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於《舉目》雜誌56期

亦文

        說到赴華宣教士，大多數人都會想 到馬禮遜（Robert Morrison）和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就如《約翰福音》3章16節被視作整本聖經的總結一樣，馬禮遜作為首位赴華宣教士、戴德生作為中國內地會創始人，兩位先賢幾乎成了整部在 華宣教史的“形象代言人”。

        很多中國天主教史的著述上，都會提到：1552年，沙勿略因不能進入中國，含恨在廣州某一離島逝世。同年，利瑪竇在義大利出生。兩人雖未謀面，後者卻繼承了前者的意志，成功地進入中國，並撒下了福音的種子。

       然而，很少有人會細究，馬禮遜於1834年在廣州夷館去世，戴德生於1832年在英國邦士立（Barnsley）出生、1865年成立中國內地會（China Inland Mission），這之間的數十年歲月中發生過什麼事，湧現過什麼人。

        近年來，因瓦萊利亞‧格裡菲斯師母（Valerie Griffiths，註1）的研究，和戴紹曾牧師與張陳一萍師母的考證，紛紜模糊的往事逐漸重現在我們眼前——填補馬禮遜和戴德生之間那段歷史空白的，竟然是6位名叫瑪利亞（註2）的女子。

創辦中文班

        1824年至1826年，在廣州、澳門兩地生活了14年之久的馬禮遜，首度，也是唯一一次返英述職。在英期間，他大力推廣對華宣教的異象。但因為他的很多想法過於前瞻性，英國教會的反應並不強烈。

        他在英國述職的短短兩年期間，他創辦了一項在當時看來微不足道的事工，卻給後來的中國教會帶來了深遠的影響——他為有志到中國宣教的青年男女，開辦了兩個中 文班。男子班設在倫敦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總部，由4名受過神學培訓的准宣教士組成。其中的3名，施約翰（John Smith，註3）、湯雅各（Jacob Tomlin，註4）和台約爾（Samuel Dyer，註5），後都加入倫敦會，投入新馬兩地的華人宣教事工（註6）。

       女子班則設在馬禮遜家中，學生是3位名不經傳的普通女子：譚瑪莉（Maria Tarn）、紐薇爾（Maria Newell）和艾迪綏（Mary Ann Aldersey），即那6位瑪利亞中的3位。
也就是說，20年內，7名學生中的6名，都成為了赴華宣教士。

第一位瑪利亞：譚瑪莉（Maria Tarn，1803－1846）

        馬禮遜的語言學生中，男生班的台約爾和女生班的譚瑪莉彼此傾心。譚瑪莉的父親譚約瑟（Joseph Tarn）先後出任過倫敦會理事、聖教書會（Religious Tract Society）司庫，和聖經公會副總幹事兼會計。而台約爾的父親台約翰（John Dyer），也是倫敦會的理事。

        台約爾和譚瑪莉新婚蜜月剛結束，二人便加入了前往遠東的宣教團隊。譚瑪莉輔佐丈夫，在檳城、馬六甲和新加坡等地宣教，同時也開辦女校、領養孤兒。

       台約爾去世後，譚瑪莉沒有回國，而是繼承丈夫的遺志，留在了檳城。

第二位瑪利亞：紐薇爾（Maria Newell，1800－1831）

        1827年4月11日，與台約爾夫婦一同起航的，還有3對夫婦（註7）和一位單身女子。此乃倫敦會有史以來，在同一月中差派人數最多的一次。

        那位單身女子，便是譚瑪莉的同班同學紐薇爾。由於當時的差會極少差派單身女子從事異國宣教工作，紐薇爾成為倫敦會宣教士名錄上的首位女性成員（註8），也是首位前往東亞從事女子教育的西方基督徒女性（註9）。

       適時馬六甲已有一所英華書院，由馬禮遜倡議、米憐（William Milne）創建，專門培養歐裔和華裔的男童，被公認為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家正規中文學校。紐薇爾抵達馬六甲後，很快開辦了一所相應的女子學校。紐薇爾針對 當地華僑、馬來人、葡萄牙人和歐亞混血兒等不同族群的需求，聘用了當地的教師。1829年，女校增加到5所。

        一項事工開始之初，勢必在經驗、人手、資金方面皆極度缺乏。紐薇爾頻頻寫信給倫敦會和聖經公會，請求增派人手。

第三位瑪利亞：華樂斯（Mary Wallace，生卒不詳）

        1829年5月，華樂斯抵達馬六甲，協助紐薇爾辦理女校。

        次年，紐薇爾與荷蘭籍宣教士郭實臘（Karl Gutzlaff）結婚，離開了馬六甲。一年後，因難產死於曼谷。

        華樂斯一個人，既沒有前輩指點，也沒有同工協助，沒有資金來源，處境非常艱辛，而且女校已擴至10所（註10）。由於倫敦會始終不願接受華樂斯為正式成員（反而表示，可以補助100英鎊，作為她回國的旅費），華樂斯只能依靠各方面不定期的少量奉獻，勉力維持。

        好在華樂斯在女子教育方面既有忠心，也有恩賜。台約爾也禁不住誇獎：“華樂斯姊妹乃真傳教士也！”要知道，在那個年代，“宣教士”一詞是僅用來指稱男性的。譚瑪莉參觀過華樂斯主持的女校後，亦深受啟發，對檳城女校加以改革，事工遂有突破。

        另一位美國傳教士（註11），參觀完華樂斯的女校後，也不禁在禱告信中感慨：基督教國家中的人，很難理解竟有這樣的女性同胞，可以如此犧牲自我，甘願在嘈雜、無知以及衣不蔽體的孩童中，奉獻自己的青春歲月！

第四位瑪利亞：溫施娣（Mary Wanstall，？－1849）

        1832 年，華樂斯終於盼來了一位由倫敦婦女教育會（The Ladies Society for Native Female Education）差派來的女同工溫施娣，與她共同面對這個龐大的禾場。然而不到兩年光景，喪妻3年的郭實臘回到馬六甲，娶溫施娣為續弦，一同返回澳 門。

        常年辛勞且再度落單的華樂斯，無法面對這一打擊，竟告精神崩潰。因船長拒載，她不能回國休養，當時也沒有專業的心理輔導和精神治療，竟流落、困頓於檳城監獄，耽擱到1836年11月，才從孟加拉搭船返回故鄉。

       不過，成為宣教士妻子的溫施娣並未放棄宣教使命。新婚第二年，溫施娣便在“印度與東方女性教育促進會”（Associ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Female Education in India and the East）的幫助下，在澳門創立女校。共收有12名女生，2名男生。首名中國留美學生容閎，便是其中之一。容閎後來在自傳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西學東漸》）中，特別提到過這位“郭實臘夫人”。

        因為人手不夠，溫施娣又越過重洋，請來自己家族中的兩位年輕女性做助手。 1839年，鴉片戰爭前夕，林則徐下令將英國人驅逐出澳門，溫施娣只能解散學校，帶著3名盲女前往美國。於1849年去世。

        在澳門女校中工作過的兩名女教師，後來分別嫁給了醫療傳教士雒魏林（Dr. William Lockhart）和麥克奇牧師（Rev. MacClatchy）。

第五位瑪利亞：艾迪綏（Mary Ann Aldersey，1797－1868）

馬禮遜家中女子中文班中的大姐艾迪綏，一直對海外宣教有很大的負擔。她常年鼓勵女性回應馬禮遜的呼召，並向女性宣教士提供經濟支援。

       然而有人反問她：“為什麼你自己不去？”

       艾迪綏的苦衷是：宣教一事，她好不容易得到了鰥居老父的許可，卻又遇到哥哥喪偶，她必須照顧8個未成年的侄兒、侄女。

       直到哥哥再婚，艾迪綏已屆不惑之年。在沒有差會支援的情況下，她以獨立傳教士的身分，前往巴爾維亞。

       1842 年《南京條約》簽訂之際，艾迪綏已在印尼泗水（Surabaya）等地宣教多年，積累了經驗。當其他傳教士仍在廣州和香港商討宣教事宜之際，勇氣過人的 她，竟獨自前往按照《南京條約》剛剛成為通商口岸的寧波，成為史上記載的首位進入中國大陸的西方女性，並創辦了中國大陸首間女子寄宿學校（註12）。

       她的助手，也是一名叫瑪利亞的女弟子（Mary Ann Leisk），以及兩名來自蘇臘巴亞的女學生。她鼓勵寧波女校的學生和新加坡女校的學生互相通信，恐怕這是最早的跨國“筆友”姐妹學校。

第六位瑪利亞：戴瑪利亞（Maria Jane Dyer，1837－1870）

       9年後，艾迪綏的助手Mary Ann Leisk將因結婚之故離開寧波。誰來接替她的工作呢？
艾迪綏很自然地想到了故人之女，台約爾和譚瑪莉的兩個女兒寶麗娜（Burella Hunter Dyer）和瑪利亞（Maria Jane Dyer）。當年艾迪綏赴巴爾維亞宣教，瑪利亞（Maria Jane Dyer）同年在馬六甲出生。五口通商之後，在南洋一帶等候多年的宣教士們聚集到香港，召開大會，協商宣教大業。台約爾在會議期間操勞過度，感染熱病去 世。

       兩年後，譚瑪莉與德國獨立傳教士包森（Johann Georg Bausum）再結連理，不幸一年後也與世長辭。瑪利亞姐妹和哥哥台慕爾（Samuel Dyer Jr.）都成了孤兒。譚瑪莉的哥嫂收養了姐妹兩人。

      1852年，艾迪綏去信邀請17歲的寶麗娜前來。妹妹瑪利亞不願與姐姐分離，因此一同前往寧波。

       後面的故事，很多人耳熟能詳。瑪利亞婉拒了英國領事館翻譯官、倫敦會漢學後起之秀艾約瑟（Joseph Edkins，註13）的求婚，不顧監護人艾迪綏的強烈反對，嫁給了既無學位、又未按牧、身無長物、身材瘦小、沒有差會背景、改穿中國服裝、腦後拖著長辮的戴德生。

        1865年，瑪利亞支持戴德生成立中國內地會（China Inland Mission）。她帶領眾多單身女性進入中國內地宣教，被譽為“內地會之母”。1870年，瑪利亞病逝於鎮江，享年僅33歲，是上述6位瑪利亞中，唯一葬在中國本土的赴華宣教士。

“瑪利亞現象”對今日的啟迪

        說到宣教士，人們腦海中往往浮現出男性群像。說到對華宣教史，大家通常也只記得一些男性及其事蹟，殊不知姊妹在普世差傳中做出過極大的貢獻。

       西方海外宣教運動興起之初，社會和教會的傳統，要求女性安身立命在家庭和男性的保護之下。除了特例，姊妹到海外宣教的最大機會，便是嫁給男性宣教士，以“妻 子”（如譚瑪莉）的身分，輔助男性主力的事工。當然，也有以各種親屬身份參與事工的（如溫施娣的兩個家族女性，註14）。

        等到西方差會正 式賦予單身女性“宣教士”名分，海外宣教的隊伍隨即得到大幅增長。通常，有一位男性宣教士，就會有一位相應的宣教士妻子，此外還有數量相等的單身女性，從 而形成1：1：1的黃金比例。也就是說，絕大部分差傳團隊中，姊妹人數在百多年的歷史中，始終是弟兄的兩倍。

        很多差會領袖困惑地問：“為什麼我們向上帝求弟兄，蒙召的卻都是些姐妹？”“漢子們哪裡去了？”（註15）這恐怕也是絕大多數差傳機構的困惑。關鍵並非在於奉獻自我的女性太多，而是委身大使命的男性太少。

       “女性化”不僅是西人團隊中的現象，也是華人團隊中的現象。由譚瑪莉所創的新加坡女校（註16），學生大多來自底層家庭，甚至是孤兒或棄兒。她們在短短數年的 學校生活中，接受了完整、實用和敬虔的基礎教育。在男性基督徒極度缺乏的情況下，她們成為了第一代的聖經婦女（Bible women）和女傳道人。

        新加坡女校，這個新加坡現存歷史最悠久的學校，已更名為“聖瑪格烈學校”（St. Margaret’s School），並在教會界獲得一個美稱：“基督徒妻子訓練之家”，因為其畢業生中，至少有兩百多人嫁給了中國大陸的牧師。

        時至今日，我們仍無法估算，中國教會品格的形成，在多大程度上得益於這些早期的“新加坡師母”。

        相較之下，同時代的英華書院，雖然馬禮遜和米憐最初辦校的宗旨之一，是培養宣教士，卻沒有一名男性畢業生願意接受差派、付出代價。

        馬禮遜等先賢，很早就預見到女性是向下一代傳遞信仰的重要因素。若沒有女性宣教士，不僅宣教士隊伍至少會縮水2／3，在華宣教事工只能觸及中國一半的人口，恐怕每一代人在信仰上都需要重新開始。

       我們即便沒有先賢的先見之明，但至少應該有足夠的事後之明，來追溯並效仿歐裔“瑪利亞們”的歷史貢獻。曾在香港、新馬、北美等地牧會以及教授神學，並出任過華福總幹事的麥希真牧師，在《使者》上撰文，言及姊妹在全球華人教會中的地位——
在東南亞男女相當不平等的地區，教會普遍設立了女牧師、女傳道、女長老、女執事；在港臺男女稍為不平等的地區，女牧師制度未普遍，但女長老、女執事和女傳 道，則相對較普遍；在男女十分平等的北美地區的華人教會，卻普遍沒有女牧師、女長老、女執事，甚至女傳道也不普遍（註17）。

生命的傳承

       在普世差傳的歷史中，湧現過很多“宣教世家”。讀者應該記得，本文中第六位瑪利亞，就是第一位瑪利亞之女。在上述6位瑪利亞中，只有這兩位誕育過子女（註18）。
台約爾和譚瑪莉夫婦英年早逝，他們的3個子女當時都只有十來歲。但他們成年後，皆為父母的未竟之功前來中國，並且都葬在禾場（註19）。

        先 是1852年，姐妹兩人前往寧波協助女子教育，並相繼嫁給了兩位傳教士（註20）。25年後，哥哥台慕爾，應大英聖經公會之邀，接任著名傳教士偉烈亞力 （Alexander Wylie）的駐華代理人之要職，並與妹夫戴德生所領導的內地會密切合作，將成千上萬本聖經與福音小冊子帶入內地省份。

       瑪利亞和戴德生共育有8個兒女，但只有4人長大成人。其中3人—— 戴存仁（Herbert Hudson Taylor）、戴存義（Frederick Howard Taylor）和戴存愛（Maria Hudson Taylor，又一位瑪利亞！）返回中國，加入內地會的宣教事工。他們的後代，現在仍獻身於華人宣教事業。

        除了按主的誡命哺育子女，還有 很多像華樂斯和艾迪綏那樣的未婚女宣教士，為了福音的緣故而守單身，哺育了很多屬靈的兒女。艾迪綏的寧波女校，她帶領的4名歐裔女教師，至少3名 （Leisk、寶麗娜和瑪利亞）嫁給了傳教士。女學生的去向雖然無法一一考證，但從存留下來的史料推測，絕大部分都成為了中國傳道人的妻子。

       在看到生命傳承的歷史印證的同時，我們也必須面對當前時代和環境的挑戰。2011年華福大會中工作坊的題目之一，便是“最美的投資：動員教會第二代參與普世 宣教”。中國教會的差傳事工剛剛起步，還在“孵化”第一代宣教士的階段，尚沒有嚴格意義上的第二代宣教士，因此很少將MK（Missionary Kids，即宣教士子女）或TCK（Third Culture Kids，即第三文化兒童）納入議事日程。然而這卻是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

       因為，在一胎化政策的中國，隨著生育和教育成本的高漲，每個基督徒父母都感受到“亞伯拉罕獻以撒”時的掙扎（註21）。在海外的移民家庭，雖然不受計劃生育 政策的限制，但整個家庭往往為了子女教育放棄很多，因此將子女獻作宣教士的代價也不菲。已經投身宣教禾場的華人，也有不少因為子女教育而進退兩難。

        MK 是巨大的潛在資源。教會如果能關注這一群體，將他們培養成第二代宣教士，他們在語言與文化適應方面的優勢是顯而易見的。教會若是忽略這一群體，視之為宣教 士“個人所付的代價”，不僅會造成家庭的損失，也會造成宣教事工的損失，甚至神國的損失（有的MK放棄信仰，甚至反戈相擊）。

宣教要趁早，堅守要持久

       筆者在瞭解宣教史的過程中，驚訝地發現，各差會甄選成員要求極其嚴格，赴華傳教士卻仍都是年輕的小字輩：馬禮遜25歲成為首位赴華新教宣教士，台約爾和譚瑪 莉夫婦起航時只有23、24歲，戴德生21歲放棄醫學學位赴華，瑪利亞抵達寧波時竟還不滿16歲！戴德生的兒女輩中，長子戴存仁和父親一樣放棄醫學培訓， 來華時年20歲，戴存愛僅17歲。
然而，他們的屬靈品格和聖經裝備，卻遠遠成熟過現代的信徒，差會和教會也似從未擔心過他們“嘴上沒毛、辦事不牢”。回顧新約時代，12門徒都是年輕時，便被主耶穌呼召出來擔負天國的使命。保羅和巴拿巴也帶領不少年輕人成為教會的中堅，甚至是各地教會的主要負責人。

       現今，青年人在教會所擔任的事工面很窄，一方面因為教會覺得他們太年輕，不敢交棒，另一方面，青年人也自認太年輕而不敢接棒。台灣的鄭家常長老，40歲時參 加第一屆青年宣道大會，被視作“年輕的長老”。他則舉吳勇長老30歲成為長老的例子，激勵當時在座的青年和長輩，重新審視教會與青年的問題（註22）。

        與早期宣教士獻身年齡偏小相對應的，是他們委身的年月的長度：以40歲的“高齡”投入宣教事工的艾迪綏，工作24年後才退休。44歲來華的台慕爾，事奉了18年。戴德生獻身中國宣教事業凡53年，長子戴存仁加入內地會51年，次子戴存義49年。

       其他幾位宣教士，雖然沒有那麼久，但他們並非自行退出禾場，而是上帝使他們息了地上的勞苦：馬禮遜25年、台約爾16年、譚瑪莉19年、瑪利亞18年、戴存愛13年。

       他們對聖工的委身，讓我想起基督徒婚禮上的一句誓詞：“除非死亡把我們分開！”紐薇爾之難產早逝、華樂斯之精神崩潰（註23）、寶麗娜和瑪利亞姐妹之染疫病 逝、戴德生因心繫中國求婚被拒，都是那個時代投身海外宣教的聖徒經常付出的代價。譚瑪莉留守檳城、溫施娣重執教職、艾迪綏和台慕爾中年出征、戴德生父子放 棄即將到手的醫學文憑，也是那個時代的宣教士為了主，常作出的不尋常選擇。

        隨著國際旅遊業的興起，教會開始流行以月，甚至周為計算單位的 “短宣”（short term mission）。從某種角度而言，這是對“雖至於死”的宣教傳統的一種廉價替代方案。短宣神學甚至給教會和信徒錯誤的印象：我們已經參加了宣教，而且已 經到了人人參加、年年參加的普及度，因此不必另外去還福音的債了。

       在這樣的思潮下，奉獻兩到三年，已經變成“長宣”了。

       與此相呼應的，是以“帶職事奉”（tent-making）完全取代終身、全時間宣教（career missionary）。但不知我們中間有多少人是保羅式的織帳篷者，又有多少人是百基拉和亞居拉式的織帳篷者？馬禮遜是典型的帶職事奉，但他用業餘時間 翻譯了新舊約聖經、編纂了英漢字典，還撰寫了大量與宣教有關的文章與信件。然而當今專業化的程度，以及職場對從業人員要求的強度，已很難讓人兼顧宣教與職 業。我們即便有相仿的心志與異象，也未必能成就相仿的善工。

       由於義務教育的普及、高等教育的“貶值”和神學培訓的“升級”，信徒若要達到 大多數宣教機構的資歷要求，恐怕都已臻而立之年。而急於求成的浮躁心理，不僅釀出“成功神學”的苦酒，也開始滲透、腐蝕福音宣教的理念。中國教會面對這種 種新舊交替、真偽混雜，當如何在甄選宣教士的過程中，保持年齡、成熟度與語言學習、文化適應之間的平衡，以及長宣與短宣的平衡，宣教與專業的平衡，是需要 深思的。

宣教動員與宣教關懷

        通常我們不會記得艾迪綏這位女性先驅，即便記得，也往往是她固執與古板地阻擾戴德生和瑪利亞自由戀愛，卻忽略了在同一銀幣的另一面，是她甘做嫁衣的宣教熱忱。

       且不說艾迪綏後來在禾場的成就，單她在起初10年，鼓勵、促成、資助別人走上宣教之路，便功不可沒。

       當倫敦會考慮紐薇爾和另一位女同工的申請時，艾迪綏便奉獻了一筆錢，足以差派兩位女宣教士。華樂斯的成行，在很大程度也得力於艾迪綏。由於紐薇爾初抵馬六甲 時，和當地的男性同工發生意見，導致倫敦會不願再正式委派第二位單身女性從事海外宣教。艾迪綏遂發動其他熱心女友，奔走勸募，為此事累計籌措600餘英鎊 （註24）。

       這絕非小數目，倫敦會最初給馬禮遜的生活津貼為200英鎊一年。馬禮遜接受東印度公司譯員一職，所得的年薪為500英鎊。當 時尚沒有現代意義的宣教動員（mission mobilization）和宣教士關懷（missionary care），艾迪綏只不過是憑著“身不能往、心嚮往之”的宣教熱忱，和女性善於關懷的本能，摸索而行。

        馬禮遜的去世，對宣教士宣導的中國女子教育帶來兩大影響：

        一是，澳門的外僑團體為了紀念他，成立了馬禮遜教育協會（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溫施娣的女校，便是因為接收了該協會下屬馬禮遜學校的生源，得以領取固定的贊助金，維持運轉。

       二是，美國宣教士雅裨理（David Abeel）在倫敦休養期間，重提馬禮遜的遺願，終於促成了全世界第一個由女性組成的差傳機構──東方女子教育促進協會（Society for Promoting Female Education in the East，註25）。

        1834年至1875年間，該機構差派了 153位女性，資助了62位女性出任全世界各禾場宣教士創辦的女子學校的教員。常年從事宣教動員的艾迪綏，和譚瑪莉的嫂子（註26），都成為該協會理事會 的成員。從此，女性傳教士的培訓、旅費、津貼等後勤體系，逐漸規範化，大大減少了華樂斯式的悲劇的重演。

        台約爾和譚瑪莉的遺孤如果沒有合 宜的撫養，也不可能成長為第二代宣教士，這些都是宣教關懷的範疇。表面看來，戴瑪利亞在內地會並沒有轟轟烈烈的大事業，但她最關鍵的貢獻，在於運用自己多 年觀察、積累的宣教經驗，對新來乍到的單身女宣教士進行“現場指導”。無聲的榜樣，價值是無法估算的。

        雖然全球化和現代科技使地球變小了，文化變近了，語言學習的管道豐富了，但各種資料都顯示，宣教士在第一期（主要是語言學習和文化適應的預備階段），流失率很高。這與差會的跟進關懷不力有關係。

        宣教士流失的問題，顯然並非局限於初抵禾場的新手。馬禮遜晚年與差會發生了很多矛盾和誤會，戴德生也因為對差會的失望而退出了中國佈道會。以戰爭來形容，如 果說現代戰爭是舉國國力的比拼，宣教也絕非若干一線宣教士的專職，牽動的是整個地方教會的大動脈。委身於大使命的，不應該只是宣教士本人，而是差派他或她 的整個教會或差會。

        西方教會擁有數百年的經驗，其差傳體系比較成熟，比較願意撥出一部分資源，投入禾場之外的相關事工。作為後起之秀的中國教會，在差派宣教士上已勉為其難、捉襟見肘，如何再建構後勤、關懷和動員體系，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

結語

        這6位瑪利亞所建構的生命線，連接了中國宣教史上“迷失的環節”（missing link），使得馬禮遜和戴德生這兩位宣教偉人，不再被視為孤立的歷史人物。

       瑪利亞是那個時代最常見的名字。當英國的基督徒父母為女兒選取這個名字之際，耶穌母親瑪利亞的頌歌“我的心尊主為大”，當是題中應有之義。“尊主為大”不僅 是上帝對女人的期待，也是上帝對男人的期待，但願這篇以“瑪利亞”為題的文章，能激勵更多的弟兄姊妹投入普世宣教的事工。

註：

1.Valerie Griffiths為海外基督使團前任國際總主任Michael Griffiths的夫人，在日本、新加坡宣教23年。

2.這六位女性的英文名字，為Mary和Marie兩種。因Marie是Mary的變體，中文皆可譯作“瑪利亞”。但為了區別，也為忠於歷史文獻，本文選用了她們夫姓的中文譯名（取自《雖至於死》一書）。

3.施約翰於1826年，由馬禮遜帶隊，和湯雅各一起前往新加坡和馬六甲宣教。1829年後返英述職，後事不詳。

4.湯雅各畢業於劍橋大學，1826年由馬禮遜帶隊，和施約翰一起前往南洋，曾在新加坡、馬六甲、曼谷、巴達維亞等地宣教，任英華書院院長，1836年返英。

5.台約爾先後就讀於倫敦法學院、劍橋大學、高士坡（Gosport）神學院、賀士敦（Hoxton）宣教學院。1827年赴新馬宣教，創中文鉛活字。1843年香港宣教士大會期間，染病去世。

6.另一位學生威金斯（Wilkins），下落不詳。

7.除台氏夫婦外，其他3對夫婦皆前往印度宣教。

8.紐薇爾的編號為270a。從編號的方式，亦可看出，即便是破例列入名冊，當時西方教會仍將女性宣教士視為正式成員之外的附屬成員。

9.早在1821年，另一位名為瑪利亞的威爾遜夫人（Mrs. Mary Cooke Wilson），已在加爾各答創辦了女子學校。

10.由於習俗和氣候的限制，女性不能離家太遠，因此只能在不同社區開設小規模（10－50人）的女校。1831年10月，華樂斯所負責的10所女校中，中文學校佔8所，馬來文和坦米爾（Tamil）文各1所。

11.美部會的帝禮士（Ira Tracy）。

12.校址在祝都橋絲牆門內大屋（今尚書街東端），後與長老會女校合併，更名“崇德女校”。

13.艾約瑟曾在上海參與創建墨海書館，後赴北京創立缸瓦市教會，1875年獲愛丁堡大學神學博士。1880年被聘為海關翻譯。

14.宣教史上不乏宣教士因缺乏人手，而從重洋外邀請姨母、姑母、寡母、自己或妻子的姐妹、女兒來做“無薪助手”的案例。

15.1986年12月－1987年2月期的《宣教分享》（總37期）第8頁，刊登了一篇譯自OMF同工Rick Leatherwood的文章，中譯標題即《漢子們哪裡去了？》。

16.譚瑪莉1842年創辦此校，1843年因為準備轉往中國，將之轉交給“東方女子教育促進協會”的甘小姐（Miss Grant）。1853年，柯蘇菲（Sophia Cooke）接手這一事工達42年之久。

17.轉引自邱清萍著：《從漂泊到植根──北美華人教會采風錄》（美國：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牧者的牧者 ── 麥希真”篇，第153頁。

18.紐薇爾在曼谷誕有一女。但因難產，母嬰相繼過世。

19.台慕爾葬於上海，瑪利亞葬於鎮江。雖然沒有史料明確指出寶麗娜葬在何處，但據當時的運輸條件和殯葬慣例推測，她也是葬在中國的。

20.寶麗娜嫁英行教會傳教士包爾騰（John Shaw Burdon）為續弦，不到一年 便染病去世。

21.筆者與一位研究當代中國鄉村天主教團體的學者交流時，發現這一現象在天主教教會（神職人員不能結婚生子）更加明顯──信徒若有幾個兒子，往往願意奉獻一個讀神學、成為神父。但一胎化政策普及後，這樣做便會“斷子絕孫”，許多信徒不願付出這樣的代價。

22.參鄭家常：《青年與教會》，載《舉目看田──第一屆青年宣道大會講章集》，台北：校園書房1979年版。

23. 早期宣教士精神崩潰（nervous breakdown）的案例，可能比我們想像得要多。南京大屠殺期間保護金陵女大安全區的美籍宣教士魏特琳（Minnie Vantrin，又作華群），日日目睹日軍暴行，身心俱瘁。她被送回美國休養，於離開南京一週年之際自殺。
美南浸信會赴魯傳教士李題鼇 （Lottie Moon，又作“慕拉第”），則是宣教士因差傳經費緊縮而威脅到生命的經典案例。李被稱為“美國南部受過最高教育的女性”，因發生饑饉，又逢差會財政困 難，她散盡積蓄救濟災民卻不願舉債，節衣縮食以至於體重降至50磅，被送回國途經神戶時辭世。

24.其中包括倫敦會和英國學校協會（British and Foreign School Society）各100英鎊。

25.第二個同類機構，於26年以後在美國成立，定名“婦女聯合宣教會”（Women’s Union Missionary Society）。

26.譚瑪莉只有哥哥，沒有弟弟，所以譚夫人（Mrs. Tarn）是嫂子。

主要參考資料：

Valerie Griffiths， Not Less Than Everything： The Courageous Women Who Carried the Christian Gospel to China (Monarch， 2004)， Chapter 1.
Valerie Griffiths， “ ‘Not Many Mighty…’ The Society for Promoting Female Education in the East (SPFEE)”， Mission Round Table： The Occasional Bulletin of OMF Mission Research， December 2007， Vol. 3， No. 2， pp. 8-12.

戴紹曾、張陳一萍，《雖至於死 ── 台約爾傳》（香港：海外基督使團，2009）。

吳寧，《早期基督新教傳教士夫人在澳門的活動》，《廣西民族學院學報》（哲社版）第27卷第3期，2005年5月。

蘇精，《基督教與新加坡華人1819-1846》（台灣新竹：清大出版社，2010）。

作者來自上海，移民新西蘭，現為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