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同蘇
2010年，我兩次回國，行程中特別關注了A和B兩城的教會事工情況。觀察兩個城市的教會發展，可以發現城市家庭教會正在面對新處境、新問題、新挑戰，同時，也是新的機遇。
A城印象：新都市人，新城市家庭教會
都市不是一個地方，而是一種文化。
都市化是文化的變遷，是人類生活方式的改變。都市化必然伴隨著人口的遷移。都市像一個磁石，將以往散佈在農村的人吸引過來，高密度地聚集在都市裡面。
據統計，目前中國城市居民的60%來自農村。在這方面，A城與北京或上海的情況類似。在大街上行走，僅僅依據衣著和口音，就不難看出，A城本地人已經不占多數了。而那些外來人口，並不是在A城“暫住”的過客，而是為A城社會文化做出貢獻的居民。
筆者在A城，光顧過4種類型的餐館，分別是：所有食物價格都在5元人民幣以下的最廉價的麵食店，門面簡陋的低檔餐館，有一定裝修的中檔餐館，以及裝潢具有獨特文化風格的高檔餐館。這些餐館的經營者來自蘇北、安徽、東北、四川，就是沒有本地人。
這種情況絕非局限於餐飲業。一位民工教會的傳道人，自豪地告訴筆者：A城所有新建的大樓，沒有一棟不是外地人建造的。如果外來人群已經在A城的建設裡面，發揮著如此大的作用，並構成A城文化的組成部分，難道他們還不是A城人嗎？
“農民工”或者“外地人”的稱謂，明顯帶有貶義的味道。工人就是工人，為什麼要在“工”前面，加上“農民”兩字呢？對農民出身的強調，不正顯示了城市的優越感嗎？他們住在此城，並造就著本城的繁榮，為什麼還被冠上“農民”的頭銜呢？
幾種不同的類型
在A城，筆者觀察了不同類型的家庭教會。A城並沒有悠久的教會歷史，本地人信主的不多，由此，本地人組成的教會並不多見。人員最多的是民工教會。
A城的民工教會有兩種類型。一類以傳統農村家庭教會的大型團隊為背景，即與故鄉的大型團隊具有結構性的聯繫，人員多來自同一省份，建制相對完善，具有傳統農村家庭教會的固有風格。
另一類是民工弟兄自行建立的，與故鄉的教會沒有實質的聯繫。此類教會的成員，常常比較多元，來自不同的省份，有不同的教會傳統，結構較為鬆散，但在教會建制與神學理念方面，具有較大的可塑性。
最後是白領教會。白領教會的主體是新A城人，間有本地人，主要是技術人員（包括技術工人）和教育程度較高的商人。此類文化成分的人，比較容易被本地人認同， 也比較容易建立本城意識。白領教會的教導體制與治理結構都比較完備，明顯帶有“北京模式”的印記。另外，在校園裡面還有一些獨立的，或以福音機構為背景的 學生團契。
沒有真正的連接
儘管A城的一些大教會之間，已經有了初步的接觸，但總體來說，A城的教會並沒有真正連接。主要的障礙，既有社會文化方面的，也有教會傳統方面的。例如在社會文化方面，雖然大家都在A城，各教會卻仍稱為“溫州教會”、“安徽教會”、“河南教會”……
最富有的當然是溫州教會。溫州教會與故鄉的教會有著嚴密的組織關係，結構完整，財政資源豐富，有定型的神學傳統與教導體系，具有強烈的組織擴張意識（但不一定是傳福音的意識），其成員多來自工商業背景。
在溫州教會裡，有文化的優越感。無論有多少人在場，只要兩個溫州人遇見，他們只肯使用溫州話。這種執著是有象徵意義的，就像上海人只肯使用上海話，俄國貴族非說法語不可，那是優越身份的顯示。這已經足以將溫州以外的人，阻擋在溫州教會以外了。
在安徽教會與河南教會那裡，則是文化自卑感，好像自己低人一等，高攀不上本地人。
本地教會則自然有地利的驕傲。
當教會領袖聚會的時候，筆者提到了社會文化對教會連結的阻礙，結果立即聽到本地教會的領袖談60年代“自然災害”時期，外地人湧入本地造成的傷害（衛生問題啊，偷竊啊，等等）。
可是，筆者不禁要問：我們不都信主了嗎？兩下之間的牆不是被基督的十字架拆掉了嗎？為什麼同在A城的教會裡面，卻還住在各自的故城之中呢？在信主以前，我們不都是罪人嗎？誰又比誰更低呢？在信主以後，我們不都是上帝的兒女嗎？誰又比誰更高呢？
如果本地人的教會與外地人的教會，都不能彼此連接的話，如果我們的生命，不能突破塵世的地域文化隔閡的話，誰又會相信天國的超越性呢？
每一個來到A城的外地人，都是基督請來的客人，接待他，就是接待基督；每一個來到A城的慕道友，都是上帝託付給我們的福音對象，不向他們傳揚福音，我們就在上帝面前犯下了瀆職罪。
影響寓於回應中
不過，好在已經有安徽的團隊，有意識、有計劃地向本地人傳福音。還有一家溫州教會，走出了原有的教會系統，開展不限於溫州人的福音事工。目前，該教會的成員的構成，是溫州人與本地人各占一半。這是以它地教會資源開闢本地事工的另一種方式。
不僅是A城，在新的社會文化條件下，每一個城市的教會，都面臨著同樣的挑戰。不能回應這一挑戰，教會的發展就會受到限制，教會對世界的影響力就會減弱。但挑戰就是機遇，教會對新型都市文化的影響力，就寓於對挑戰的回應之中。
在都市化浪潮的激蕩下，各種社會文化成分正在碰撞和融合，最終形成新型的都市文化。如果憑藉屬天的淵源，教會能夠先行將不同地緣文化背景的弟兄姐妹，融合為屬靈生命共同體，就可以為世界提供榜樣。
B城再遊：深化教會生命，實化教會結構
B城的家庭教會在快速發展。不過，寬大並不等於深厚。外形的擴大，有時會掩蓋內裡的軟弱。儘管已經對全國的福音運動具有了主導的作用，B城的教會仍尚未越過初期的幼嫩，內在生命有許多極待加強的地方。
神學是“學問”、是至高的？
神學培訓是B城家庭教會的優勢。滿城的大學、研究機構以及文化設施，使得B城教會具有文化上的先天之利。作為國際化的都市，在對外交流方面，B城又領了風氣之先，B城教會也由此得以先行接觸海外神學資源。
另外，B城作為全國政治文化中心，為B城教會提供了宏大的神學視野。這些有利條件，造就了B城教會在中國教會中的神學領先地位。在家庭教會系統裡面，B城的神學教育體系最為完整，其神學概念也影響著全國福音運動的發展。
然而，B城的神學，明顯有著單純追求學問的趨向。神學似乎是為神學而神學，是一種可以脫離教會生活、獨立發展的抽象學問，甚至是高於教會生活，並且可以硬性規定教會生活的至上原則。
但是，神學就是關於神的學問嗎？如果是，這種研究抽象上帝的抽象學問，就與世界上的科學並無二致。神學的本質，應當是對基督的生命體驗。一切所謂的“學問”，不過是這種生命體驗的理論外衣。只有“學問”的神學，僅有“學”，卻沒有“神”，也就不是真正的神學。
B城教會裡面，這種把神學作為學問追求的趨向，正在將神學的生命內容倒空，使之成為一個只具有形式意義的理論空殼。B城的神學院和教會，都在硬灌一些脫離實際教會生活、從外國照搬過來的神學規條，而且以這套規條去硬性規範教會生活。
這種神學律法主義，不僅壓抑了B城以及全國的新生教會的勃勃生機，也引發了諸多論斷，造成教會內部和教會之間的紛爭。
神學不是宰殺教會生活的尚方寶劍。要恭順的，不是教會生活，而是神學自身——因為教會生活不是神學的奴婢，反而，神學應當是服務教會生活的僕人。“道成了肉身”就是榜樣。耶穌是用自己的生活宣講神學，這就規定了神學與教會生活的基本關係。
在耶穌那裡，道是以血肉生命的形式，直接出現在經驗之中的。一切的神學反思，都居於這個具象的經驗之後。今天，我們同樣需要先體驗基督的生命，然後，才可能對這一生命做神學的反思。
缺乏牧養、缺乏生命
從外形看，B城教會的結構，普遍比較完整。組織結構上，憲章、全職牧師、同工會、團契、詩班、財務、後勤，等等，什麼都有了；活動方面，主日敬拜、禱告會、查經班、團契（或小組）、主日學，也都齊備。
但是，形式上有了，不等於實際生命中就有了。架子搭起來了，內裡卻沒有生命血肉，那就是一具空架子。僅僅寫在紙上，就是憲章了嗎？按照程序推選出來的，就是 合格的同工嗎？沒有生命做基礎，書面的憲章，真的可以成為教會的生命結構？沒有實際生命的支撐，憑一個頭銜就能承擔教會的工作？
沒有實際生命內容，教會的生活就成了走形式的流程。什麼都行過了，但都只具有表面的意義。
不同於公司或機關，教會是一個生命共同體。公司或機關只涉及人的某種特定行為，故而可以使用技術程式加以管理。教會作為生命的共同體，卻需要全面的生命的連接。生命是整體性的，是不可解構的。僅僅使用技術程式，是無法連接生命的。僅僅使用理念教導，就只能教導出理念。
B城教會所缺乏的，恰恰是地方教會的核心內容，那就是牧養。牧養就是在全面連接的環境裡，培育整體生命，以實現全面的生命連接。
在聖徒的個人相交、團契生活、教會活動之中，教會的牧者、同工、會眾與慕道友，必須是全面的生命對生命的關係。如果擺上的只是一個技術職能，得到的一定也只能是一個技術性的回應。
走走流程，主持一下禮儀，教教理性課程，只能造就出走過場的基督徒、禮儀基督徒、理性基督徒。只有將生命完全擺上，牧養才可能開始，才可能造就信徒有基督的生命。
教會生命的力度，就表現在基督徒的日常生活之中。無論一個教會的形體有多麼宏大與精美，只要其成員在每日的生活裡面無法活出基督的生命樣式，該教會就是軟弱的。
教會對世界的影響力，也是透過基督徒的日常生活。不管B城矗立著多少間教堂，如果基督徒的每日生活與世人完全一樣，教會依然無法改變世界。而造就基督徒生命的途徑就是牧養，這不僅是對B城教會的挑戰，也是對整個中國教會的挑戰。
作者來自中國大陸，原為中國社科院研究員，1997年畢業於耶魯大學。現在北加州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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