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文郁
抗戰勝利後，共產黨和國民黨逐鹿中原。到了1949年，雖然中國這片土地上仍有戰火硝煙，但對於每一個頭腦清醒的中國人來說，鹿死誰手已無懸念。
改朝換代已是定數，共產黨成為執政者。對此，中國基督徒有人歡迎，有人悲觀，有人疑慮。 基督徒應該如何面對新的當政者？教會何去何從？神是掌管歷史的主，歷史上發生的每一件事都有神的帶領。那麼，神的帶領在哪裡？
新政府的態度
這一年，中國大陸有基督徒約100餘萬（不包括300餘萬天主教徒）。其中，84萬隸屬於西方宣教士建立起來的教會，其餘的則隸屬於地方教會（包括聚會所、耶穌家庭等）。
對於新政府來說，如何處理這100餘萬人是一件棘手的事。相對當時的4億多人口來說，這100餘萬是一個小小的數目。但是，從一開始，中國的基督教就背上洋 教的稱號，“和海外的西方列強有著不可分割的政治關係”。如何處理這100餘萬人，直接涉及新政府對西方列強的戰略關係。
新政府成立後不久，開始驅逐西方宣教士。1951年1月，教育部接管了所有接受外國津貼的大學、教會學校和醫院。1951年6月15日，上海《解放日報》公開宣稱，“教會學校”這個名詞已送進了歷史博物館。1952年之後，在中國這片土地上，就看不見公開的西方宣教士了。
政府還要切割中國基督徒和海外的聯繫。因為中國基督徒並沒有整體性地對抗政府，他們不少人對新政府充滿期望，並投身於新中國的建設中，所以新政府無意打擊他們。但是，有一點是很明確的，那就是，他們必須服從新政府的領導。
1950 年5月，總理周恩來先後3次接見基督徒代表，明確指出，基督教的最大問題，是和帝國主義的關係問題。他的原話是：“近百年來基督教傳入中國和它對中國文化 的影響，是同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聯繫著的。基督教是靠著帝國主義槍炮的威力，強迫中國清朝政府所簽訂的不平等條約，而獲得傳教和其他特權的。因此，中國 人民對基督教曾產生一個很壞的印象，把基督教叫作‘洋教’，認為基督教是同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分不開的，因而也就反對基督教。”
而且，周恩來強調：“今天美帝國主義仍企圖利用中國自己的宗教團體來進行破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活動。”周恩來的這種說法，就是新政府對基督教的基本評價，也是政府處理基督教問題的基本原則。
吳耀宗橫空出世
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新政府直接對抗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列強。這攪動了1900年八國聯軍攻入北京的歷史記憶，巨大的民族主義熱情開始湧現。如何處理好100餘萬基督徒，使之與海外隔絕，並融入中國新社會，對於新政府來說，就有了直接迫切性。
10 月9日，中國人民志願軍跨過鴨綠江入朝參戰。中國基督徒如果不響應政府的宣傳，公開反對美帝國主義，那就等於他們確實是西方列強侵略中國的工具。但是，中 國基督徒真能夠擺脫“洋教”的指責嗎？在和西方宣教士的長久交往後，要他們完全放棄積澱的西方情結，是符合神的心意嗎？
切割中國基督徒和西方列強的聯繫，在政府看來，主要在這幾個方面：一是斷絕經濟上的來往，二是組織上的獨立，三是思想上的改造。
這個切割是政府要求的，但是，要完成這個任務需要教會的配合。於是，人們看到了一場由政府主導的基督教“三自運動”。
在這場運動中，吳耀宗（1893-1979）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也是因為這場運動，他一躍成為中國基督教的主要領袖。
當時，吳耀宗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編輯部主任幹事。在神學上，他並沒有特別的貢獻；在組織上，他只是一個小小的主任幹事；在屬靈榜樣上，他還沒有引起廣泛的注意。可以說，在中國基督教圈子裡，他還沒有能力呼風喚雨。
他的信仰有明顯的社會福音傾向，用他的話來說：“愛上帝就是愛真理；愛人如己就是為人服務、犧牲。”他認為，“宗教應當在人生的全部生活裡表現出來”。
1949年，他出版了一本文集，取名為《黑暗與光明》（青年協會書局），充分地表達了他的社會福音的神學思想。對他來說，基督信仰能夠帶來社會的變革，而在這一點上，基督信仰和共產主義是相契的。
吳耀宗的觀點深得新政府的悅納。1949年9月21至30日，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在北京召開。吳耀宗等5人被政府點名，作為基督教代表與會。這次政協會議產生了《共同綱領》，其中明確規定了公民擁有宗教信仰自由。
雖然這5人深受政府青睞，但他們無力代表教會。為了集結基督教的實力派人物，會議之後，以吳耀宗等為主，邀請中華基督教男女青年會全國協會、基督教協進會、 中華基督教全國總會等，派代表組成了一個全國性的基督教訪問團，瞭解各地基督教教會的情況，以及基督徒徒對政局的態度等等。
1950年4月21日，訪問團在北京召開座談會。吳耀宗寫就了《關於處理基督教問題的初步意見》，就基督教教會內部的帝國主義影響、宗教信仰自由、教會房產、教會機構登記等問題，向政府提出建議，並附上各地教會受擾案件百餘例。
這個《初步意見》沒有突出“帝國主義”這一因素。為此，周恩來對他們發表講話，強調，基督教的最大問題就是與帝國主義的關係問題。如果不徹底洗心革面，與帝國主義劃清界限，那麼，一切都無從談起。
吳耀宗聽了周恩來的談話之後，有恍然大悟的感覺。很快地，他修改了《初步意見》，更名為《中國基督教在新中國建設中努力的途徑》。這便是所謂的《三自宣言》。
《三自宣言》是一個涉及基督教的政治文件。吳耀宗很清楚這一點。這個文件也是新政府需要的。我們讀其導言部分，就可以完全明瞭這一點：
基督教傳到中國，已經有140多年的歷史，在這100多年當中，它對中國的社會，曾經有過相當的貢獻。但是，不幸得很，基督教傳到中國不久以後，帝國主義便 在中國開始活動，又因為把基督教傳到中國來的人們，主要都是從這些帝國主義國家來的，基督教同帝國主義便在有意無意、有形無形之中發生了關係……為要提高 我們對帝國主義的警惕，為要表示基督教在新中國中鮮明的政治立場，為要促成一個為中國人自己所主持的中國教會，為要指出全國的基督徒對新中國建設所應當負 起的責任，我們發表了下面這個文件……
吳耀宗在內心，還是希望把基督教和帝國主義進行區分，所以在導言中，強調基督教傳入中國在先，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在後。這個區分對於基督徒來說是很重要的。如果基督教一開始就是帝國主義工具，那麼，這100餘萬基督徒從現在起，就必須放棄自己的信仰立場。
政府接受了這種說法。畢竟，100餘萬是一個不小的群體，如果處理得不好，會引起社會動亂。因此，周恩來指示：“一個字不改，照樣發表”，為的是“便於團結群眾”。
“三自會”正式成立
問題是，這個《三自宣言》能夠被中國教會接受嗎？吳耀宗邀請了40餘名大大小小的教會領袖，以個人身分作為發起人，向全國一千多位教會領袖徵求簽名，目的是使《宣言》成為中國教會的立場。
1950年9月23日，《人民日報》刊登《宣言》全文，公佈了第一批共1,527位基督徒的簽名名單。這一天成為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的紀念日。
9月26日，中共中央發出紅頭文件，《關於在基督教、天主教中展開響應‘基督教宣言’運動的指示》，通過各種方式全面推動簽名運動。最為突出的方式，便是所謂“控訴運動”——控訴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通過教會進行文化侵略和政治滲透。
吳耀宗專門發表文章，引用《馬太福音》23章耶穌對文士、法利賽人的批評，認為基督徒必須堅決反對親西方的傾向，以此達到自我革新。因此，三自運動當時稱為“三自革新運動”。
“控訴運動”打擊了一批人，同時也激發了大批基督徒的愛國熱情和民族情緒。1951年4月，簽名者達18萬；1954年6月，簽名人數達417,389（最後公佈布的統計數字）。簽名人數超過基督徒總人數的一半，而且大多數傳道人也都簽了名。
三自籌委會因此於1954年7月22日至8月6日在北京開會，共有232人代表62個教會和團體與會。會議主題仍然是反帝愛國，最後通過了《中國基督教全國 會議告全國同道書》。這份通告放棄了“革新”的提法，改用“愛國”，認為這樣有利於全國基督教教會的團結。於是，“三自運動”就取得了“中國基督教三自愛 國運動”這一名稱。
同時，會議通過了《“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簡章》”，選舉吳耀宗為全國三自會主席，並選舉出139位委員。“三自會”從此正式成立。
來自教會的反對
在中國當時的大環境下，作為一個政治運動的“三自運動”有著某種不可避免性。當然，教會內部並非沒有不同聲音。《三自宣言》發表後，基督教協進會首先表達不 同意見。在1950年10月的第14屆年會上，會務委員會主席繆秋笙認為 ，宗教是超政治的，教會不應該直接參與政治性運動。
會上有人提議起草一份《告全國信徒書》，來抵制吳耀宗的《三自宣言》，走教會自己的三自道路。雖然最終沒有人願意出來草擬這份文件，但基督教協進會因此在後來的“控訴運動”中，被指控為“美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代辦”。
王明道是另一股反對力量。鑒於王明道在日本占領期間拒絕和日本人合作，而且，他的教會是在沒有西方支持下成立的，新政府對王明道抱有期望，希望他參加並推動“三自運動”。
然而，王明道無法認同吳耀宗的神學及其信仰表達，認為吳耀宗屬於不信派，不肯與之同工。
“三自運動”初始，王明道采採取了沉默不合作的做法。隨著“三自運動”的全面發展，王明道的沉默和不合作，變成了跟政府對抗。
在強大的政治壓力之下，1954年冬季，王明道在他自己的《靈食季刊》上發表文章：《順從人呢？順從神呢？》在1955年《靈食季刊》夏季刊，他發表了《我們是為了信仰》。政府無法忍受王明道的不合作態度，將他逮捕。
倪柝聲的聚會所，也是一股強大的力量。1927年開始的聚會所運動，對於倪柝聲和他的同工們來說，乃是一場中國教會脫離西方宣教士控制的獨立運動。在他們心中，他們早就開始三自運動了。因此，當吳耀宗他們推動“三自革新運動”時，聚會所的領袖們沒有什麼反應。
然而，倪柝聲很快發現，這個由政府推動的三自運動是有政治背景的，因而不能完全不予配合。1951年4月，“控訴運動”期間，倪柝聲給各聚會所發了一個通知，要求各地教會擁護“三自運動”。
1951 年8月20日，倪柝聲講了一次道，題目是“我是怎樣轉過來的”。在這次講道中，倪柝聲做了一些自我檢討。大意是說，一直以來，他對西方列強也有排斥心態， 但仍然認為有些西方宣教士是真心來傳福音的，不是帝國主義分子。但是，隨著“控訴運動”的開展，他想到，那些西方宣教士可以是很好的福音使者，卻同時視租 界現象（治外法權、外國兵等）為理所當然，這種不顧當地居民情感的態度，便是帝國主義的。從這件事可以說明，“宗教信仰是一件事，政治觀點又是另─件事。 有許多人信仰是純正的，但是政治觀點是帝國主義。”他總結：一個人可以信仰純正，但在政治上仍然可以是帝國主義的。
我們看到，倪柝聲是從自己的真實感覺出發的。他的民族主義情結是真實的。而且，他也不想和新政府對抗。他只想在福音工場上多做事。他想區分基督信仰和政治立場，認為基督徒在反帝愛國的同時，仍然可以過正常的信仰生活。
比較吳耀宗之從社會福音出發、認為基督信仰應該服從於社會革新事業，我們看到，倪柝聲與之是有根本性差別的。
還 有一件事，使倪柝聲和聚會所無法融入當時的三自革新運動。聚會所本來就是一場擺脫西方宣教士的運動，因此，他們在教會管理和神學觀點上都缺乏西方色彩。當 “控訴運動”在聚會所開展的時候，政府派來的工作組發現，找不到控訴對象（因為沒有帝國主義分子），整個運動冷冷清清，達不到預定的效果。
對於政府工作組來說，“控訴運動”目的是控制教會。沒有運動，就無法改組，無法控制教會。
為了在聚會所開展“控訴運動”，政府工作組把矛頭指向聚會所的一些保守教義和神學，如姐妹蒙頭、屬靈生活、廣傳福音等。為此，1951年底，倪柝聲向政府投 訴，三自革新委員會（政府工作組派出機構）借控訴運動之名，把宗教問題政治化，即用現代派打擊屬靈派。然而，這個投訴反而導致倪柝聲被捕（1952年4月 10日）。
1953-1955年，各地聚會所教會陸續退出“三自運動”。於是，政府發現，聚會所抵抗政治滲透的力量不是個人的，而是集體性的。1956年1月，政府逮捕聚會所主要同工。同年6月21日，政府宣判了“倪柝聲反革命集團案”。
這場運動雖然打擊了聚會所教會，但也導致了政府主導的“三自運動”未能收攏聚會所教會。“三自運動”最後自成一派，稱為“三自教會”。從這個意義上看，倪柝聲和聚會所成了政府主導的“三自運動”的“絆腳石”。
我們看到，倪柝聲帶領的地方教會（聚會所）運動，目的就是要成立獨立的中國教會，走中國人直接跟隨耶穌的道路。因此，聚會所運動其實就是一場教會內的三自運動。“三自教會”成立之後，聚會所教會轉入家庭，堅持自己的傳統。
三方力量的較勁
從此，在中國基督教教會史上，出現了官方教會和非官方教會的對立和較勁，出現了政府、三自教會、家庭教會這三方力量之間的較勁。從現象上看，三自教會受到政府的控制和支持，成為中國基督教主流。家庭教會轉入地下，在公共視野中消失了。
無論是三自教會成員，還是家庭教會成員（包括被捕入獄的傳道人），雖然有不同政治立場，但都認為自己順從了神的帶領。當然也有立場不穩定者，比如，王明道入 獄（1955年8月）不久，就寫了檢討書，一年後（1956年9月）被釋放出來。後因為內心失去平安，主動要求再度入獄。
中國教會向何處去？三自教會仍然公開聚會，人數在增長，越來越受制於政治需要。家庭教會仍然在傳福音，活動受限制，越來越閉塞。這是令人困惑的狀況。每一位尋找神的旨意的中國基督徒，都在禱告中呼喊：神的帶領在哪裡？
作者來自中國，現為北美神學院教授。
Leave a Rep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