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同苏
2010年，我两次回国，行程中特别关注了A和B两城的教会事工情况。观察两个城市的教会发展，可以发现城市家庭教会正在面对新处境、新问题、新挑战，同时，也是新的机遇。
A城印象：新都市人，新城市家庭教会
都市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种文化。
都市化是文化的变迁，是人类生活方式的改变。都市化必然伴随着人口的迁移。都市像一个磁石，将以往散布在农村的人吸引过来，高密度地聚集在都市里面。
据统计，目前中国城市居民的60%来自农村。在这方面，A城与北京或上海的情况类似。在大街上行走，仅仅依据衣着和口音，就不难看出，A城本地人已经不占多数了。而那些外来人口，并不是在A城“暂住”的过客，而是为A城社会文化做出贡献的居民。
笔者在A城，光顾过4种类型的餐馆，分别是：所有食物价格都在5元人民币以下的最廉价的面食店，门面简陋的低档餐馆，有一定装修的中档餐馆，以及装潢具有独特文化风格的高档餐馆。这些餐馆的经营者来自苏北、安徽、东北、四川，就是没有本地人。
这种情况绝非局限于餐饮业。一位民工教会的传道人，自豪地告诉笔者：A城所有新建的大楼，没有一栋不是外地人建造的。如果外来人群已经在A城的建设里面，发挥着如此大的作用，并构成A城文化的组成部分，难道他们还不是A城人吗？
“农民工”或者“外地人”的称谓，明显带有贬义的味道。工人就是工人，为什么要在“工”前面，加上“农民”两字呢？对农民出身的强调，不正显示了城市的优越感吗？他们住在此城，并造就著本城的繁荣，为什么还被冠上“农民”的头衔呢？
几种不同的类型
在A城，笔者观察了不同类型的家庭教会。A城并没有悠久的教会历史，本地人信主的不多，由此，本地人组成的教会并不多见。人员最多的是民工教会。
A城的民工教会有两种类型。一类以传统农村家庭教会的大型团队为背景，即与故乡的大型团队具有结构性的联系，人员多来自同一省份，建制相对完善，具有传统农村家庭教会的固有风格。
另一类是民工弟兄自行建立的，与故乡的教会没有实质的联系。此类教会的成员，常常比较多元，来自不同的省份，有不同的教会传统，结构较为松散，但在教会建制与神学理念方面，具有较大的可塑性。
最后是白领教会。白领教会的主体是新A城人，间有本地人，主要是技术人员（包括技术工人）和教育程度较高的商人。此类文化成分的人，比较容易被本地人认同， 也比较容易建立本城意识。白领教会的教导体制与治理结构都比较完备，明显带有“北京模式”的印记。另外，在校园里面还有一些独立的，或以福音机构为背景的 学生团契。
没有真正的连接
尽管A城的一些大教会之间，已经有了初步的接触，但总体来说，A城的教会并没有真正连接。主要的障碍，既有社会文化方面的，也有教会传统方面的。例如在社会文化方面，虽然大家都在A城，各教会却仍称为“温州教会”、“安徽教会”、“河南教会”……
最富有的当然是温州教会。温州教会与故乡的教会有着严密的组织关系，结构完整，财政资源丰富，有定型的神学传统与教导体系，具有强烈的组织扩张意识（但不一定是传福音的意识），其成员多来自工商业背景。
在温州教会里，有文化的优越感。无论有多少人在场，只要两个温州人遇见，他们只肯使用温州话。这种执著是有象征意义的，就像上海人只肯使用上海话，俄国贵族非说法语不可，那是优越身份的显示。这已经足以将温州以外的人，阻挡在温州教会以外了。
在安徽教会与河南教会那里，则是文化自卑感，好像自己低人一等，高攀不上本地人。
本地教会则自然有地利的骄傲。
当教会领袖聚会的时候，笔者提到了社会文化对教会连结的阻碍，结果立即听到本地教会的领袖谈60年代“自然灾害”时期，外地人涌入本地造成的伤害（卫生问题啊，偷窃啊，等等）。
可是，笔者不禁要问：我们不都信主了吗？两下之间的墙不是被基督的十字架拆掉了吗？为什么同在A城的教会里面，却还住在各自的故城之中呢？在信主以前，我们不都是罪人吗？谁又比谁更低呢？在信主以后，我们不都是上帝的儿女吗？谁又比谁更高呢？
如果本地人的教会与外地人的教会，都不能彼此连接的话，如果我们的生命，不能突破尘世的地域文化隔阂的话，谁又会相信天国的超越性呢？
每一个来到A城的外地人，都是基督请来的客人，接待他，就是接待基督；每一个来到A城的慕道友，都是上帝托付给我们的福音对象，不向他们传扬福音，我们就在上帝面前犯下了渎职罪。
影响寓于回应中
不过，好在已经有安徽的团队，有意识、有计划地向本地人传福音。还有一家温州教会，走出了原有的教会系统，开展不限于温州人的福音事工。目前，该教会的成员的构成，是温州人与本地人各占一半。这是以它地教会资源开辟本地事工的另一种方式。
不仅是A城，在新的社会文化条件下，每一个城市的教会，都面临着同样的挑战。不能回应这一挑战，教会的发展就会受到限制，教会对世界的影响力就会减弱。但挑战就是机遇，教会对新型都市文化的影响力，就寓于对挑战的回应之中。
在都市化浪潮的激荡下，各种社会文化成分正在碰撞和融合，最终形成新型的都市文化。如果凭借属天的渊源，教会能够先行将不同地缘文化背景的弟兄姐妹，融合为属灵生命共同体，就可以为世界提供榜样。
B城再游：深化教会生命，实化教会结构
B城的家庭教会在快速发展。不过，宽大并不等于深厚。外形的扩大，有时会掩盖内里的软弱。尽管已经对全国的福音运动具有了主导的作用，B城的教会仍尚未越过初期的幼嫩，内在生命有许多极待加强的地方。
神学是“学问”、是至高的？
神学培训是B城家庭教会的优势。满城的大学、研究机构以及文化设施，使得B城教会具有文化上的先天之利。作为国际化的都市，在对外交流方面，B城又领了风气之先，B城教会也由此得以先行接触海外神学资源。
另外，B城作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为B城教会提供了宏大的神学视野。这些有利条件，造就了B城教会在中国教会中的神学领先地位。在家庭教会系统里面，B城的神学教育体系最为完整，其神学概念也影响着全国福音运动的发展。
然而，B城的神学，明显有着单纯追求学问的趋向。神学似乎是为神学而神学，是一种可以脱离教会生活、独立发展的抽象学问，甚至是高于教会生活，并且可以硬性规定教会生活的至上原则。
但是，神学就是关于神的学问吗？如果是，这种研究抽象上帝的抽象学问，就与世界上的科学并无二致。神学的本质，应当是对基督的生命体验。一切所谓的“学问”，不过是这种生命体验的理论外衣。只有“学问”的神学，仅有“学”，却没有“神”，也就不是真正的神学。
B城教会里面，这种把神学作为学问追求的趋向，正在将神学的生命内容倒空，使之成为一个只具有形式意义的理论空壳。B城的神学院和教会，都在硬灌一些脱离实际教会生活、从外国照搬过来的神学规条，而且以这套规条去硬性规范教会生活。
这种神学律法主义，不仅压抑了B城以及全国的新生教会的勃勃生机，也引发了诸多论断，造成教会内部和教会之间的纷争。
神学不是宰杀教会生活的尚方宝剑。要恭顺的，不是教会生活，而是神学自身——因为教会生活不是神学的奴婢，反而，神学应当是服务教会生活的仆人。“道成了肉身”就是榜样。耶稣是用自己的生活宣讲神学，这就规定了神学与教会生活的基本关系。
在耶稣那里，道是以血肉生命的形式，直接出现在经验之中的。一切的神学反思，都居于这个具象的经验之后。今天，我们同样需要先体验基督的生命，然后，才可能对这一生命做神学的反思。
缺乏牧养、缺乏生命
从外形看，B城教会的结构，普遍比较完整。组织结构上，宪章、全职牧师、同工会、团契、诗班、财务、后勤，等等，什么都有了；活动方面，主日敬拜、祷告会、查经班、团契（或小组）、主日学，也都齐备。
但是，形式上有了，不等于实际生命中就有了。架子搭起来了，内里却没有生命血肉，那就是一具空架子。仅仅写在纸上，就是宪章了吗？按照程序推选出来的，就是 合格的同工吗？没有生命做基础，书面的宪章，真的可以成为教会的生命结构？没有实际生命的支撑，凭一个头衔就能承担教会的工作？
没有实际生命内容，教会的生活就成了走形式的流程。什么都行过了，但都只具有表面的意义。
不同于公司或机关，教会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公司或机关只涉及人的某种特定行为，故而可以使用技术程式加以管理。教会作为生命的共同体，却需要全面的生命的连接。生命是整体性的，是不可解构的。仅仅使用技术程式，是无法连接生命的。仅仅使用理念教导，就只能教导出理念。
B城教会所缺乏的，恰恰是地方教会的核心内容，那就是牧养。牧养就是在全面连接的环境里，培育整体生命，以实现全面的生命连接。
在圣徒的个人相交、团契生活、教会活动之中，教会的牧者、同工、会众与慕道友，必须是全面的生命对生命的关系。如果摆上的只是一个技术职能，得到的一定也只能是一个技术性的回应。
走走流程，主持一下礼仪，教教理性课程，只能造就出走过场的基督徒、礼仪基督徒、理性基督徒。只有将生命完全摆上，牧养才可能开始，才可能造就信徒有基督的生命。
教会生命的力度，就表现在基督徒的日常生活之中。无论一个教会的形体有多么宏大与精美，只要其成员在每日的生活里面无法活出基督的生命样式，该教会就是软弱的。
教会对世界的影响力，也是透过基督徒的日常生活。不管B城矗立著多少间教堂，如果基督徒的每日生活与世人完全一样，教会依然无法改变世界。而造就基督徒生命的途径就是牧养，这不仅是对B城教会的挑战，也是对整个中国教会的挑战。
作者来自中国大陆，原为中国社科院研究员，1997年毕业于耶鲁大学。现在北加州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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