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父与庚子教难(罗恩普)

本文原刊于《举目》74期。

文/罗恩普

BH74-40-7259-图1-7259s2930806上个世纪90年代,我在中南神学院工作。这所神学院,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浩劫之后新建的,是以前的武昌基督教青年会的地址。不要瞧不起这所规模只有幼稚园大的神学院,它可是是中南6省(区)唯一的一家神学院。

1994年夏天,退休的英国老牧师、汉学家兼历史学家柯喜乐博士(Norman Howard Cliff, 1925-2007)到中国游历,按中国人的说法叫“寻亲访友”。

这一天,我从神学院的操场经过,汪振仁院长看见我,就招呼我介绍:这位是柯喜乐牧师,刚退休。他的父母以前在中国传教。他的父亲是我的父亲的神学院老师。

他又向柯喜乐牧师介绍,这位罗恩普弟兄,他的祖上也是传道人。

见到柯喜乐这样的传道人,我向来有一种敬意,我知道他们纯粹是受信仰的驱使到中国来的。我说,是的,我的祖父在100多年前的庚子之乱期间,救助过一群落难的英国传教士。

谁知我这一简单的介绍,竟引起了柯喜乐牧师的极大兴趣。他立即掏出随身携带的笔记本,记录下我的介绍、时间、地点、人物……

柯喜乐牧师一回英国,立即给我寄来他本人收藏多年的A Thousand Miles Of Miracle(中译《神蹟千里》)。这本书出版于1920年,而且是第12版了。书上介绍,该书已有瑞典语译本、德语译本、阿拉伯译本……

天啦!这本记叙中国最大“教难”的书,已经问世将近100年,竟没有中文译本,岂非怪事!

根据扉页上柯喜乐牧师的指示,我翻开书的第350-361页,果然看见了对我祖父的文字记录。迫不及待地,我用学来的一点英语,花了几个通宵,将其译成中文,然后冠以标题《神蹟千里——应山篇》。教会的老兄弟姊妹传阅后,有人感动得热泪盈眶。

难得的避难所

柯喜乐牧师对中国基督教的历史非常精通。自从我们认识之后,他坚持不懈地帮我寻找我祖父100年前救助过的外国宣教士的后裔。。

1998年4月,我收到一封来自英国的信,里面有照片的拷贝件,有英文的信件,及其汉语翻译——

尊敬的罗恩普:

我非常荣幸地收到救助过我祖父A. E. Glover牧师的人的孙子的来信。你的祖父在1900年夏天,以无限的爱心,帮助、照顾我的祖父和他的一家,完成从潞安逃难到汉口的最后行程。我的祖父于1954年逝世,享年95岁……

我是1933年出生,我的弟弟1938年出生,我的妹妹Faith 则是出生在1941年……她计画2000年去中国,探访潞安至汉口的一些地方,当然还有上海,我的祖母就是埋葬在那儿……

再一次感谢你,我妹妹希望在2000年到中国去拜访你,亲自带去我们家人的感谢……           

写信者Murray Glover,是《神蹟千里》的作者A. E. Glover牧师的孙子。

100年前,他的祖父在山西潞安,也就是今天的山西长治一带传福音。

庚子年间,义和团运动骤起。为逃避追杀,Glover 一家与其他几位英国宣教士,从山西的潞安,经过河南,逃难到湖北的汉口(当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对待基督教和传教士比较开明),历时60多天,历尽千辛万苦。

当这些长途跋涉、伤病缠身、奄奄一息的逃难者,路过我的老家——湖北应山时,我的祖父,这位上个世纪的乡间传道人,遵循圣经的教导,亲切地接待这些落难的主内兄弟姊妹。

他全力投入救助与扶持,将最好的饮食,如牛奶、鸡蛋、鸡等等,尽力供应他们,并腾出自己的住房,供他们养病。这对于历尽艰难、逃避追杀的宣教士及其家眷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使他们在漫漫逃亡路上,有了难得的避难所。

冒险百里相送

在滞留应山的几天里,还是有一位Cooper夫人,因生命衰竭而去世。大家怀着敬意与悲哀,装殓了殉教的姊妹。

3天后,先祖执意冒着风险,亲自护送这些落难的宣教士,带着两具装有殉教士的棺材,他们克服无数艰难险阻,从应山经100多公里,抵达汉口。

1999年,我收到柯喜乐牧师从英国给我寄来的书——《杨格非传》(Griffith John, 1831 – 1912),这是1998年的最新版本。书里有一段关于我的祖父的记载(第125-126页),译成中文如下:

……一行人到了应山,打听到基督徒罗……不久,他带着一位叫刘三的信徒,前来欢迎这位来自英格兰的公理会主教。

罗和他的朋友提议,到50哩外的刘村去探访。在那里,杨格非主持了新教徒的洗礼。往应山的途中,对他们又进一步地劝勉。礼拜天,杨格非和施伯恒为罗的父母施洗、布道,并赠阅小册子。礼拜结束时,我们祈求,将应山交托在主的名下。

杨格非也感到与罗家(包括丈夫、妻子、儿子和吃素的姨妈)亲近了许多。真正去爱一个中国人并不容易,但凭心说,我爱罗先生及其父母和姨妈。

追沿逃难足蹟

2000年夏天,是值得纪念的。100年前的这个时候,在中国的许多传教士,被义和团杀害,成为惨烈的教难。

为缅怀殉教的传教士,我和女儿罗妮一起前往山西——庚子教难的重灾区。我们与Glover牧师的孙女Faith约定,从山西的潞安,也就是今天的长治,经过河南前往汉口,重走先辈受苦之路。与我们一同前往的,还有好友,台湾中原大学教授、著名的基督教历史学家魏外扬先生。

在潞安,我们和当地教会的兄弟姊妹进行了亲切的交流,凭吊了当年宣教士服事的工场,缅怀了他们在中国传福音的劳苦。然后,沿着他们逃难的足迹,一站一站地追寻、体味,竭力想像先辈追随我主耶稣基督背负十字架的壮举。

为了筹办这次苦难之旅,我事先给我在美国的外甥女写信,请她给予经济上的援助。

我说,我将要接待祖父救助过的英国传教士的后裔。你知道,舅舅是个穷光蛋,从来没有什么积蓄。但是他们到中国来,我要尽到地主之谊,所有的旅费、招待费,都应该由我来支付,而且要让他们旅途满意、居住满意。

我之所以敢于向我的外甥女开口,因为她是我一手送到美国去的。我的这一点要求,在她也是毫不费力的。她说,需要多少?我说,估计3万人民币。她答应了,还问我够不够。经费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到达汉口后,Faith住在我家。她和我们在一起的一个星期,是充满温馨、感恩的。出于对我的先辈的敬意,Faith对我们家人特别有感情。这种感情是极自然的流露,是100年的记忆。

BH74-40-7259-图2-Rev A E Glover's wedding to Flora Kelly, 1894

对于Faith,我的感情就复杂得多。她的祖父,在100年前抱着良好的愿望到中国来,受尽苦难与屈辱,之后几竟家破人亡。

对此,我有一种民族的负罪感,我为我的民族感到羞愧。

100年后的今天,我作为东道主,接待当年落难的传教士的后人,我一定要让他们感到亲切、温暖,让他们感到中国人的善良。

枕头里的钞票

Faith从英国给我带来了刚出版的《神蹟千里》中文版,显然,这是为了纪念庚子事变100周年。该书译者张玫珊,是位治学严谨的学者,我以前见过她的文章,有文采!

在她翻译的《神蹟千里》中文版的附记里,她这样写道:  

“根据手头仅有的英文节略本译就初稿后,一次见到正路过香港的林治平先生。谈起此书时,他说前不久才在武汉巧遇一位罗恩普先生,是书中那位湖北应山‘罗先生’的孙子。我为了进一步了解当时的情况,就开始与罗恩普先生通信。恩普先生不仅倾其所知地相告,另外还介绍我认识现住英国的Dr. Norman Cliff——也是很关注这一段中国历史的一位朋友。

“Dr. Norman Cliff本身即古道热肠,更令其妹将她珍藏的一本1945年版的A Thousand  Miles of  Miracle in China,以航空速寄来港,使我能够参考足本,将译稿作了一番核实订正,并得以选用原书中的一些珍贵照片。特别在此感谢他们的协助。”

Faith最喜欢和我的女儿罗妮一起说悄悄话。隔着房门,不时传来她们的朗朗笑声。快60岁的Faith,笑起来像个孩子。她将儿子、女儿的照片赠送给罗妮,讲她的小女儿的故事。罗妮听得津津有味。

罗妮也将她小时候的故事讲给Faith听——爷爷的遭遇,爸爸、妈妈的遭遇,她和同学的故事等等。Faith也是饶有兴趣地听着。

Faith在我们家度过了一个愉快的星期。在她动身离开的前一天傍晚,我拿出一个信封,那里面有2000元人民币。我小心翼翼地对Faith说,你是客人,我是主人,你在我这儿,要听从我的,对不对?Faith点点头。

我继续说:明天你就要离开我这儿了。之后你会在中国大陆待几天。这一点零钱你带着,方便一点。免得去银行兑换钞票,挺麻烦的。Faith听懂了我的话,连连摇头,坚决不肯接受。

第二天,我们带着Faith到旅游船码头。Faith和我们一一吻别。Faith对我的妻子、女儿亲了又亲,那是对亲人、家人才有的依依惜别之情……我悄悄地揩去涌出的泪水。

一个礼拜后,女儿清理Faith用过的物品,发现枕套里有一块像笔记本的硬物,掏出来一看,是一摞钱——3000元人民币。是Faith留下来的!

不脚踏两条船

2000年9月,我们接待了Richard 和Meili Hawthorne夫妇。Meile的祖父Thomas Gillison是汉口协和医院的创始人兼第一任院长。

1900年的庚子教难期间,大批逃避义和团追杀的传教士,由北方往南方逃到汉口。这些伤病缠身的逃难者到达汉口后,第一个接待他们、给他们诊治的,就是Dr. Gillison。

Faith的祖母Flora Glover就是逃难人群中的一员,逃到汉口后已是奄奄一息。Dr. Gillison对她实施了抢救。她在医院里早产下一个婴儿,取名为Faith。10天后,不幸夭折。后来她的孙女Faith,继承了那个不幸夭折的姑妈的名字。

Meili的祖父Dr. Gillison,在将近100年前,写过一本《杨格非博士传略》。杨格非牧师,是19世纪中期第一个来到华中地区的英国伦敦会宣教士,号称“华中使徒”,一生献给了中国的福音事业。

Dr. Gillison著的《杨格非博士传略》里,有一段也谈到我的祖父,兹抄录如下:

“……又在孝感之北的应山县,有姓罗名朝龙者,向来热心佛教,事亲尽孝,时常劝人行善。应山县的人士无不钦仰,视为圣人。

“一次有事来汉,从夹街礼拜堂门前路过,看见施牧师等宣讲福音就进去静听。因其向来追求真理,一听福音,颇愿接受,心中越是揣摩,越觉得这是天道。不过他的难处是吃斋,不但自己如此,他的慈母亦然。但是牧师等对他说,脚踏两条船,终必失败,于是决意将自己完全交托耶稣,实行开斋奉教,本着向来信佛的热心,在应山县传扬福音。受其劝导而信主者不少。

“罗君爱人深切,时常步行远路,拯救吞烟的同胞,即或在半夜相请,也不推辞,共计被救者不下数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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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和Meili联系上以后,收到她好几封热情洋溢的信。她说,到中国好多次,每次都要到汉口的协和医院去瞻仰一番,那是她的祖上遗留下来的心血和杰作。医院里面有好多退休了的老教授、老医生,是她的父亲和姑妈的学生。

Meili对这块凝聚着她的先辈的爱心和智慧的土地,有着刻骨铭心的感情。每年圣诞节,她都要寄来满篇的祝福,寄托遥远的思念与祈祷。

像柯喜乐牧师一样,Meili夫妇每年有一半时间在世界各地奔走。哪里有战争,哪里有苦难,他们就到哪里去,例如中东、波西米亚。像他们的父辈一样,他们把爱心和捐助,献给需要的地方。

当年,有人说传教士代表着帝国主义侵略,他们没有理会。现在,有人说他们是救世主,他们也没有理会。他们只知道,这样做是荣耀主的。他们觉得这样生活很快乐(虽然很累)。

Meili有60多岁了,但仍在努力自学汉语。她的汉语虽然结结巴巴、不熟练,她依然为此自豪。

善恶前的选择

2000年10月,我们又一次接待了远道而来的亲爱的柯喜乐牧师。我明显地感觉到,他老人家有些憔悴和苍老了。我妻子竭尽全力调理柯喜乐牧师的饮食,并带他到超市买了旅行袋,换下他的断了背带的旅行箱,给他买了衣服、裤子。老人高兴得像个孩子。

经过近一个礼拜的休整,老人家强壮多了。在他离开之前,我给了老人家一个信封,里面装有2000元人民币,我说路上方便一点,不要客气。老人家推辞不掉,心存感激地收下了。我和妻子都很高兴。

想想这两年接待了许多珍贵的客人,他们都是远在地球另一面的英国人,都是传教士的后代,都眷念中国和这块土地上生息繁衍的人。因为,他们的先辈在这块土地上奋斗过,耕耘过,和这儿的人们一起生活过,更付出过鲜血和生命。

他们一次又一次地从地球那边,赶到地球这边,为的就是爱——他们和父辈一样,有使命感,有责任心。他们肩负著上帝的托付。上帝要他们爱中国,上帝要他们爱中国人。

记得有一次,我问柯喜乐牧师,你为什么不带你的儿子来中国走走?他黯然地说,他们不喜欢中国。我亦黯然神伤。是啊,他们凭什么喜欢中国?是中国曾经展开双臂欢迎他们的祖先,还是中国有什么特别美好的事吸引他们?除了猜忌、谩骂、污蔑,甚至仇恨之外,并无其他。

我的祖父没有辜负他所处的时代。他老人家在庚子教难中“行公义、好怜悯”的义举和担当,恰是他作为一个善良的中国人,在是非、善恶面前的选择,是与哀哭的人同哭的基督徒的本分,是对苦难中的肢体的爱,也是对背十字架的耶稣的效法,以及对主耶稣的教导的践行。他使人想起使徒保罗的名言: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著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祂显现的人。”(《提后》4:7-8)

作者现居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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