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方镇明

本文原刊于《举目》官网2016.05.19

领袖必须具有诚信，对此没有人反对。然而，我们有否注意，诚信的体制，同样不可或缺！领袖的诚信和机构的诚信，是紧密相连的，也是互相影响的（注1）。

如果机构缺乏诚信体制，领袖便容易在诚信方面出问题。赵镛基牧师的事件正表明，他的错误不单是他和儿子的诚信问题，更可能是，他所在的教会在体制上出现了诚信问题。（编注）

沃利（Robert C. Worley） 在《陌生人的聚会》一书中说，当一个牧者在道德行为上出了问题，我们不仅要询问牧者的品格或性格问题，也要思考，是否他所在的机构，造成和容让了此事的发生（注2）。

我们要意识到，这个世界，是危险和有罪的，充满挑战，即使是教会也不能幸免。

人常有错误的安全感，认为教会或基督教机构里，不会有诚信不足引发的道德不当。结果，教会和机构的管理层、董事会，疏忽了诚信道德体制的建立。

 

电影揭露了天主教机构缺乏诚信

天主教神父性虐儿童的丑闻，是一个实际的例子。根据2004年约翰杰刑事司法学院（John Jay College） 的调查，美国天主教的主教，在1950年代，已经注意到，神父性虐待儿童的情况很普遍（注3）。

到了2015年，美国的写实电影《惊爆焦点》(Spotlight)，再次揭露出情况的严重性。

该片荣获2016年第88届奥斯卡最佳电影，叙述了2001年《波士顿环球报》(Boston Globe)的记者，如何揭发波士顿枢机主教罗宾纳(Bernard Francis Law, 1931~)，在带领教区的30年期间，隐瞒90位神父性虐儿童的事件。

这位罗宾纳主教，从不革除犯案的神父。犯案的神父接受 “心理的辅导”后，被调派到另一个教区，继续任职。这教区对神父的道德问题毫不知情，结果，神父继续性侵儿童。

天主教不能有效纠正神父性侵儿童的状况，归根结底，是由于教庭的法规规定，枢机主教等神职人员不能泄密。所以，即使在记者揭发后，枢机主教罗宾纳，一直到2002年辞职，也没有交代事件的真相。

波士顿教区有一位神父，在1970年代至2000年之间，强奸、性虐了130位儿童，却仍任职于各教区，未受到任何法律制栽。

不仅在波士顿教区，在美国的其他教区，天主教神父性虐儿童的事件，也屡屡出现。各教区的主教，同样隐藏事件，以致情况越来越糟。

为什么天主教众多枢机主教，不将犯案的神父撤职，然后交给政府，绳之以法呢？

一是天主教教会惧怕这些事件羞辱罗马天主教的名声，更重要的，根据《教庭的法规》(Canon Law)，教庭的秘密不能外泄。神职人员的道德错误，只能在教庭中审理。这法规是教宗庇护11世(Pius XI)，在1922年制定的，其后历代教宗重申（注4）。

梵蒂冈对神父性虐儿童的处理，显然视教会的名声高于诚信的真理，因而以金钱贿赂受害人，隐瞒事实真相。

如此庞大的天主教机构，自恃具有高尚的道德文化，却不愿意改变错误的法规；也不罢免犯案的神父，阻止其再次性虐儿童；也没有积极地在组织和体制上，做出应对和改变，以避免事件再次发生；更没有提供诚信的培训，确保机构上下有全然委身于诚信的价值观。

结果，教会中性虐儿童的状况始终无法改善。而且，因为隐藏真相，更多的儿童受害。

《惊爆焦点》里多处描述记者想尽办法，寻找证据。其中一幕，记者与天主教聘请的律师对质，要求律师站在真理那边，而不是教会那里。

另一幕是记者说服受害的信徒及家属，共同站起来对抗神父的邪恶行为（注5）。

普遍来说，天主教徒不愿意公开被神父性侵之事，即使受害者是自己的儿女也一样。

柯林斯(Andrew Collins)在澳洲的听证会上，描述他多次被神父性侵。当他公开此事后，他的很多亲属都怪责他。他说： “因为这件事，我几乎失去全部家人，不只是父母姊妹，甚至是阿姨、叔叔，及堂兄姊。”（注6）

对此，笔者认为，信徒当存著 “无亏的良心”，勇敢地指出，天主教会处理性侵事件的缺乏诚信。

唯有这样，才能阻止悲剧继续发生；唯有这样，才有“在上帝面前的诚信”；唯有这样，才对得起上帝、对得起人、对得起教会。

没有这样的诚信，教会不能在现今相对主义盛行的社会中，再次站立起来，成为世界的盐、世界的光。耶稣不是教导信徒，发出光亮的蜡烛要放在桌子上，而不是桌子底下吗？

 

谁能改变梵蒂冈的规定呢？

根据2012年10月份的报告，天主教波士顿教区被性虐的儿童中，有40位自杀身亡。

在2016年澳洲皇家回应儿童性侵委员会的听证会上，澳洲巴拉瑞特(Ballarat)教区在1960至1980年代，神父性侵儿童有几十个案。很多儿童选择自杀，结束生命。幸存者则患上忧郁症及创伤后压力症候群(PTSD) 。

这些数据，说明天主教在体制上必须进行改革！

天主教新闻部(Catholic News Service)在2016年回应《惊爆焦点》的指责，说，该片对神父性侵儿童的丑闻描述大致上正确。不过今日的天主教教会，情况已大幅改善（注7）。

天主教官方的言论是否正确呢？当然不是！

在2014年，澳洲主教罗宾逊(Bishop Geoffrey Robinson)，在澳洲皇家委员会(Australian Royal Commission)作证，承认主教不能泄露神父性侵儿童的事件。

对此，澳洲律师塔普塞尔（Kieran Tapsell）解释，根据梵蒂冈的规定，无论是澳洲的主教，或其他国家的主教，都不能即时公开神父性侵儿童的事件，只能带回天主教教会当局那里（注8）。

塔普塞尔说，直到今日，没有一位教宗发表文件，谈如何改善神父性虐儿童的情况。

教宗约翰保禄二世(Pope John Paul II)，对此事件保持沉默。他的继任人，教宗本笃16世(Benedict XVI)，在2010年，更把“教庭的秘密不能外泄”的规定，直接用于神父性虐儿童案件，并且不同意神职人员进入性虐待儿童的指控和法律程序。

其后，教宗方济各(Pope Francis)，在2015年，表示不会改变教庭的法规。

除非某些国家的法律，规定天主教必须向政府报告神父性虐儿童事件，否则，所有事件都必须保密。由于意大利的法律，没有规定教会必须向政府揭露教会中的不法事件，所以意大利的主教，直到现在为止，都无需报告神父性虐儿童的案件（注9）。

 

律法和文化之间的辩证关系

美国芝加哥枢机主教佐治(Bishop Francis George，1937~2015)说，无论是公义或不公义的法律，都会引导人民，影响社会的文化。

因此，如果要制止种族歧视，就必须改变贩卖黑奴的法律，改变种族隔离的政策（注10）。同样，如果要解决神父性虐待儿童的问题，天主教须废除相关的教庭法规， “如果你想改变一个损害的文化，你必须改变引发这文化的法规”（注11）。

他说，律法和文化之间存著复杂的辩证关系，彼此塑造、互相影响（注12）。

格兰登女士（Mary Ann Glendon）是美国驻梵蒂冈大使、哈佛法律教授，也是著名的保守派天主教徒。她同意佐治主教的观点。她亦认为，法律会影响人对世界的看法，以及价值观（注13）。因此，改变教庭的法规，将有助减少神父性侵儿童的问题。

很可惜，时至今日，没有一位教宗愿意废除教庭的该项规定。塔普塞尔律师批评教宗缺乏诚信、正直的心。他特别批评教宗本笃16世，没有跟从真理，反而故意隐藏神父性虐儿童的事件，阻止主教向当地员警报告（注14）。

教庭制度中最严重的问题，是教庭并不革除犯案神父的职务。即使涉案的神父在教庭中被判有罪，却仍担任神父的职务，在新的教区中有机会再度侵犯儿童（注15）。 如果天主教视诚信为教会不可或缺的，则必须拥有诚信的领袖，也需要改革组织的法规。

 

建立道德诚信的体制

以上说明，具有诚信的教会体制，与具有诚信的领袖是同样重要的。两者都能够使全教会更委身于诚信的价值观。那么，诚信的教会体制究竟如何建立呢？能不能单单依靠改变教会的法规呢？

单靠改革教会的法规和政策，并不能阻止不诚信事件发生。例如， “安然” (Enron)是美国能源发展和销售公司，曾是《财富》世界500强名单中的第6位。

在2000年，该公司制定了一本道德手册，长达65页，称为《安然的道德密码》(Enron Code of Ethics)。书中高举诚信，并指导员工如何在各种层面，以诚信进行商业业务，等等。

然而，公司的高层却使用低劣的会计报帐的方法，隐藏公司几近10亿美元的损失。最后，公司在2012年12月宣布破产，成为当时美国最大的破产案。（注16）

“安然” 的破产，说明无论是公司组织，还是教会组织，具有详尽和正确的道德法规，不一定能使组织具有诚信。任何组织都需要在体制中，积极建立道德诚信的文化。究竟教会应当怎样建立道德诚信的文化呢？答案有三。

首先，教会的整个领导层，必须是诚信的典范，且积极地向信徒传递诚信的重要性。

第二，教会的领导层，必须创建、执行和推展诚信的培训。这些训练可以是演讲和公开的教育，让信徒明确认识教会对信徒的期望，并学习如何在实际生活中，实践诚信，避免和阻止不当行径。也可以用小组讨论的方式，大家参与，聆听和了解教会中的不诚信；还可以进行角色的扮演，深入了解人在不诚信的事件中的情绪和态度。

第三，教会要建立良好的沟通管道，教会领导层可以帮助同工和信徒处理道德、法律等问题。例如设立举报的机制，及纪律处分的制度。对于有不诚信行为的神职人员、同工，必须予以口头警告、书面警告、书面惩戒，及至停职、解雇等（注17），而非仅仅对其进行心理辅导，然后调任其他教区。

以上三种的方法，都是要在教会展示正确的道德和文化（注18）。教会的信徒和领袖，才有更大的动机和动力，行出诚信。

 

结语

一言以蔽之，教会除了具有诚信的领袖，还要建立诚信的体制。这两者都是教会诚信的重要基石。教会领袖的诚信是锚，能使教会屹立于世俗化的社会。诚信的领袖，则是诚信的体制中培养出来的。诚信的领袖和诚信的体制是互相影响，相互塑造的。

编注：参 王星然，《一场小虾米对大鲸鱼的硬仗 ——深入赵镛基牧师事件》，http://behold.oc.org/?p=21741。

注：

1. Joseph L. Badaracco, Jr., and Richard R. Ellsworth, Leadership and the Quest for Integrity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1989),  4, 206.

2. Robert C. Worley, A Gathering of Strangers, rev. ed.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1983), 28-29.

3. Kieran Tapsell, Potiphar’s Wife : The Vatican’s Secret and Child Sexual Abuse ( Hindmarsh, SA, AUS: ATF Press, 2014),  335.

4. Kieran Tapsell, “The strange disconnect between Pope Francis’ words and actions about sex abuse, ” National Catholic Reporter, retrieved April 8, 2016, from http://ncronline.org/news/accountability/strange-disconnect-between-pope-francis-words-and-actions-about-sex-abuse。

5.“Spotlight (film),” Wikipedia, retrieved from April 6, 2016,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potlight。https://en.wikipedia.org/wiki/Spotlight(film).

6. 余伊伦，“《惊爆焦点》又一章！包庇性侵幼童神职人员，教廷枢机主教出席视讯听证会”，(2016年2月29日)，撮自2016年4月30日，http://www.storm.mg/article/83629。

7. Robert Barron (November 17, 2015.), “Bishop Robert Barron Gives His Take on New `Spotlight’ Film,” YouTube, retrieved April 8, 2016, fro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l6j8PEXbPc。

8.“Kieran Tapsell on Bishop Geoffrey Robinson’s Testimony before Australian Abuse Commission,” posted on August 31, 2015, retrieved April 21, 2016, from http://bilgrimage.blogspot.com/2015/08/kieran-tapsell-on-bishop-geoffrey.html。

9.  2002年，美国政府在民事法中规定，天主教必须向美国政府上报有关个案。

10. Tapsell, Potiphar’s Wife, 156.

11. Francis George, “Law and Culture,” Ave Maria Law Review, 1/1 (2003): 6, retrieved 22 April 2015,  from  http://lr.avemarialaw.edu/Content/articles/v1i1.george.copyright.pdf

12. George, “Law and Culture,” 9.

13. James L Nolan, Legal Accents, Legal Borrowing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 37; cited in Tapsell, Potiphar’s Wife, 155.

14. Tapsell, Potiphar’s Wife, 351.

15. Tapsell, Potiphar’s Wife, 344.

16. Michael Miller, “Enron’s Ethics Code Reads Like Fiction,” (1 April, 2002), retrieved 22 April 2016, from http://www.bizjournals.com/columbus/stories/2002/04/01/editorial3.html.

17. Robert C. Chandler, “How to Prepare for and Survive an Ethical Misconduct Disaster,” in Robert C. Chandler, ed., Business and Corporate Integrity: Sustaining Organizational Compliance, Ethics, and Trust , vol. 1 (Santa Barbara, California: Praeger, 2014), 216.

18. Chandler, “How to Prepare for and Survive an Ethical Misconduct Disaster,” 206.

作者为美国韦敏斯特神学院哲学博士，主修神学与历史研究。现为加州圣荷西恩泉谷宣道会主任牧师，并任教于多所神学院。