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金旸

本文原刊于《举目》官网2016.03.29

传福音时，要尊重对方。

我刚信主时，贸然地给很多人传福音。其中一大部份是我的同学、朋友。他们是我的同龄人，都受过大陆的教育，有相似的经历——我当然没有怀着这样深思熟虑的居心，选择向他们传福音。

那时，我只是出于自己的分享欲：既然我有这个好东西，希望你也有，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大概世界上所有共产主义、平均主义的背后，或多或少都有情绪化的东西，也许出于善良，但很危险。

当我热切地向同学、朋友传福音时，会听到一些使我受伤的话语，这使我感到受挫、气恼、怀疑，甚至自卑。面对和我亲近的人时，我常常失去自控力，把这些情绪发泄了出来。

记得有一次，我讲不过爸爸，竟然说：“你就等著下地狱吧！”

9：1，还是8：2？

当然，这是一个比较极端的情况。多数时候，我对别人的冒犯，是很温和的。上个礼拜，一个叔叔来看我。他经历过文革，如今在体制内擦边球式地搞文学创作。

说起我这两年的经历，信仰还是成了我们聊天的主要内容。于是聊天不知不觉地成了一场“布道”。

几个小时以后，他打断我：“我们的聊天，你说和我说的比例，是9：1，还是8：2？”

我面有惭色。

接着他问我：“你有没有考虑过宗教的危险？”

我不明所以。

他说：“我推荐你一本书，茨威格的《异端的权利》。这本书对我影响很大。教会在历史上，基本上干全了丑事。最可怕的，是对所谓异端的排斥。那里面看不见上帝的怜悯。自由当然很重要，宽容同样重要。”

他的话让我意识到，“聆听”也很重要——很多人和他一样，被书、生活环境、从小的教育所影响。我们却经常不假思索、不聆听他们的内心，逼他们立刻承认：上帝是美善。

我出自本能地回答：“叔叔，因为教会也是人组成的。人有罪，干不了好事。”我这是用基督教的一个基本观点，急躁地为整个教会史开脱。问题是，这可能吗？

不太可能！

稍微读一读叔叔的作品，就会发现，文革的恐怖记忆，多么深刻地影响了那一代中国作家对社会、对人生的思考和表达。

作为文革中右派的后代，他们带着自卑和不幸，度过了战战兢兢的童年和少年。文革过去了，可是体制没有改变，他们发现不过是生活在一个后文革时代。而且，是更加扭曲的时代。追名逐利成了新一轮偶像。

他们的父辈夹着尾巴做人，如今他们的作品夹着尾巴做人——没有一个国家，其作家的心灵史比中国的更加复杂无常。

在这个物质社会中，一部分坚守“纯文学”阵地的作家，深感自己是“异己”。因而所有对异己的排斥，都会引起他们的敏感。

我这位叔叔，书写盲人、异乡人、女人、独生子女，正是对异己的体恤。那么，他把希望寄托在哪里呢？是政府吗？一部分。他写小说又是为什么？审美？一部分。我记得他给过一个更含糊的答案：为了对真实负责。

他认为，一切宗教式的狂热，在人口众多的中国，可能造成具有毁灭性的后果。一个人完全臣服于一位神，并不可怕。然而一群人坚持自己正确，并产生灭绝其他阵营的想法，这太可怕！

这才是叔叔对宗教保持怀疑和警惕的原因。上帝是美善，或许不错。然而教派纷争的后果，如同战争一样，惨绝人寰且无法避免。

而我，仅想依靠我信仰中的某个观念，解决他人生中的问题，这不靠谱。

一个人的信仰障碍，也许是巨大的，是久远的，而且对他很重要。这些障碍，不一定是坏事，它使人进入探索。我们没权说别人的探索是徒劳的，更无权吓唬他们：靠自己是没用的！

还不如等待

那天我回家后，很后悔我那个本能的回答。我想到了另一种回答方式，来回答宗教的“不宽容”问题。

是的，也许基督教某种意义上的排他性，造成了很多惨剧，可我们评判一件事、一场战争的正义性，总是出自人类的感情和理性。对基督徒来说，相信一位上帝并非没有代价的。对上帝来说，救赎更是并非没有代价！

中国的知识份子，受极权的迫害很深，更倾向于大慈大悲的佛学，这是自然。

然而这个世界向来是正义和邪恶的较量。人类社会之所以一直向前推进，是因为总有燃烧的心举过头顶，拆下肋骨当火把。善恶的张力使我们的历史成为立体的、有活力的、富于争辩的。

也许作家的公众意识，使他们更加注重群体性加之社会的后果。

他们看到历史的每一个瞬间对人心灵微妙地渗透，并下意识地批判各种喧嚣与骚动，凭著直觉去感受、记录，以至于创造了一个高于地面五百尺的文学世界，低空飞行式地成就了作家最大的悲悯和爱。

然而这种天性里的责任感，也有可能被写作放得无限大，以至于无法放自己回到地面上——也就是说，他观照着人类，却难以企及自身。

我多想以一种更温和的方式，再次跟叔叔探讨，但还是忍住了。

比起急切地推动他信主，我更希望自己先学会讲理——我有一个家，天热了，天冷了，受伤了，都想往里面钻。现在，与其把自己的家强行送给他人，还不如等待，等待那人带着疲惫的影子，寻找到属于他的温暖的永恒的家。

我更不要用白颜料划一个圈，权威般地写上：拆！

作者毕业于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系，现居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