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罗恩普
上个世纪90年代，我在中南神学院工作。这所神学院，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浩劫之后新建的，是以前的武昌基督教青年会的地址。不要瞧不起这所规模只有幼稚园大的神学院，它可是是中南6省（区）唯一的一家神学院。
1994年夏天，退休的英国老牧师、汉学家兼历史学家柯喜乐博士（Norman Howard Cliff, 1925-2007）到中国游历，按中国人的说法叫“寻亲访友”。
这一天，我从神学院的操场经过，汪振仁院长看见我，就招呼我介绍：这位是柯喜乐牧师，刚退休。他的父母以前在中国传教。他的父亲是我的父亲的神学院老师。
他又向柯喜乐牧师介绍，这位罗恩普弟兄，他的祖上也是传道人。
见到柯喜乐这样的传道人，我向来有一种敬意，我知道他们纯粹是受信仰的驱使到中国来的。我说，是的，我的祖父在100多年前的庚子之乱期间，救助过一群落难的英国传教士。
谁知我这一简单的介绍，竟引起了柯喜乐牧师的极大兴趣。他立即掏出随身携带的笔记本，记录下我的介绍、时间、地点、人物……
柯喜乐牧师一回英国，立即给我寄来他本人收藏多年的A Thousand Miles Of Miracle（中译《神蹟千里》）。这本书出版于1920年，而且是第12版了。书上介绍，该书已有瑞典语译本、德语译本、阿拉伯译本……
天啦！这本记叙中国最大“教难”的书，已经问世将近100年，竟没有中文译本，岂非怪事！
根据扉页上柯喜乐牧师的指示，我翻开书的第350-361页，果然看见了对我祖父的文字记录。迫不及待地，我用学来的一点英语，花了几个通宵，将其译成中文，然后冠以标题《神蹟千里——应山篇》。教会的老兄弟姊妹传阅后，有人感动得热泪盈眶。
难得的避难所
柯喜乐牧师对中国基督教的历史非常精通。自从我们认识之后，他坚持不懈地帮我寻找我祖父100年前救助过的外国宣教士的后裔。。
1998年4月，我收到一封来自英国的信，里面有照片的拷贝件，有英文的信件，及其汉语翻译——
尊敬的罗恩普：
我非常荣幸地收到救助过我祖父A. E. Glover牧师的人的孙子的来信。你的祖父在1900年夏天，以无限的爱心，帮助、照顾我的祖父和他的一家，完成从潞安逃难到汉口的最后行程。我的祖父于1954年逝世，享年95岁……
我是1933年出生，我的弟弟1938年出生，我的妹妹Faith 则是出生在1941年……她计画2000年去中国，探访潞安至汉口的一些地方，当然还有上海，我的祖母就是埋葬在那儿……
再一次感谢你，我妹妹希望在2000年到中国去拜访你，亲自带去我们家人的感谢……
写信者Murray Glover，是《神蹟千里》的作者A. E. Glover牧师的孙子。
100年前，他的祖父在山西潞安，也就是今天的山西长治一带传福音。
庚子年间，义和团运动骤起。为逃避追杀，Glover 一家与其他几位英国宣教士，从山西的潞安，经过河南，逃难到湖北的汉口（当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对待基督教和传教士比较开明），历时60多天，历尽千辛万苦。
当这些长途跋涉、伤病缠身、奄奄一息的逃难者，路过我的老家——湖北应山时，我的祖父，这位上个世纪的乡间传道人，遵循圣经的教导，亲切地接待这些落难的主内兄弟姊妹。
他全力投入救助与扶持，将最好的饮食，如牛奶、鸡蛋、鸡等等，尽力供应他们，并腾出自己的住房，供他们养病。这对于历尽艰难、逃避追杀的宣教士及其家眷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使他们在漫漫逃亡路上，有了难得的避难所。
冒险百里相送
在滞留应山的几天里，还是有一位Cooper夫人，因生命衰竭而去世。大家怀着敬意与悲哀，装殓了殉教的姊妹。
3天后，先祖执意冒着风险，亲自护送这些落难的宣教士，带着两具装有殉教士的棺材，他们克服无数艰难险阻，从应山经100多公里，抵达汉口。
1999年，我收到柯喜乐牧师从英国给我寄来的书——《杨格非传》（Griffith John, 1831 – 1912），这是1998年的最新版本。书里有一段关于我的祖父的记载（第125-126页），译成中文如下：
……一行人到了应山，打听到基督徒罗……不久，他带着一位叫刘三的信徒，前来欢迎这位来自英格兰的公理会主教。
罗和他的朋友提议，到50哩外的刘村去探访。在那里，杨格非主持了新教徒的洗礼。往应山的途中，对他们又进一步地劝勉。礼拜天，杨格非和施伯恒为罗的父母施洗、布道，并赠阅小册子。礼拜结束时，我们祈求，将应山交托在主的名下。
杨格非也感到与罗家（包括丈夫、妻子、儿子和吃素的姨妈）亲近了许多。真正去爱一个中国人并不容易，但凭心说，我爱罗先生及其父母和姨妈。
追沿逃难足蹟
2000年夏天，是值得纪念的。100年前的这个时候，在中国的许多传教士，被义和团杀害，成为惨烈的教难。
为缅怀殉教的传教士，我和女儿罗妮一起前往山西——庚子教难的重灾区。我们与Glover牧师的孙女Faith约定，从山西的潞安，也就是今天的长治，经过河南前往汉口，重走先辈受苦之路。与我们一同前往的，还有好友，台湾中原大学教授、著名的基督教历史学家魏外扬先生。
在潞安，我们和当地教会的兄弟姊妹进行了亲切的交流，凭吊了当年宣教士服事的工场，缅怀了他们在中国传福音的劳苦。然后，沿着他们逃难的足迹，一站一站地追寻、体味，竭力想像先辈追随我主耶稣基督背负十字架的壮举。
为了筹办这次苦难之旅，我事先给我在美国的外甥女写信，请她给予经济上的援助。
我说，我将要接待祖父救助过的英国传教士的后裔。你知道，舅舅是个穷光蛋，从来没有什么积蓄。但是他们到中国来，我要尽到地主之谊，所有的旅费、招待费，都应该由我来支付，而且要让他们旅途满意、居住满意。
我之所以敢于向我的外甥女开口，因为她是我一手送到美国去的。我的这一点要求，在她也是毫不费力的。她说，需要多少？我说，估计3万人民币。她答应了，还问我够不够。经费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到达汉口后，Faith住在我家。她和我们在一起的一个星期，是充满温馨、感恩的。出于对我的先辈的敬意，Faith对我们家人特别有感情。这种感情是极自然的流露，是100年的记忆。
对于Faith，我的感情就复杂得多。她的祖父，在100年前抱着良好的愿望到中国来，受尽苦难与屈辱，之后几竟家破人亡。
对此，我有一种民族的负罪感，我为我的民族感到羞愧。
100年后的今天，我作为东道主，接待当年落难的传教士的后人，我一定要让他们感到亲切、温暖，让他们感到中国人的善良。
枕头里的钞票
Faith从英国给我带来了刚出版的《神蹟千里》中文版，显然，这是为了纪念庚子事变100周年。该书译者张玫珊，是位治学严谨的学者，我以前见过她的文章，有文采！
在她翻译的《神蹟千里》中文版的附记里，她这样写道：
“根据手头仅有的英文节略本译就初稿后，一次见到正路过香港的林治平先生。谈起此书时，他说前不久才在武汉巧遇一位罗恩普先生，是书中那位湖北应山‘罗先生’的孙子。我为了进一步了解当时的情况，就开始与罗恩普先生通信。恩普先生不仅倾其所知地相告，另外还介绍我认识现住英国的Dr. Norman Cliff——也是很关注这一段中国历史的一位朋友。
“Dr. Norman Cliff本身即古道热肠，更令其妹将她珍藏的一本1945年版的A Thousand Miles of Miracle in China，以航空速寄来港，使我能够参考足本，将译稿作了一番核实订正，并得以选用原书中的一些珍贵照片。特别在此感谢他们的协助。”
Faith最喜欢和我的女儿罗妮一起说悄悄话。隔着房门，不时传来她们的朗朗笑声。快60岁的Faith，笑起来像个孩子。她将儿子、女儿的照片赠送给罗妮，讲她的小女儿的故事。罗妮听得津津有味。
罗妮也将她小时候的故事讲给Faith听——爷爷的遭遇，爸爸、妈妈的遭遇，她和同学的故事等等。Faith也是饶有兴趣地听着。
Faith在我们家度过了一个愉快的星期。在她动身离开的前一天傍晚，我拿出一个信封，那里面有2000元人民币。我小心翼翼地对Faith说，你是客人，我是主人，你在我这儿，要听从我的，对不对？Faith点点头。
我继续说：明天你就要离开我这儿了。之后你会在中国大陆待几天。这一点零钱你带着，方便一点。免得去银行兑换钞票，挺麻烦的。Faith听懂了我的话，连连摇头，坚决不肯接受。
第二天，我们带着Faith到旅游船码头。Faith和我们一一吻别。Faith对我的妻子、女儿亲了又亲，那是对亲人、家人才有的依依惜别之情……我悄悄地揩去涌出的泪水。
一个礼拜后，女儿清理Faith用过的物品，发现枕套里有一块像笔记本的硬物，掏出来一看，是一摞钱——3000元人民币。是Faith留下来的！
不脚踏两条船
2000年9月，我们接待了Richard 和Meili Hawthorne夫妇。Meile的祖父Thomas Gillison是汉口协和医院的创始人兼第一任院长。
1900年的庚子教难期间，大批逃避义和团追杀的传教士，由北方往南方逃到汉口。这些伤病缠身的逃难者到达汉口后，第一个接待他们、给他们诊治的，就是Dr. Gillison。
Faith的祖母Flora Glover就是逃难人群中的一员，逃到汉口后已是奄奄一息。Dr. Gillison对她实施了抢救。她在医院里早产下一个婴儿，取名为Faith。10天后，不幸夭折。后来她的孙女Faith，继承了那个不幸夭折的姑妈的名字。
Meili的祖父Dr. Gillison，在将近100年前，写过一本《杨格非博士传略》。杨格非牧师，是19世纪中期第一个来到华中地区的英国伦敦会宣教士，号称“华中使徒”，一生献给了中国的福音事业。
Dr. Gillison著的《杨格非博士传略》里，有一段也谈到我的祖父，兹抄录如下：
“……又在孝感之北的应山县，有姓罗名朝龙者，向来热心佛教，事亲尽孝，时常劝人行善。应山县的人士无不钦仰，视为圣人。
“一次有事来汉，从夹街礼拜堂门前路过，看见施牧师等宣讲福音就进去静听。因其向来追求真理，一听福音，颇愿接受，心中越是揣摩，越觉得这是天道。不过他的难处是吃斋，不但自己如此，他的慈母亦然。但是牧师等对他说，脚踏两条船，终必失败，于是决意将自己完全交托耶稣，实行开斋奉教，本着向来信佛的热心，在应山县传扬福音。受其劝导而信主者不少。
“罗君爱人深切，时常步行远路，拯救吞烟的同胞，即或在半夜相请，也不推辞，共计被救者不下数百人……”
自从和Meili联系上以后，收到她好几封热情洋溢的信。她说，到中国好多次，每次都要到汉口的协和医院去瞻仰一番，那是她的祖上遗留下来的心血和杰作。医院里面有好多退休了的老教授、老医生，是她的父亲和姑妈的学生。
Meili对这块凝聚着她的先辈的爱心和智慧的土地，有着刻骨铭心的感情。每年圣诞节，她都要寄来满篇的祝福，寄托遥远的思念与祈祷。
像柯喜乐牧师一样，Meili夫妇每年有一半时间在世界各地奔走。哪里有战争，哪里有苦难，他们就到哪里去，例如中东、波西米亚。像他们的父辈一样，他们把爱心和捐助，献给需要的地方。
当年，有人说传教士代表着帝国主义侵略，他们没有理会。现在，有人说他们是救世主，他们也没有理会。他们只知道，这样做是荣耀主的。他们觉得这样生活很快乐（虽然很累）。
Meili有60多岁了，但仍在努力自学汉语。她的汉语虽然结结巴巴、不熟练，她依然为此自豪。
善恶前的选择
2000年10月，我们又一次接待了远道而来的亲爱的柯喜乐牧师。我明显地感觉到，他老人家有些憔悴和苍老了。我妻子竭尽全力调理柯喜乐牧师的饮食，并带他到超市买了旅行袋，换下他的断了背带的旅行箱，给他买了衣服、裤子。老人高兴得像个孩子。
经过近一个礼拜的休整，老人家强壮多了。在他离开之前，我给了老人家一个信封，里面装有2000元人民币，我说路上方便一点，不要客气。老人家推辞不掉，心存感激地收下了。我和妻子都很高兴。
想想这两年接待了许多珍贵的客人，他们都是远在地球另一面的英国人，都是传教士的后代，都眷念中国和这块土地上生息繁衍的人。因为，他们的先辈在这块土地上奋斗过，耕耘过，和这儿的人们一起生活过，更付出过鲜血和生命。
他们一次又一次地从地球那边，赶到地球这边，为的就是爱——他们和父辈一样，有使命感，有责任心。他们肩负著上帝的托付。上帝要他们爱中国，上帝要他们爱中国人。
记得有一次，我问柯喜乐牧师，你为什么不带你的儿子来中国走走？他黯然地说，他们不喜欢中国。我亦黯然神伤。是啊，他们凭什么喜欢中国？是中国曾经展开双臂欢迎他们的祖先，还是中国有什么特别美好的事吸引他们？除了猜忌、谩骂、污蔑，甚至仇恨之外，并无其他。
我的祖父没有辜负他所处的时代。他老人家在庚子教难中“行公义、好怜悯”的义举和担当，恰是他作为一个善良的中国人，在是非、善恶面前的选择，是与哀哭的人同哭的基督徒的本分，是对苦难中的肢体的爱，也是对背十字架的耶稣的效法，以及对主耶稣的教导的践行。他使人想起使徒保罗的名言：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著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祂显现的人。”（《提后》4：7-8）
作者现居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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