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羅恩普
上個世紀90年代，我在中南神學院工作。這所神學院，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浩劫之後新建的，是以前的武昌基督教青年會的地址。不要瞧不起這所規模只有幼稚園大的神學院，它可是是中南6省（區）唯一的一家神學院。
1994年夏天，退休的英國老牧師、漢學家兼歷史學家柯喜樂博士（Norman Howard Cliff, 1925-2007）到中國遊歷，按中國人的說法叫“尋親訪友”。
這一天，我從神學院的操場經過，汪振仁院長看見我，就招呼我介紹：這位是柯喜樂牧師，剛退休。他的父母以前在中國傳教。他的父親是我的父親的神學院老師。
他又向柯喜樂牧師介紹，這位羅恩普弟兄，他的祖上也是傳道人。
見到柯喜樂這樣的傳道人，我向來有一種敬意，我知道他們純粹是受信仰的驅使到中國來的。我說，是的，我的祖父在100多年前的庚子之亂期間，救助過一群落難的英國傳教士。
誰知我這一簡單的介紹，竟引起了柯喜樂牧師的極大興趣。他立即掏出隨身攜帶的筆記本，記錄下我的介紹、時間、地點、人物……
柯喜樂牧師一回英國，立即給我寄來他本人收藏多年的A Thousand Miles Of Miracle（中譯《神蹟千里》）。這本書出版於1920年，而且是第12版了。書上介紹，該書已有瑞典語譯本、德語譯本、阿拉伯譯本……
天啦！這本記敘中國最大“教難”的書，已經問世將近100年，竟沒有中文譯本，豈非怪事！
根據扉頁上柯喜樂牧師的指示，我翻開書的第350-361頁，果然看見了對我祖父的文字記錄。迫不及待地，我用學來的一點英語，花了幾個通宵，將其譯成中文，然後冠以標題《神蹟千里——應山篇》。教會的老兄弟姊妹傳閱後，有人感動得熱淚盈眶。
難得的避難所
柯喜樂牧師對中國基督教的歷史非常精通。自從我們認識之後，他堅持不懈地幫我尋找我祖父100年前救助過的外國宣教士的後裔。。
1998年4月，我收到一封來自英國的信，裡面有照片的拷貝件，有英文的信件，及其漢語翻譯——
尊敬的羅恩普：
我非常榮幸地收到救助過我祖父A. E. Glover牧師的人的孫子的來信。你的祖父在1900年夏天，以無限的愛心，幫助、照顧我的祖父和他的一家，完成從潞安逃難到漢口的最後行程。我的祖父于1954年逝世，享年95歲……
我是1933年出生，我的弟弟1938年出生，我的妹妹Faith 則是出生在1941年……她計畫2000年去中國，探訪潞安至漢口的一些地方，當然還有上海，我的祖母就是埋葬在那兒……
再一次感謝你，我妹妹希望在2000年到中國去拜訪你，親自帶去我們家人的感謝……
寫信者Murray Glover，是《神蹟千里》的作者A. E. Glover牧師的孫子。
100年前，他的祖父在山西潞安，也就是今天的山西長治一帶傳福音。
庚子年間，義和團運動驟起。為逃避追殺，Glover 一家與其他幾位英國宣教士，從山西的潞安，經過河南，逃難到湖北的漢口（當時的湖廣總督張之洞，對待基督教和傳教士比較開明），歷時60多天，歷盡千辛萬苦。
當這些長途跋涉、傷病纏身、奄奄一息的逃難者，路過我的老家——湖北應山時，我的祖父，這位上個世紀的鄉間傳道人，遵循聖經的教導，親切地接待這些落難的主內兄弟姊妹。
他全力投入救助與扶持，將最好的飲食，如牛奶、雞蛋、雞等等，盡力供應他們，並騰出自己的住房，供他們養病。這對於歷盡艱難、逃避追殺的宣教士及其家眷來說，無疑是雪中送炭，使他們在漫漫逃亡路上，有了難得的避難所。
冒險百里相送
在滯留應山的幾天裡，還是有一位Cooper夫人，因生命衰竭而去世。大家懷著敬意與悲哀，裝殮了殉教的姊妹。
3天後，先祖執意冒著風險，親自護送這些落難的宣教士，帶著兩具裝有殉教士的棺材，他們克服無數艱難險阻，從應山經100多公里，抵達漢口。
1999年，我收到柯喜樂牧師從英國給我寄來的書——《楊格非傳》（Griffith John, 1831 – 1912），這是1998年的最新版本。書裡有一段關於我的祖父的記載（第125-126頁），譯成中文如下：
……一行人到了應山，打聽到基督徒羅……不久，他帶著一位叫劉三的信徒，前來歡迎這位來自英格蘭的公理會主教。
羅和他的朋友提議，到50哩外的劉村去探訪。在那裡，楊格非主持了新教徒的洗禮。往應山的途中，對他們又進一步地勸勉。禮拜天，楊格非和施伯恒為羅的父母施洗、佈道，並贈閱小冊子。禮拜結束時，我們祈求，將應山交托在主的名下。
楊格非也感到與羅家（包括丈夫、妻子、兒子和吃素的姨媽）親近了許多。真正去愛一個中國人並不容易，但憑心說，我愛羅先生及其父母和姨媽。
追沿逃難足蹟
2000年夏天，是值得紀念的。100年前的這個時候，在中國的許多傳教士，被義和團殺害，成為慘烈的教難。
為緬懷殉教的傳教士，我和女兒羅妮一起前往山西——庚子教難的重災區。我們與Glover牧師的孫女Faith約定，從山西的潞安，也就是今天的長治，經過河南前往漢口，重走先輩受苦之路。與我們一同前往的，還有好友，臺灣中原大學教授、著名的基督教歷史學家魏外揚先生。
在潞安，我們和當地教會的兄弟姊妹進行了親切的交流，憑弔了當年宣教士服事的工場，緬懷了他們在中國傳福音的勞苦。然後，沿著他們逃難的足跡，一站一站地追尋、體味，竭力想像先輩追隨我主耶穌基督背負十字架的壯舉。
為了籌辦這次苦難之旅，我事先給我在美國的外甥女寫信，請她給予經濟上的援助。
我說，我將要接待祖父救助過的英國傳教士的後裔。你知道，舅舅是個窮光蛋，從來沒有什麼積蓄。但是他們到中國來，我要盡到地主之誼，所有的旅費、招待費，都應該由我來支付，而且要讓他們旅途滿意、居住滿意。
我之所以敢於向我的外甥女開口，因為她是我一手送到美國去的。我的這一點要求，在她也是毫不費力的。她說，需要多少？我說，估計3萬人民幣。她答應了，還問我夠不夠。經費問題就這樣解決了。
到達漢口後，Faith住在我家。她和我們在一起的一個星期，是充滿溫馨、感恩的。出於對我的先輩的敬意，Faith對我們家人特別有感情。這種感情是極自然的流露，是100年的記憶。
對於Faith，我的感情就複雜得多。她的祖父，在100年前抱著良好的願望到中國來，受盡苦難與屈辱，之後幾竟家破人亡。
對此，我有一種民族的負罪感，我為我的民族感到羞愧。
100年後的今天，我作為東道主，接待當年落難的傳教士的後人，我一定要讓他們感到親切、溫暖，讓他們感到中國人的善良。
枕頭里的鈔票
Faith從英國給我帶來了剛出版的《神蹟千里》中文版，顯然，這是為了紀念庚子事變100週年。該書譯者張玫珊，是位治學嚴謹的學者，我以前見過她的文章，有文采！
在她翻譯的《神蹟千里》中文版的附記裡，她這樣寫道：
“根據手頭僅有的英文節略本譯就初稿後，一次見到正路過香港的林治平先生。談起此書時，他說前不久才在武漢巧遇一位羅恩普先生，是書中那位湖北應山‘羅先生’的孫子。我為了進一步瞭解當時的情況，就開始與羅恩普先生通信。恩普先生不僅傾其所知地相告，另外還介紹我認識現住英國的Dr. Norman Cliff——也是很關注這一段中國歷史的一位朋友。
“Dr. Norman Cliff本身即古道熱腸，更令其妹將她珍藏的一本1945年版的A Thousand Miles of Miracle in China，以航空速寄來港，使我能夠參考足本，將譯稿作了一番核實訂正，並得以選用原書中的一些珍貴照片。特別在此感謝他們的協助。”
Faith最喜歡和我的女兒羅妮一起說悄悄話。隔著房門，不時傳來她們的朗朗笑聲。快60歲的Faith，笑起來像個孩子。她將兒子、女兒的照片贈送給羅妮，講她的小女兒的故事。羅妮聽得津津有味。
羅妮也將她小時候的故事講給Faith聽——爺爺的遭遇，爸爸、媽媽的遭遇，她和同學的故事等等。Faith也是饒有興趣地聽著。
Faith在我們家度過了一個愉快的星期。在她動身離開的前一天傍晚，我拿出一個信封，那裡面有2000元人民幣。我小心翼翼地對Faith說，你是客人，我是主人，你在我這兒，要聽從我的，對不對？Faith點點頭。
我繼續說：明天你就要離開我這兒了。之後你會在中國大陸待幾天。這一點零錢你帶著，方便一點。免得去銀行兌換鈔票，挺麻煩的。Faith聽懂了我的話，連連搖頭，堅決不肯接受。
第二天，我們帶著Faith到旅遊船碼頭。Faith和我們一一吻別。Faith對我的妻子、女兒親了又親，那是對親人、家人才有的依依惜別之情……我悄悄地揩去湧出的淚水。
一個禮拜後，女兒清理Faith用過的物品，發現枕套裡有一塊像筆記本的硬物，掏出來一看，是一摞錢——3000元人民幣。是Faith留下來的！
不腳踏兩條船
2000年9月，我們接待了Richard 和Meili Hawthorne夫婦。Meile的祖父Thomas Gillison是漢口協和醫院的創始人兼第一任院長。
1900年的庚子教難期間，大批逃避義和團追殺的傳教士，由北方往南方逃到漢口。這些傷病纏身的逃難者到達漢口後，第一個接待他們、給他們診治的，就是Dr. Gillison。
Faith的祖母Flora Glover就是逃難人群中的一員，逃到漢口後已是奄奄一息。Dr. Gillison對她實施了搶救。她在醫院裡早產下一個嬰兒，取名為Faith。10天后，不幸夭折。後來她的孫女Faith，繼承了那個不幸夭折的姑媽的名字。
Meili的祖父Dr. Gillison，在將近100年前，寫過一本《楊格非博士傳略》。楊格非牧師，是19世紀中期第一個來到華中地區的英國倫敦會宣教士，號稱“華中使徒”，一生獻給了中國的福音事業。
Dr. Gillison著的《楊格非博士傳略》裡，有一段也談到我的祖父，茲抄錄如下：
“……又在孝感之北的應山縣，有姓羅名朝龍者，向來熱心佛教，事親盡孝，時常勸人行善。應山縣的人士無不欽仰，視為聖人。
“一次有事來漢，從夾街禮拜堂門前路過，看見施牧師等宣講福音就進去靜聽。因其向來追求真理，一聽福音，頗願接受，心中越是揣摩，越覺得這是天道。不過他的難處是吃齋，不但自己如此，他的慈母亦然。但是牧師等對他說，腳踏兩條船，終必失敗，於是決意將自己完全交托耶穌，實行開齋奉教，本著向來信佛的熱心，在應山縣傳揚福音。受其勸導而信主者不少。
“羅君愛人深切，時常步行遠路，拯救吞煙的同胞，即或在半夜相請，也不推辭，共計被救者不下數百人……”
自從和Meili聯繫上以後，收到她好幾封熱情洋溢的信。她說，到中國好多次，每次都要到漢口的協和醫院去瞻仰一番，那是她的祖上遺留下來的心血和傑作。醫院裡面有好多退休了的老教授、老醫生，是她的父親和姑媽的學生。
Meili對這塊凝聚著她的先輩的愛心和智慧的土地，有著刻骨銘心的感情。每年聖誕節，她都要寄來滿篇的祝福，寄託遙遠的思念與祈禱。
像柯喜樂牧師一樣，Meili夫婦每年有一半時間在世界各地奔走。哪裡有戰爭，哪裡有苦難，他們就到哪裡去，例如中東、波西米亞。像他們的父輩一樣，他們把愛心和捐助，獻給需要的地方。
當年，有人說傳教士代表著帝國主義侵略，他們沒有理會。現在，有人說他們是救世主，他們也沒有理會。他們只知道，這樣做是榮耀主的。他們覺得這樣生活很快樂（雖然很累）。
Meili有60多歲了，但仍在努力自學漢語。她的漢語雖然結結巴巴、不熟練，她依然為此自豪。
善惡前的選擇
2000年10月，我們又一次接待了遠道而來的親愛的柯喜樂牧師。我明顯地感覺到，他老人家有些憔悴和蒼老了。我妻子竭盡全力調理柯喜樂牧師的飲食，並帶他到超市買了旅行袋，換下他的斷了背帶的旅行箱，給他買了衣服、褲子。老人高興得像個孩子。
經過近一個禮拜的休整，老人家強壯多了。在他離開之前，我給了老人家一個信封，裡面裝有2000元人民幣，我說路上方便一點，不要客氣。老人家推辭不掉，心存感激地收下了。我和妻子都很高興。
想想這兩年接待了許多珍貴的客人，他們都是遠在地球另一面的英國人，都是傳教士的後代，都眷念中國和這塊土地上生息繁衍的人。因為，他們的先輩在這塊土地上奮鬥過，耕耘過，和這兒的人們一起生活過，更付出過鮮血和生命。
他們一次又一次地從地球那邊，趕到地球這邊，為的就是愛——他們和父輩一樣，有使命感，有責任心。他們肩負著上帝的託付。上帝要他們愛中國，上帝要他們愛中國人。
記得有一次，我問柯喜樂牧師，你為什麼不帶你的兒子來中國走走？他黯然地說，他們不喜歡中國。我亦黯然神傷。是啊，他們憑什麼喜歡中國？是中國曾經展開雙臂歡迎他們的祖先，還是中國有什麼特別美好的事吸引他們？除了猜忌、謾罵、污蔑，甚至仇恨之外，並無其他。
我的祖父沒有辜負他所處的時代。他老人家在庚子教難中“行公義、好憐憫”的義舉和擔當，恰是他作為一個善良的中國人，在是非、善惡面前的選擇，是與哀哭的人同哭的基督徒的本分，是對苦難中的肢體的愛，也是對背十字架的耶穌的效法，以及對主耶穌的教導的踐行。他使人想起使徒保羅的名言：
“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就是按著公義審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賜給我的；不但賜給我，也賜給凡愛慕祂顯現的人。”（《提後》4：7-8）
作者現居武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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