补助100英镑，作为她回国的旅费），华乐斯只能依靠各方面不定期的少量奉献，勉力维持。

        好在华乐斯在女子教育方面既有忠心，也有恩赐。台约尔也禁不住夸奖：“华乐斯姊妹乃真传教士也！”要知道，在那个年代，“宣教士”一词是仅用来指称男性的。谭玛莉参观过华乐斯主持的女校后，亦深受启发，对槟城女校加以改革，事工遂有突破。

        另一位美国传教士（注11），参观完华乐斯的女校后，也不禁在祷告信中感慨：基督教国家中的人，很难理解竟有这样的女性同胞，可以如此牺牲自我，甘愿在嘈杂、无知以及衣不蔽体的孩童中，奉献自己的青春岁月！

第四位玛利亚：温施娣（Mary Wanstall，？－1849）

        1832 年，华乐斯终于盼来了一位由伦敦妇女教育会（The Ladies Society for Native Female Education）差派来的女同工温施娣，与她共同面对这个庞大的禾场。然而不到两年光景，丧妻3年的郭实腊回到马六甲，娶温施娣为续弦，一同返回澳 门。

        常年辛劳且再度落单的华乐斯，无法面对这一打击，竟告精神崩溃。因船长拒载，她不能回国休养，当时也没有专业的心理辅导和精神治疗，竟流落、困顿于槟城监狱，耽搁到1836年11月，才从孟加拉搭船返回故乡。

       不过，成为宣教士妻子的温施娣并未放弃宣教使命。新婚第二年，温施娣便在“印度与东方女性教育促进会”（Associ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Female Education in India and the East）的帮助下，在澳门创立女校。共收有12名女生，2名男生。首名中国留美学生容闳，便是其中之一。容闳后来在自传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西学东渐》）中，特别提到过这位“郭实腊夫人”。

        因为人手不够，温施娣又越过重洋，请来自己家族中的两位年轻女性做助手。 1839年，鸦片战争前夕，林则徐下令将英国人驱逐出澳门，温施娣只能解散学校，带着3名盲女前往美国。于1849年去世。

        在澳门女校中工作过的两名女教师，后来分别嫁给了医疗传教士雒魏林（Dr. William Lockhart）和麦克奇牧师（Rev. MacClatchy）。

第五位玛利亚：艾迪绥（Mary Ann Aldersey，1797－1868）

马礼逊家中女子中文班中的大姐艾迪绥，一直对海外宣教有很大的负担。她常年鼓励女性回应马礼逊的呼召，并向女性宣教士提供经济支援。

       然而有人反问她：“为什么你自己不去？”

       艾迪绥的苦衷是：宣教一事，她好不容易得到了鳏居老父的许可，却又遇到哥哥丧偶，她必须照顾8个未成年的侄儿、侄女。

       直到哥哥再婚，艾迪绥已届不惑之年。在没有差会支援的情况下，她以独立传教士的身分，前往巴尔维亚。

       1842 年《南京条约》签订之际，艾迪绥已在印尼泗水（Surabaya）等地宣教多年，积累了经验。当其他传教士仍在广州和香港商讨宣教事宜之际，勇气过人的 她，竟独自前往按照《南京条约》刚刚成为通商口岸的宁波，成为史上记载的首位进入中国大陆的西方女性，并创办了中国大陆首间女子寄宿学校（注12）。

       她的助手，也是一名叫玛利亚的女弟子（Mary Ann Leisk），以及两名来自苏腊巴亚的女学生。她鼓励宁波女校的学生和新加坡女校的学生互相通信，恐怕这是最早的跨国“笔友”姐妹学校。

第六位玛利亚：戴玛利亚（Maria Jane Dyer，1837－1870）

       9年后，艾迪绥的助手Mary Ann Leisk将因结婚之故离开宁波。谁来接替她的工作呢？
艾迪绥很自然地想到了故人之女，台约尔和谭玛莉的两个女儿宝丽娜（Burella Hunter Dyer）和玛利亚（Maria Jane Dyer）。当年艾迪绥赴巴尔维亚宣教，玛利亚（Maria Jane Dyer）同年在马六甲出生。五口通商之后，在南洋一带等候多年的宣教士们聚集到香港，召开大会，协商宣教大业。台约尔在会议期间操劳过度，感染热病去 世。

       两年后，谭玛莉与德国独立传教士包森（Johann Georg Bausum）再结连理，不幸一年后也与世长辞。玛利亚姐妹和哥哥台慕尔（Samuel Dyer Jr.）都成了孤儿。谭玛莉的哥嫂收养了姐妹两人。

      1852年，艾迪绥去信邀请17岁的宝丽娜前来。妹妹玛利亚不愿与姐姐分离，因此一同前往宁波。

       后面的故事，很多人耳熟能详。玛利亚婉拒了英国领事馆翻译官、伦敦会汉学后起之秀艾约瑟（Joseph Edkins，注13）的求婚，不顾监护人艾迪绥的强烈反对，嫁给了既无学位、又未按牧、身无长物、身材瘦小、没有差会背景、改穿中国服装、脑后拖着长辫的戴德生。

        1865年，玛利亚支持戴德生成立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她带领众多单身女性进入中国内地宣教，被誉为“内地会之母”。1870年，玛利亚病逝于镇江，享年仅33岁，是上述6位玛利亚中，唯一葬在中国本土的赴华宣教士。

“玛利亚现象”对今日的启迪

        说到宣教士，人们脑海中往往浮现出男性群像。说到对华宣教史，大家通常也只记得一些男性及其事蹟，殊不知姊妹在普世差传中做出过极大的贡献。

       西方海外宣教运动兴起之初，社会和教会的传统，要求女性安身立命在家庭和男性的保护之下。除了特例，姊妹到海外宣教的最大机会，便是嫁给男性宣教士，以“妻 子”（如谭玛莉）的身分，辅助男性主力的事工。当然，也有以各种亲属身份参与事工的（如温施娣的两个家族女性，注14）。

        等到西方差会正 式赋予单身女性“宣教士”名分，海外宣教的队伍随即得到大幅增长。通常，有一位男性宣教士，就会有一位相应的宣教士妻子，此外还有数量相等的单身女性，从 而形成1：1：1的黄金比例。也就是说，绝大部分差传团队中，姊妹人数在百多年的历史中，始终是弟兄的两倍。

        很多差会领袖困惑地问：“为什么我们向上帝求弟兄，蒙召的却都是些姐妹？”“汉子们哪里去了？”（注15）这恐怕也是绝大多数差传机构的困惑。关键并非在于奉献自我的女性太多，而是委身大使命的男性太少。

       “女性化”不仅是西人团队中的现象，也是华人团队中的现象。由谭玛莉所创的新加坡女校（注16），学生大多来自底层家庭，甚至是孤儿或弃儿。她们在短短数年的 学校生活中，接受了完整、实用和敬虔的基础教育。在男性基督徒极度缺乏的情况下，她们成为了第一代的圣经妇女（Bible women）和女传道人。

        新加坡女校，这个新加坡现存历史最悠久的学校，已更名为“圣玛格烈学校”（St. Margaret’s School），并在教会界获得一个美称：“基督徒妻子训练之家”，因为其毕业生中，至少有两百多人嫁给了中国大陆的牧师。

        时至今日，我们仍无法估算，中国教会品格的形成，在多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些早期的“新加坡师母”。

        相较之下，同时代的英华书院，虽然马礼逊和米怜最初办校的宗旨之一，是培养宣教士，却没有一名男性毕业生愿意接受差派、付出代价。

        马礼逊等先贤，很早就预见到女性是向下一代传递信仰的重要因素。若没有女性宣教士，不仅宣教士队伍至少会缩水2／3，在华宣教事工只能触及中国一半的人口，恐怕每一代人在信仰上都需要重新开始。

       我们即便没有先贤的先见之明，但至少应该有足够的事后之明，来追溯并效仿欧裔“玛利亚们”的历史贡献。曾在香港、新马、北美等地牧会以及教授神学，并出任过华福总干事的麦希真牧师，在《使者》上撰文，言及姊妹在全球华人教会中的地位——
在东南亚男女相当不平等的地区，教会普遍设立了女牧师、女传道、女长老、女执事；在港台男女稍为不平等的地区，女牧师制度未普遍，但女长老、女执事和女传 道，则相对较普遍；在男女十分平等的北美地区的华人教会，却普遍没有女牧师、女长老、女执事，甚至女传道也不普遍（注17）。

生命的传承

       在普世差传的历史中，涌现过很多“宣教世家”。读者应该记得，本文中第六位玛利亚，就是第一位玛利亚之女。在上述6位玛利亚中，只有这两位诞育过子女（注18）。
台约尔和谭玛莉夫妇英年早逝，他们的3个子女当时都只有十来岁。但他们成年后，皆为父母的未竟之功前来中国，并且都葬在禾场（注19）。

        先 是1852年，姐妹两人前往宁波协助女子教育，并相继嫁给了两位传教士（注20）。25年后，哥哥台慕尔，应大英圣经公会之邀，接任著名传教士伟烈亚力 （Alexander Wylie）的驻华代理人之要职，并与妹夫戴德生所领导的内地会密切合作，将成千上万本圣经与福音小册子带入内地省份。

       玛利亚和戴德生共育有8个儿女，但只有4人长大成人。其中3人—— 戴存仁（Herbert Hudson Taylor）、戴存义（Frederick Howard Taylor）和戴存爱（Maria Hudson Taylor，又一位玛利亚！）返回中国，加入内地会的宣教事工。他们的后代，现在仍献身于华人宣教事业。

        除了按主的诫命哺育子女，还有 很多像华乐斯和艾迪绥那样的未婚女宣教士，为了福音的缘故而守单身，哺育了很多属灵的儿女。艾迪绥的宁波女校，她带领的4名欧裔女教师，至少3名 （Leisk、宝丽娜和玛利亚）嫁给了传教士。女学生的去向虽然无法一一考证，但从存留下来的史料推测，绝大部分都成为了中国传道人的妻子。

       在看到生命传承的历史印证的同时，我们也必须面对当前时代和环境的挑战。2011年华福大会中工作坊的题目之一，便是“最美的投资：动员教会第二代参与普世 宣教”。中国教会的差传事工刚刚起步，还在“孵化”第一代宣教士的阶段，尚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第二代宣教士，因此很少将MK（Missionary Kids，即宣教士子女）或TCK（Third Culture Kids，即第三文化儿童）纳入议事日程。然而这却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因为，在一胎化政策的中国，随着生育和教育成本的高涨，每个基督徒父母都感受到“亚伯拉罕献以撒”时的挣扎（注21）。在海外的移民家庭，虽然不受计划生育 政策的限制，但整个家庭往往为了子女教育放弃很多，因此将子女献作宣教士的代价也不菲。已经投身宣教禾场的华人，也有不少因为子女教育而进退两难。

        MK 是巨大的潜在资源。教会如果能关注这一群体，将他们培养成第二代宣教士，他们在语言与文化适应方面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教会若是忽略这一群体，视之为宣教 士“个人所付的代价”，不仅会造成家庭的损失，也会造成宣教事工的损失，甚至神国的损失（有的MK放弃信仰，甚至反戈相击）。

宣教要趁早，坚守要持久

       笔者在了解宣教史的过程中，惊讶地发现，各差会甄选成员要求极其严格，赴华传教士却仍都是年轻的小字辈：马礼逊25岁成为首位赴华新教宣教士，台约尔和谭玛 莉夫妇起航时只有23、24岁，戴德生21岁放弃医学学位赴华，玛利亚抵达宁波时竟还不满16岁！戴德生的儿女辈中，长子戴存仁和父亲一样放弃医学培训， 来华时年20岁，戴存爱仅17岁。
然而，他们的属灵品格和圣经装备，却远远成熟过现代的信徒，差会和教会也似从未担心过他们“嘴上没毛、办事不牢”。回顾新约时代，12门徒都是年轻时，便被主耶稣呼召出来担负天国的使命。保罗和巴拿巴也带领不少年轻人成为教会的中坚，甚至是各地教会的主要负责人。

       现今，青年人在教会所担任的事工面很窄，一方面因为教会觉得他们太年轻，不敢交棒，另一方面，青年人也自认太年轻而不敢接棒。台湾的郑家常长老，40岁时参 加第一届青年宣道大会，被视作“年轻的长老”。他则举吴勇长老30岁成为长老的例子，激励当时在座的青年和长辈，重新审视教会与青年的问题（注22）。

        与早期宣教士献身年龄偏小相对应的，是他们委身的年月的长度：以40岁的“高龄”投入宣教事工的艾迪绥，工作24年后才退休。44岁来华的台慕尔，事奉了18年。戴德生献身中国宣教事业凡53年，长子戴存仁加入内地会51年，次子戴存义49年。

       其他几位宣教士，虽然没有那么久，但他们并非自行退出禾场，而是上帝使他们息了地上的劳苦：马礼逊25年、台约尔16年、谭玛莉19年、玛利亚18年、戴存爱13年。

       他们对圣工的委身，让我想起基督徒婚礼上的一句誓词：“除非死亡把我们分开！”纽薇尔之难产早逝、华乐斯之精神崩溃（注23）、宝丽娜和玛利亚姐妹之染疫病 逝、戴德生因心系中国求婚被拒，都是那个时代投身海外宣教的圣徒经常付出的代价。谭玛莉留守槟城、温施娣重执教职、艾迪绥和台慕尔中年出征、戴德生父子放 弃即将到手的医学文凭，也是那个时代的宣教士为了主，常作出的不寻常选择。

        随着国际旅游业的兴起，教会开始流行以月，甚至周为计算单位的 “短宣”（short term mission）。从某种角度而言，这是对“虽至于死”的宣教传统的一种廉价替代方案。短宣神学甚至给教会和信徒错误的印象：我们已经参加了宣教，而且已 经到了人人参加、年年参加的普及度，因此不必另外去还福音的债了。

       在这样的思潮下，奉献两到三年，已经变成“长宣”了。

       与此相呼应的，是以“带职事奉”（tent-making）完全取代终身、全时间宣教（career missionary）。但不知我们中间有多少人是保罗式的织帐篷者，又有多少人是百基拉和亚居拉式的织帐篷者？马礼逊是典型的带职事奉，但他用业余时间 翻译了新旧约圣经、编纂了英汉字典，还撰写了大量与宣教有关的文章与信件。然而当今专业化的程度，以及职场对从业人员要求的强度，已很难让人兼顾宣教与职 业。我们即便有相仿的心志与异象，也未必能成就相仿的善工。

       由于义务教育的普及、高等教育的“贬值”和神学培训的“升级”，信徒若要达到 大多数宣教机构的资历要求，恐怕都已臻而立之年。而急于求成的浮躁心理，不仅酿出“成功神学”的苦酒，也开始渗透、腐蚀福音宣教的理念。中国教会面对这种 种新旧交替、真伪混杂，当如何在甄选宣教士的过程中，保持年龄、成熟度与语言学习、文化适应之间的平衡，以及长宣与短宣的平衡，宣教与专业的平衡，是需要 深思的。

宣教动员与宣教关怀

        通常我们不会记得艾迪绥这位女性先驱，即便记得，也往往是她固执与古板地阻扰戴德生和玛利亚自由恋爱，却忽略了在同一银币的另一面，是她甘做嫁衣的宣教热忱。

       且不说艾迪绥后来在禾场的成就，单她在起初10年，鼓励、促成、资助别人走上宣教之路，便功不可没。

       当伦敦会考虑纽薇尔和另一位女同工的申请时，艾迪绥便奉献了一笔钱，足以差派两位女宣教士。华乐斯的成行，在很大程度也得力于艾迪绥。由于纽薇尔初抵马六甲 时，和当地的男性同工发生意见，导致伦敦会不愿再正式委派第二位单身女性从事海外宣教。艾迪绥遂发动其他热心女友，奔走劝募，为此事累计筹措600余英镑 （注24）。

       这绝非小数目，伦敦会最初给马礼逊的生活津贴为200英镑一年。马礼逊接受东印度公司译员一职，所得的年薪为500英镑。当 时尚没有现代意义的宣教动员（mission mobilization）和宣教士关怀（missionary care），艾迪绥只不过是凭著“身不能往、心向往之”的宣教热忱，和女性善于关怀的本能，摸索而行。

        马礼逊的去世，对宣教士宣导的中国女子教育带来两大影响：

        一是，澳门的外侨团体为了纪念他，成立了马礼逊教育协会（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温施娣的女校，便是因为接收了该协会下属马礼逊学校的生源，得以领取固定的赞助金，维持运转。

       二是，美国宣教士雅裨理（David Abeel）在伦敦休养期间，重提马礼逊的遗愿，终于促成了全世界第一个由女性组成的差传机构──东方女子教育促进协会（Society for Promoting Female Education in the East，注25）。

        1834年至1875年间，该机构差派了 153位女性，资助了62位女性出任全世界各禾场宣教士创办的女子学校的教员。常年从事宣教动员的艾迪绥，和谭玛莉的嫂子（注26），都成为该协会理事会 的成员。从此，女性传教士的培训、旅费、津贴等后勤体系，逐渐规范化，大大减少了华乐斯式的悲剧的重演。

        台约尔和谭玛莉的遗孤如果没有合 宜的抚养，也不可能成长为第二代宣教士，这些都是宣教关怀的范畴。表面看来，戴玛利亚在内地会并没有轰轰烈烈的大事业，但她最关键的贡献，在于运用自己多 年观察、积累的宣教经验，对新来乍到的单身女宣教士进行“现场指导”。无声的榜样，价值是无法估算的。

        虽然全球化和现代科技使地球变小了，文化变近了，语言学习的管道丰富了，但各种资料都显示，宣教士在第一期（主要是语言学习和文化适应的预备阶段），流失率很高。这与差会的跟进关怀不力有关系。

        宣教士流失的问题，显然并非局限于初抵禾场的新手。马礼逊晚年与差会发生了很多矛盾和误会，戴德生也因为对差会的失望而退出了中国布道会。以战争来形容，如 果说现代战争是举国国力的比拼，宣教也绝非若干一线宣教士的专职，牵动的是整个地方教会的大动脉。委身于大使命的，不应该只是宣教士本人，而是差派他或她 的整个教会或差会。

        西方教会拥有数百年的经验，其差传体系比较成熟，比较愿意拨出一部分资源，投入禾场之外的相关事工。作为后起之秀的中国教会，在差派宣教士上已勉为其难、捉襟见肘，如何再建构后勤、关怀和动员体系，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结语

        这6位玛利亚所建构的生命线，连接了中国宣教史上“迷失的环节”（missing link），使得马礼逊和戴德生这两位宣教伟人，不再被视为孤立的历史人物。

       玛利亚是那个时代最常见的名字。当英国的基督徒父母为女儿选取这个名字之际，耶稣母亲玛利亚的颂歌“我的心尊主为大”，当是题中应有之义。“尊主为大”不仅 是上帝对女人的期待，也是上帝对男人的期待，但愿这篇以“玛利亚”为题的文章，能激励更多的弟兄姊妹投入普世宣教的事工。

注：

1.Valerie Griffiths为海外基督使团前任国际总主任Michael Griffiths的夫人，在日本、新加坡宣教23年。

2.这六位女性的英文名字，为Mary和Marie两种。因Marie是Mary的变体，中文皆可译作“玛利亚”。但为了区别，也为忠于历史文献，本文选用了她们夫姓的中文译名（取自《虽至于死》一书）。

3.施约翰于1826年，由马礼逊带队，和汤雅各一起前往新加坡和马六甲宣教。1829年后返英述职，后事不详。

4.汤雅各毕业于剑桥大学，1826年由马礼逊带队，和施约翰一起前往南洋，曾在新加坡、马六甲、曼谷、巴达维亚等地宣教，任英华书院院长，1836年返英。

5.台约尔先后就读于伦敦法学院、剑桥大学、高士坡（Gosport）神学院、贺士敦（Hoxton）宣教学院。1827年赴新马宣教，创中文铅活字。1843年香港宣教士大会期间，染病去世。

6.另一位学生威金斯（Wilkins），下落不详。

7.除台氏夫妇外，其他3对夫妇皆前往印度宣教。

8.纽薇尔的编号为270a。从编号的方式，亦可看出，即便是破例列入名册，当时西方教会仍将女性宣教士视为正式成员之外的附属成员。

9.早在1821年，另一位名为玛利亚的威尔逊夫人（Mrs. Mary Cooke Wilson），已在加尔各答创办了女子学校。

10.由于习俗和气候的限制，女性不能离家太远，因此只能在不同社区开设小规模（10－50人）的女校。1831年10月，华乐斯所负责的10所女校中，中文学校占8所，马来文和坦米尔（Tamil）文各1所。

11.美部会的帝礼士（Ira Tracy）。

12.校址在祝都桥丝墙门内大屋（今尚书街东端），后与长老会女校合并，更名“崇德女校”。

13.艾约瑟曾在上海参与创建墨海书馆，后赴北京创立缸瓦市教会，1875年获爱丁堡大学神学博士。1880年被聘为海关翻译。

14.宣教史上不乏宣教士因缺乏人手，而从重洋外邀请姨母、姑母、寡母、自己或妻子的姐妹、女儿来做“无薪助手”的案例。

15.1986年12月－1987年2月期的《宣教分享》（总37期）第8页，刊登了一篇译自OMF同工Rick Leatherwood的文章，中译标题即《汉子们哪里去了？》。

16.谭玛莉1842年创办此校，1843年因为准备转往中国，将之转交给“东方女子教育促进协会”的甘小姐（Miss Grant）。1853年，柯苏菲（Sophia Cooke）接手这一事工达42年之久。

17.转引自邱清萍著：《从漂泊到植根──北美华人教会采风录》（美国：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牧者的牧者 ── 麦希真”篇，第153页。

18.纽薇尔在曼谷诞有一女。但因难产，母婴相继过世。

19.台慕尔葬于上海，玛利亚葬于镇江。虽然没有史料明确指出宝丽娜葬在何处，但据当时的运输条件和殡葬惯例推测，她也是葬在中国的。

20.宝丽娜嫁英行教会传教士包尔腾（John Shaw Burdon）为续弦，不到一年 便染病去世。

21.笔者与一位研究当代中国乡村天主教团体的学者交流时，发现这一现象在天主教教会（神职人员不能结婚生子）更加明显──信徒若有几个儿子，往往愿意奉献一个读神学、成为神父。但一胎化政策普及后，这样做便会“断子绝孙”，许多信徒不愿付出这样的代价。

22.参郑家常：《青年与教会》，载《举目看田──第一届青年宣道大会讲章集》，台北：校园书房1979年版。

23. 早期宣教士精神崩溃（nervous breakdown）的案例，可能比我们想像得要多。南京大屠杀期间保护金陵女大安全区的美籍宣教士魏特琳（Minnie Vantrin，又作华群），日日目睹日军暴行，身心俱瘁。她被送回美国休养，于离开南京一周年之际自杀。
美南浸信会赴鲁传教士李题鼇 （Lottie Moon，又作“慕拉第”），则是宣教士因差传经费紧缩而威胁到生命的经典案例。李被称为“美国南部受过最高教育的女性”，因发生饥馑，又逢差会财政困 难，她散尽积蓄救济灾民却不愿举债，节衣缩食以至于体重降至50磅，被送回国途经神户时辞世。

24.其中包括伦敦会和英国学校协会（British and Foreign School Society）各100英镑。

25.第二个同类机构，于26年以后在美国成立，定名“妇女联合宣教会”（Women’s Union Missionary Society）。

26.谭玛莉只有哥哥，没有弟弟，所以谭夫人（Mrs. Tarn）是嫂子。

主要参考资料：

Valerie Griffiths， Not Less Than Everything： The Courageous Women Who Carried the Christian Gospel to China (Monarch， 2004)， Chapter 1.
Valerie Griffiths， “ ‘Not Many Mighty…’ The Society for Promoting Female Education in the East (SPFEE)”， Mission Round Table： The Occasional Bulletin of OMF Mission Research， December 2007， Vol. 3， No. 2， pp. 8-12.

戴绍曾、张陈一萍，《虽至于死 ── 台约尔传》（香港：海外基督使团，2009）。

吴宁，《早期基督新教传教士夫人在澳门的活动》，《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第27卷第3期，2005年5月。

苏精，《基督教与新加坡华人1819-1846》（台湾新竹：清大出版社，2010）。

作者来自上海，移民新西兰，现为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