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金暘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2016.03.29

傳福音時，要尊重對方。

我剛信主時，貿然地給很多人傳福音。其中一大部份是我的同學、朋友。他們是我的同齡人，都受過大陸的教育，有相似的經歷——我當然沒有懷著這樣深思熟慮的居心，選擇向他們傳福音。

那時，我只是出於自己的分享慾：既然我有這個好東西，希望你也有，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大概世界上所有共產主義、平均主義的背後，或多或少都有情緒化的東西，也許出於善良，但很危險。

當我熱切地向同學、朋友傳福音時，會聽到一些使我受傷的話語，這使我感到受挫、氣惱、懷疑，甚至自卑。面對和我親近的人時，我常常失去自控力，把這些情緒發洩了出來。

記得有一次，我講不過爸爸，竟然說：“你就等著下地獄吧！”

9：1，還是8：2？

當然，這是一個比較極端的情況。多數時候，我對別人的冒犯，是很溫和的。上個禮拜，一個叔叔來看我。他經歷過文革，如今在體制內擦邊球式地搞文學創作。

說起我這兩年的經歷，信仰還是成了我們聊天的主要內容。於是聊天不知不覺地成了一場“佈道”。

幾個小時以後，他打斷我：“我們的聊天，你說和我說的比例，是9：1，還是8：2？”

我面有慚色。

接著他問我：“你有沒有考慮過宗教的危險？”

我不明所以。

他說：“我推薦你一本書，茨威格的《異端的權利》。這本書對我影響很大。教會在歷史上，基本上幹全了醜事。最可怕的，是對所謂異端的排斥。那裡面看不見上帝的憐憫。自由當然很重要，寬容同樣重要。”

他的話讓我意識到，“聆聽”也很重要——很多人和他一樣，被書、生活環境、從小的教育所影響。我們卻經常不假思索、不聆聽他們的內心，逼他們立刻承認：上帝是美善。

我出自本能地回答：“叔叔，因為教會也是人組成的。人有罪，幹不了好事。”我這是用基督教的一個基本觀點，急躁地為整個教會史開脫。問題是，這可能嗎？

不太可能！

稍微讀一讀叔叔的作品，就會發現，文革的恐怖記憶，多麼深刻地影響了那一代中國作家對社會、對人生的思考和表達。

作為文革中右派的後代，他們帶著自卑和不幸，度過了戰戰兢兢的童年和少年。文革過去了，可是體制沒有改變，他們發現不過是生活在一個後文革時代。而且，是更加扭曲的時代。追名逐利成了新一輪偶像。

他們的父輩夾著尾巴做人，如今他們的作品夾著尾巴做人——沒有一個國家，其作家的心靈史比中國的更加複雜無常。

在這個物質社會中，一部分堅守“純文學”陣地的作家，深感自己是“異己”。因而所有對異己的排斥，都會引起他們的敏感。

我這位叔叔，書寫盲人、異鄉人、女人、獨生子女，正是對異己的體恤。那麼，他把希望寄託在哪裡呢？是政府嗎？一部分。他寫小說又是為什麼？審美？一部分。我記得他給過一個更含糊的答案：為了對真實負責。

他認為，一切宗教式的狂熱，在人口眾多的中國，可能造成具有毀滅性的後果。一個人完全臣服於一位神，並不可怕。然而一群人堅持自己正確，並產生滅絕其他陣營的想法，這太可怕！

這才是叔叔對宗教保持懷疑和警惕的原因。上帝是美善，或許不錯。然而教派紛爭的後果，如同戰爭一樣，慘絕人寰且無法避免。

而我，僅想依靠我信仰中的某個觀念，解決他人生中的問題，這不靠譜。

一個人的信仰障礙，也許是巨大的，是久遠的，而且對他很重要。這些障礙，不一定是壞事，它使人進入探索。我們沒權說別人的探索是徒勞的，更無權嚇唬他們：靠自己是沒用的！

還不如等待

那天我回家後，很後悔我那個本能的回答。我想到了另一種回答方式，來回答宗教的“不寬容”問題。

是的，也許基督教某種意義上的排他性，造成了很多慘劇，可我們評判一件事、一場戰爭的正義性，總是出自人類的感情和理性。對基督徒來說，相信一位上帝並非沒有代價的。對上帝來說，救贖更是並非沒有代價！

中國的知識份子，受極權的迫害很深，更傾向於大慈大悲的佛學，這是自然。

然而這個世界向來是正義和邪惡的較量。人類社會之所以一直向前推進，是因為總有燃燒的心舉過頭頂，拆下肋骨當火把。善惡的張力使我們的歷史成為立體的、有活力的、富於爭辯的。

也許作家的公眾意識，使他們更加注重群體性加之社會的後果。

他們看到歷史的每一個瞬間對人心靈微妙地滲透，並下意識地批判各種喧囂與騷動，憑著直覺去感受、記錄，以至於創造了一個高於地面五百尺的文學世界，低空飛行式地成就了作家最大的悲憫和愛。

然而這種天性裡的責任感，也有可能被寫作放得無限大，以至於無法放自己回到地面上——也就是說，他觀照著人類，卻難以企及自身。

我多想以一種更溫和的方式，再次跟叔叔探討，但還是忍住了。

比起急切地推動他信主，我更希望自己先學會講理——我有一個家，天熱了，天冷了，受傷了，都想往裡面鑽。現在，與其把自己的家強行送給他人，還不如等待，等待那人帶著疲憊的影子，尋找到屬於他的溫暖的永恆的家。

我更不要用白顏料劃一個圈，權威般地寫上：拆！

作者畢業於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系，現居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