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文郁
抗战胜利后，共产党和国民党逐鹿中原。到了1949年，虽然中国这片土地上仍有战火硝烟，但对于每一个头脑清醒的中国人来说，鹿死谁手已无悬念。
改朝换代已是定数，共产党成为执政者。对此，中国基督徒有人欢迎，有人悲观，有人疑虑。 基督徒应该如何面对新的当政者？教会何去何从？神是掌管历史的主，历史上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有神的带领。那么，神的带领在哪里？
新政府的态度
这一年，中国大陆有基督徒约100余万（不包括300余万天主教徒）。其中，84万隶属于西方宣教士建立起来的教会，其余的则隶属于地方教会（包括聚会所、耶稣家庭等）。
对于新政府来说，如何处理这100余万人是一件棘手的事。相对当时的4亿多人口来说，这100余万是一个小小的数目。但是，从一开始，中国的基督教就背上洋 教的称号，“和海外的西方列强有着不可分割的政治关系”。如何处理这100余万人，直接涉及新政府对西方列强的战略关系。
新政府成立后不久，开始驱逐西方宣教士。1951年1月，教育部接管了所有接受外国津贴的大学、教会学校和医院。1951年6月15日，上海《解放日报》公开宣称，“教会学校”这个名词已送进了历史博物馆。1952年之后，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就看不见公开的西方宣教士了。
政府还要切割中国基督徒和海外的联系。因为中国基督徒并没有整体性地对抗政府，他们不少人对新政府充满期望，并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中，所以新政府无意打击他们。但是，有一点是很明确的，那就是，他们必须服从新政府的领导。
1950 年5月，总理周恩来先后3次接见基督徒代表，明确指出，基督教的最大问题，是和帝国主义的关系问题。他的原话是：“近百年来基督教传入中国和它对中国文化 的影响，是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联系著的。基督教是靠着帝国主义枪炮的威力，强迫中国清朝政府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而获得传教和其他特权的。因此，中国 人民对基督教曾产生一个很坏的印象，把基督教叫作‘洋教’，认为基督教是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分不开的，因而也就反对基督教。”
而且，周恩来强调：“今天美帝国主义仍企图利用中国自己的宗教团体来进行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活动。”周恩来的这种说法，就是新政府对基督教的基本评价，也是政府处理基督教问题的基本原则。
吴耀宗横空出世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新政府直接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这搅动了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的历史记忆，巨大的民族主义热情开始涌现。如何处理好100余万基督徒，使之与海外隔绝，并融入中国新社会，对于新政府来说，就有了直接迫切性。
10 月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参战。中国基督徒如果不响应政府的宣传，公开反对美帝国主义，那就等于他们确实是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工具。但是，中 国基督徒真能够摆脱“洋教”的指责吗？在和西方宣教士的长久交往后，要他们完全放弃积淀的西方情结，是符合神的心意吗？
切割中国基督徒和西方列强的联系，在政府看来，主要在这几个方面：一是断绝经济上的来往，二是组织上的独立，三是思想上的改造。
这个切割是政府要求的，但是，要完成这个任务需要教会的配合。于是，人们看到了一场由政府主导的基督教“三自运动”。
在这场运动中，吴耀宗（1893-1979）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也是因为这场运动，他一跃成为中国基督教的主要领袖。
当时，吴耀宗是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编辑部主任干事。在神学上，他并没有特别的贡献；在组织上，他只是一个小小的主任干事；在属灵榜样上，他还没有引起广泛的注意。可以说，在中国基督教圈子里，他还没有能力呼风唤雨。
他的信仰有明显的社会福音倾向，用他的话来说：“爱上帝就是爱真理；爱人如己就是为人服务、牺牲。”他认为，“宗教应当在人生的全部生活里表现出来”。
1949年，他出版了一本文集，取名为《黑暗与光明》（青年协会书局），充分地表达了他的社会福音的神学思想。对他来说，基督信仰能够带来社会的变革，而在这一点上，基督信仰和共产主义是相契的。
吴耀宗的观点深得新政府的悦纳。1949年9月21至30日，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吴耀宗等5人被政府点名，作为基督教代表与会。这次政协会议产生了《共同纲领》，其中明确规定了公民拥有宗教信仰自由。
虽然这5人深受政府青睐，但他们无力代表教会。为了集结基督教的实力派人物，会议之后，以吴耀宗等为主，邀请中华基督教男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基督教协进会、 中华基督教全国总会等，派代表组成了一个全国性的基督教访问团，了解各地基督教教会的情况，以及基督徒徒对政局的态度等等。
1950年4月21日，访问团在北京召开座谈会。吴耀宗写就了《关于处理基督教问题的初步意见》，就基督教教会内部的帝国主义影响、宗教信仰自由、教会房产、教会机构登记等问题，向政府提出建议，并附上各地教会受扰案件百余例。
这个《初步意见》没有突出“帝国主义”这一因素。为此，周恩来对他们发表讲话，强调，基督教的最大问题就是与帝国主义的关系问题。如果不彻底洗心革面，与帝国主义划清界限，那么，一切都无从谈起。
吴耀宗听了周恩来的谈话之后，有恍然大悟的感觉。很快地，他修改了《初步意见》，更名为《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这便是所谓的《三自宣言》。
《三自宣言》是一个涉及基督教的政治文件。吴耀宗很清楚这一点。这个文件也是新政府需要的。我们读其导言部分，就可以完全明了这一点：
基督教传到中国，已经有140多年的历史，在这100多年当中，它对中国的社会，曾经有过相当的贡献。但是，不幸得很，基督教传到中国不久以后，帝国主义便 在中国开始活动，又因为把基督教传到中国来的人们，主要都是从这些帝国主义国家来的，基督教同帝国主义便在有意无意、有形无形之中发生了关系……为要提高 我们对帝国主义的警惕，为要表示基督教在新中国中鲜明的政治立场，为要促成一个为中国人自己所主持的中国教会，为要指出全国的基督徒对新中国建设所应当负 起的责任，我们发表了下面这个文件……
吴耀宗在内心，还是希望把基督教和帝国主义进行区分，所以在导言中，强调基督教传入中国在先，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在后。这个区分对于基督徒来说是很重要的。如果基督教一开始就是帝国主义工具，那么，这100余万基督徒从现在起，就必须放弃自己的信仰立场。
政府接受了这种说法。毕竟，100余万是一个不小的群体，如果处理得不好，会引起社会动乱。因此，周恩来指示：“一个字不改，照样发表”，为的是“便于团结群众”。
“三自会”正式成立
问题是，这个《三自宣言》能够被中国教会接受吗？吴耀宗邀请了40余名大大小小的教会领袖，以个人身分作为发起人，向全国一千多位教会领袖征求签名，目的是使《宣言》成为中国教会的立场。
1950年9月23日，《人民日报》刊登《宣言》全文，公布了第一批共1,527位基督徒的签名名单。这一天成为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的纪念日。
9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红头文件，《关于在基督教、天主教中展开响应‘基督教宣言’运动的指示》，通过各种方式全面推动签名运动。最为突出的方式，便是所谓“控诉运动”——控诉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通过教会进行文化侵略和政治渗透。
吴耀宗专门发表文章，引用《马太福音》23章耶稣对文士、法利赛人的批评，认为基督徒必须坚决反对亲西方的倾向，以此达到自我革新。因此，三自运动当时称为“三自革新运动”。
“控诉运动”打击了一批人，同时也激发了大批基督徒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情绪。1951年4月，签名者达18万；1954年6月，签名人数达417,389（最后公布布的统计数字）。签名人数超过基督徒总人数的一半，而且大多数传道人也都签了名。
三自筹委会因此于1954年7月22日至8月6日在北京开会，共有232人代表62个教会和团体与会。会议主题仍然是反帝爱国，最后通过了《中国基督教全国 会议告全国同道书》。这份通告放弃了“革新”的提法，改用“爱国”，认为这样有利于全国基督教教会的团结。于是，“三自运动”就取得了“中国基督教三自爱 国运动”这一名称。
同时，会议通过了《“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简章》”，选举吴耀宗为全国三自会主席，并选举出139位委员。“三自会”从此正式成立。
来自教会的反对
在中国当时的大环境下，作为一个政治运动的“三自运动”有着某种不可避免性。当然，教会内部并非没有不同声音。《三自宣言》发表后，基督教协进会首先表达不 同意见。在1950年10月的第14届年会上，会务委员会主席缪秋笙认为 ，宗教是超政治的，教会不应该直接参与政治性运动。
会上有人提议起草一份《告全国信徒书》，来抵制吴耀宗的《三自宣言》，走教会自己的三自道路。虽然最终没有人愿意出来草拟这份文件，但基督教协进会因此在后来的“控诉运动”中，被指控为“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办”。
王明道是另一股反对力量。鉴于王明道在日本占领期间拒绝和日本人合作，而且，他的教会是在没有西方支持下成立的，新政府对王明道抱有期望，希望他参加并推动“三自运动”。
然而，王明道无法认同吴耀宗的神学及其信仰表达，认为吴耀宗属于不信派，不肯与之同工。
“三自运动”初始，王明道采采取了沉默不合作的做法。随着“三自运动”的全面发展，王明道的沉默和不合作，变成了跟政府对抗。
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之下，1954年冬季，王明道在他自己的《灵食季刊》上发表文章：《顺从人呢？顺从神呢？》在1955年《灵食季刊》夏季刊，他发表了《我们是为了信仰》。政府无法忍受王明道的不合作态度，将他逮捕。
倪柝声的聚会所，也是一股强大的力量。1927年开始的聚会所运动，对于倪柝声和他的同工们来说，乃是一场中国教会脱离西方宣教士控制的独立运动。在他们心中，他们早就开始三自运动了。因此，当吴耀宗他们推动“三自革新运动”时，聚会所的领袖们没有什么反应。
然而，倪柝声很快发现，这个由政府推动的三自运动是有政治背景的，因而不能完全不予配合。1951年4月，“控诉运动”期间，倪柝声给各聚会所发了一个通知，要求各地教会拥护“三自运动”。
1951 年8月20日，倪柝声讲了一次道，题目是“我是怎样转过来的”。在这次讲道中，倪柝声做了一些自我检讨。大意是说，一直以来，他对西方列强也有排斥心态， 但仍然认为有些西方宣教士是真心来传福音的，不是帝国主义分子。但是，随着“控诉运动”的开展，他想到，那些西方宣教士可以是很好的福音使者，却同时视租 界现象（治外法权、外国兵等）为理所当然，这种不顾当地居民情感的态度，便是帝国主义的。从这件事可以说明，“宗教信仰是一件事，政治观点又是另─件事。 有许多人信仰是纯正的，但是政治观点是帝国主义。”他总结：一个人可以信仰纯正，但在政治上仍然可以是帝国主义的。
我们看到，倪柝声是从自己的真实感觉出发的。他的民族主义情结是真实的。而且，他也不想和新政府对抗。他只想在福音工场上多做事。他想区分基督信仰和政治立场，认为基督徒在反帝爱国的同时，仍然可以过正常的信仰生活。
比较吴耀宗之从社会福音出发、认为基督信仰应该服从于社会革新事业，我们看到，倪柝声与之是有根本性差别的。
还 有一件事，使倪柝声和聚会所无法融入当时的三自革新运动。聚会所本来就是一场摆脱西方宣教士的运动，因此，他们在教会管理和神学观点上都缺乏西方色彩。当 “控诉运动”在聚会所开展的时候，政府派来的工作组发现，找不到控诉对象（因为没有帝国主义分子），整个运动冷冷清清，达不到预定的效果。
对于政府工作组来说，“控诉运动”目的是控制教会。没有运动，就无法改组，无法控制教会。
为了在聚会所开展“控诉运动”，政府工作组把矛头指向聚会所的一些保守教义和神学，如姐妹蒙头、属灵生活、广传福音等。为此，1951年底，倪柝声向政府投 诉，三自革新委员会（政府工作组派出机构）借控诉运动之名，把宗教问题政治化，即用现代派打击属灵派。然而，这个投诉反而导致倪柝声被捕（1952年4月 10日）。
1953-1955年，各地聚会所教会陆续退出“三自运动”。于是，政府发现，聚会所抵抗政治渗透的力量不是个人的，而是集体性的。1956年1月，政府逮捕聚会所主要同工。同年6月21日，政府宣判了“倪柝声反革命集团案”。
这场运动虽然打击了聚会所教会，但也导致了政府主导的“三自运动”未能收拢聚会所教会。“三自运动”最后自成一派，称为“三自教会”。从这个意义上看，倪柝声和聚会所成了政府主导的“三自运动”的“绊脚石”。
我们看到，倪柝声带领的地方教会（聚会所）运动，目的就是要成立独立的中国教会，走中国人直接跟随耶稣的道路。因此，聚会所运动其实就是一场教会内的三自运动。“三自教会”成立之后，聚会所教会转入家庭，坚持自己的传统。
三方力量的较劲
从此，在中国基督教教会史上，出现了官方教会和非官方教会的对立和较劲，出现了政府、三自教会、家庭教会这三方力量之间的较劲。从现象上看，三自教会受到政府的控制和支持，成为中国基督教主流。家庭教会转入地下，在公共视野中消失了。
无论是三自教会成员，还是家庭教会成员（包括被捕入狱的传道人），虽然有不同政治立场，但都认为自己顺从了神的带领。当然也有立场不稳定者，比如，王明道入 狱（1955年8月）不久，就写了检讨书，一年后（1956年9月）被释放出来。后因为内心失去平安，主动要求再度入狱。
中国教会向何处去？三自教会仍然公开聚会，人数在增长，越来越受制于政治需要。家庭教会仍然在传福音，活动受限制，越来越闭塞。这是令人困惑的状况。每一位寻找神的旨意的中国基督徒，都在祷告中呼喊：神的带领在哪里？
作者来自中国，现为北美神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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